第一个观点：中国城市的崛起主要得益于四大红利、引擎或竞争
最近在总结40年中国城市的崛起，提炼了一个中国城市崛起的理论模型，我认为中国城市崛起的因素主要有四个：
首先是制度的改革，这是城市崛起的基础，不论城市发展还是农村发展，制度改革都具有决定性影响。其次对于城市而言，又有三个关键因素或者引擎，一个是非农聚集即农业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和农业人口转移到城镇地区。再是企业全球分工，中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世界也发生巨大转折即出现全球化和全球分工，使得跨国公司将资金和产业迁移到中国。再有和其它国家和地区不一样的地方，中国城市政府有城市经营，这包括商业环境的经营，也包括土地的经营，它对城市崛起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这四个因素对一个城市的总体而言，可以说是同时起作用的，但它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四个因素的地位可能是不一样的。对一个具体的不同的城市来说，这四个因素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城市之间也是靠这四个因素来进行竞争的，即制度的竞争、人口的竞争、土地的竞争和产业的竞争。也可以说这四个因素既是引擎，也是红利，也是竞争的目标。
第二个观点：市场化改革是成就中国城市伟大竞争的关键因素
对于中国城市的崛起大家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即城市竞争是导致中国城市崛起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城市竞争的前提基础是市场化的改革。改革从内容上看有两条主线，一个是涉及产权的，我认为它是确认经济主体的责权利，通过改革经济主体有了追求利益的动力，这个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城市发展最大的一个动力源泉。第二是市场化资源配置，既提高了效率又保证了公平。当然这个市场化资源配置是在政府干预下的资源配置。
40年经历的改革有这么几个阶段：1978年的改革，1992年的改革，2000年的开放（其实开放也可以放在改革里面，是更大范围的改革），2013年18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虽然分成了四个阶段，但是我认为只有两个阶段，特别是1992年即90年代的改革是最为关键的，我甚至认为1992年之后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90年时代的改革，但从那以后改革很不顺利，进展比较缓慢。所以总体来说，直到现在，我们的市场化还不是很完全的市场化，只是半市场化。
市场化的改革创造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奇迹，下图的中国人均GDP和城镇化显示中国整体崛起以及城市的快速崛起。但是没有完成的改革导致半市场化，一方面，我们过去的改革或者说九十年代改革的红利正在消失，越来越少。另一方面，由于是半市场化的改革，新的制度不完善，新老制度并存，带来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正如一座房子建了一半，建设速度慢下来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回顾1978年和1992年的改革，国家都是处在国内形势十分严峻的背景下，也都处在各种思潮和议论纷纭的时候，最高决策者做出清醒的决策，以改革应对国内外的挑战和风险。当前国家又处在关键时刻，对国家未来的发展有许多议论，最高决策者应该力挽狂澜，按照18届三中全会的既定方针，加快推进实质性的市场化改革，用改革来对冲国内外挑战和困难，我们相信改革不仅可以根本应对内忧外患，而且可以确保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何迟疑和转向不仅会导致改革功亏一篑，也可能带来陷阱和深渊。
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增长与印度比较（1980-2018）
中国城镇化率的快速增长（1978-2107）
第三个观点：过去40年我们形成的四大红利正在全面消失
前面讲了改革及其红利在消失，现在讲城市的三个具体的引擎即非农聚集、全球分工和城市经营。我发现：城市的红利、城市的引擎和城市的竞争确实是分阶段转换的，目前上一轮竞争或者说旧时代竞争基本结束。简单回顾一下，第一阶段（1978-1992年）比人力：主要是发现乡镇企业，建设小城镇。第二阶段（1992-2003年）争外资：主要是建设开发区，发展外向工业。第三阶段（2003-2013年）竞土地：主要是经营土地，开发新城新区，炒房炒地。到了2013年以后，改革红利在消失的同时，劳动力、外资、土地的红利也在消失，四大引擎面临全面熄火或者降速风险。首先是人口红利消失。按照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13年的最新预测，“十三五”期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15年的9.38亿下降到2020年的9.29亿人，平均每年减少175万人。
其次，土地红利消失。从1978到2016年，中国城市空间即建成区面积与城市建设用地分别增长7.44和7.88倍。2014年中国城市人均建设面积为129.57平方米，大大超出国家标准的85.1—105.0平方米/人，高于发达国家人均84.4平方米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从2014年开始建成区面积增速显著下降，与此同时，尽管土地总体土地出让金增长较快，但是政府可支配土地出让金越来越有限。
