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万物兴衰背后的法则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早在两千多年前，老子就透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表象，洞察到了“天道”的逻辑——“损有余而补不足”。

近代以来，随着许多西方学者孜孜以求的科学考察和逻辑论证，“天道”的普适性被越来越多的人证实。美国科学院院士、威斯康星大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教授肖恩·B·卡罗尔的《生命的法则》一书，更是从小到人体内部的细菌，大到塞伦盖蒂大草原上的动植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上，为我们呈现了“天道”是如何“无微不至”地在万物之间起着作用。

“ 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法则。 ”卡罗尔在书中写道，“人体内的分子法则让每种分子和细胞的种类都稳定地维持在一定水平，自然界也存在可以调节动物种类和数量的生态法则。”

一说起“天道”，我们首先想到的会是食物链的自然调节。 任何物种的首要目的都是实现自我基因的繁殖最大化 ，所以，在生存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物种会无节制地自我扩展。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曾做过假设论证：

假设大象从30岁开始进入繁育期一直到90岁，这期间它们生育46胎，而它们本身可以活到100岁。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只需要740～750年就能让一对大象产生1 900万头后代。而只需要50代或大约2 500年，象群的总体积就可以超过整个星球。

早在距今5000万年前，地球上就出现了始祖象。但显而易见，我们当下并未生活在一个满布大象的星球上。背后的原因就是食物链自然调节的结果。

20世纪初，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萨瑟兰·埃尔顿通过对北极附近的极地岛屿的考察，意识到食物在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开始关注生物之间的捕食关系。后来，通过搜集相关资料，对比发现了旅鼠数量和它的天敌北极狐的数量之间呈正比，同时，加拿大北部的山猫和它的猎物美洲兔之间的数量也呈正向关系。

埃尔顿分析相关数据后发现，动物种群数量在不受任何限制的前提下，确实可以实现爆发式增长，但在爆发式增长过后又会骤减，这揭示了外部作用力的存在。据此，他在1926年撰写的书籍《动物生态学》一书中，提出了“ 食物链 ”概念。

埃尔顿认为，食物是动物社会经济中的“现金”。“ 对任何动物而言，最基本的动力都是找到充足的食物。 ”埃尔顿分析道，“食物最容易引起动物社会当中的争端与冲突，而动物社会的结构与社会活动都是以解决食物供给问题为先决条件的。”

捕食与被捕食的关系将所有生物联系在了一起。植物是整个食物链的最底层，食草动物是动物社会的最底层，食肉动物则按照捕食与被捕食的关系逐级分层，直到出现一种没有天敌的物种而结束。

食物链的特点是，低端生物数量大，顶端生物数量少，生物数量顺着食物链层级往上呈现逐渐递减的趋势，埃尔顿称这一现象为“ 数量金字塔 ”。

之所以能够实现和保持“数量金字塔”这种区域平衡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 物种的数量扩张受到上层捕食者、病原体和食物供应的限制 ；二是 捕食对象数量锐减会对捕食者的捕食行为造成压力 ，捕食者为了应急转向其他次级猎物，捕食对象得以休养生息。

千百万年以来，地球各区域按照既定的“食物链”规则良性运转着，人类出现的早期也受其支配和调节。最初，人类祖先的主要生存手段是采集和狩猎，受限于当时捕猎手段和存储技术的限制，不会出现过度捕杀的现象。人作为一种在大自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物种，在自然规律的支配下与其他生物共生着，过着“逐水草而徙”的生活。

农业革命以后，人类开始大范围繁衍和定居，随着城市与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大和生产技术的不断提升，相较于其他地球物种，人类逐渐显现出明显优势，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只有有助于人类基因繁衍的小麦、牛、马、狗等少数物种的数量依托于人类数量一起增长。

工业革命以后，随着交通工具的革新和火器的大范围应用，很多之前人类未曾踏足的原始生态区域也遭到人类的屠戮，地球物种开始大范围灭绝，或者濒临灭绝。

“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毫无节制地狩猎、捕鱼、耕种，甚至破坏，却从未试图理解或是考虑过改变其他物种的生存环境或是打乱它们的生存方式会给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带来怎样的副作用。”卡罗尔在书中谴责道，“人类的数量已经暴增至70亿，我们为之付出的代价是要面对越来越多令人头疼的问题。”

看上去，人类似乎彻底跳出了“食物链”循环，不再受其规律制约，这是否意味着“损不足，奉有余”的“人道”战胜了“天道”呢？

小说《三体》中提到过一个“农场主假说”：

一个农场里有一群火鸡，农场主每天中午十一点给他们喂食。火鸡中的一名科学家观察这个现象，一直观察了近一年都没有例外，于是它发现了自己宇宙中的伟大定律——每天上午十一点，就有食物降临。它在感恩节早晨向其他火鸡公布了这个定律，但是这一天它们并未等到食物，它们等到的是死亡。

“人道”与“天道”的关系，其实就是火鸡科学家和农场主的关系。“天道”的强大之处，正是在于它很容易让人忽略其存在，可畏的是，它其实一直存在。

在人类数量突飞猛进的过程中，很多抑制手段也伴随而生。

当发现“食物链”的埃尔顿还在上学时，一位名叫坎农的美国生理学家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治疗伤员。战场的治疗经历为他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在此之前，他也研究过动物在压力状态下的生理反应。据此，坎农开始思考人体与外界的关系。

他认为，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许多行为阻止了剧烈变化的发生，使我们的体内环境保持在一个围绕中心窄幅变化的范围，诸如体温、酸碱度、水分、盐分、氧含量、糖含量等都处于一种复杂而脆弱的平衡态，他称之为“ 内稳态 ”。

内稳态确保我们的身体在受到外界干扰的情况下仍具备和表现出稳定的功能。之所以能够维持这种稳定，是因为身体内部既有拒绝正向变化的因子，也有拒绝反向变化的因子，它们共存于同一系统中，相互发生着作用。

“当某些因子的导向作用超过了阈值时，生理的平衡就有被打破的危险，此时内环境会自发地发生反向调节作用，使得内环境重新回到平衡状态。”坎农解释道，“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生理过程都不是我们可以主观控制的，它们完全是自发的应激反应。 ”

因此，尽管我们似乎摆脱了“食物链”循环，但是“内稳态”循环却在支撑我们生命的同时，反向控制着我们，这种控制最为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 疾病 。天花病毒，曾在半个世纪里夺走了3亿人的生命，肺结核曾经感染过70%~90%的城市人口，麻疹、百日咳等疾病也为 抑制 人类数量起过积极作用。

此外，还有很多社会化因素制约着人类数量的发展。一旦遭遇饥馑之年，因为旱涝、虫害等原因导致的粮食歉收会引发大范围的 饥荒 。以近代事件而言，19世纪50年代爆发的爱尔兰大饥荒导致近400万人丧生，抗战时期，河南旱灾导致约300万人死亡。新中国成立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数超过1000万。

除了饥荒之外，人类为了抢夺地盘与粮食而引发的 战争 也是制约人口发展的一大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伤亡人数达3000多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光死亡人数就逾越7000万。

讽刺的是， 人类通过社会化获得了进化优势，同时又因为社会化而大范围相互残杀 。

当下，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饥荒得到了有效控制。同时，伴随着全球化协作的开展，战争也被局限于小范围区域。而医疗手段的提升也让很多疾病得到有效控制甚至被彻底消除。

但与此同时，暴饮暴食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心脏病和糖尿病患者，作息不规律、生活环境恶化也让癌症患者数量激增。此外，快节奏生活导致的失眠和抑郁不断扩大和蔓延，自杀人数不断