再次，是外资红利下降。下图显示自2010年之后外商投资增速急剧下滑。从2000-2010年10%以上的平均增长速度，到2016年下滑到接近零增长。
2000-2016年实际利用外资及其增速
在中国城市争资和竞地的同时，国外的先进城市在进行巨大的、激烈的人才争夺。美国城市提出许多研究议题，致力于争夺优秀人才。
在第一轮竞争结束之后，中国城市竞争进入到第二轮，我认为：第二轮城市竞争的第一阶段就是争人才，首先，因为除了人才没有其它可争了，制度、劳动力、外资和土地红利都削弱了。其次，因为人才最值得争夺。人才目前的价值有三个方面，一是从供给侧看，高人力资本，意味着高端要素投入，因此有利于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二是从需求侧看，人才报酬多，所以能够扩大消费规模和促进消费升级。第三，人才可以带来税收，我们搞的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都和人才有关，所以人才这个红利在凸显。再次，人才规模日益巨大。过去40年改革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培育和积累了巨大的人才规模，这是中国持续发展最重大的资本。现在我们农民工说是有2.8亿，我进行了仔细的统计发现，40年我们全日制普通高校培养的大学生接近1亿人，且每年仍以700万左右的速度迅速增长，与此同时还有数千万的中专生，加上农民工中的大学生人才和各类人才，中国的人才总量超过或者将要超过农民工数量。如果我们把拥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确定为人才，中国的人才规模确实十分庞大，人才红利在逐渐凸显。
由于一些基础制度即土地、财税和金融制度等改革还没有推进，土地竞拍、房地炒作还在持续中，房地产泡沫在扩大，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融资的模式还在继续，地方债务风险继续积累。根据我们的研究测算：2017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平均房价收入比为1:7.5，35个大中城市超过1:10，重点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是合理区间的两倍；其次，金融机构的房贷比例偏高。2017年住房抵押贷款与房地产价值比（LTV）达到59.3%（中国人民银行测算），如果房价降幅超过50%以回到合理区间，则不少家庭存在“弃房弃贷”断供违约的可能；再次，居民部门债务率偏高。根据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测算：2017年居民部门债务占可支配收入比重达到110.9%，已高于美国家庭部门108.1%的杠杆率水平。而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7年房地产资产占居民总资产比重达73%，远高于美国的水平。显然，竞地等制度如不尽快结束，不仅土地等红利结束了，而且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和危机，导致的是人才和资金的两空已经出现端倪。
首先，竞地导致财空即外资跑了。
最近几年产业的转移和外资撤退的情况特别明显，房地产价格带来的成本上升迫使制造业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下图显示自2010年之后外商投资增速急剧下滑，外商企业数量从2010年后出现负增长并逐步扩大。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是产业出现失衡，由于炒房炒地更有利，导致全企炒房和全民炒房，大家都去搞房地产了，不愿意再搞实体经济了，实体制造业凋零，所以竞地导致产业的空虚化。
2001-2017年外商企业及港澳台工商企业增长率
其次，竞地导致人才跑了。
房价或地价过高导致城市的人才流失。之前我曾经做过一个房价与人收入关系的研究，发现存在一个倒U关系，如果房价过高，可能会导致收入降低，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见下图），进而导致一般人才甚至高端人才流失。竞地导致的高房价及其相关问题已经导致人才大量流失。根据胡润研究院与汇加移民最近5年连续发布的《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近十年来，中国高净值人群考虑移民的人数一直保持在60%左右。2016、2017年虽有所下降，但仍有接近一半的人还在考虑移民国外。从高房价城市看，媒体报道，华为被地方政府土地运作挤压从迁往东莞的案例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与此同时，不断攀升的高房价、地价导致人才资源的错位。这些数据反映出中国房价、地价迅速上涨产生的负面影响。
资料来源：胡润研究院与汇加移民联合发布《2017汇加移民•胡润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
第五个观点：只有改革才能重塑中国城市的新引擎、新竞争和新红利
既然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才竞争确实是下一轮竞争的核心，那我们就要围绕人才开启新一轮竞争，因为城市之间可以健康地竞争，并且确实可以推动城市的发展、国家的发展，以及有利于城市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要做到这些，必需开启三个重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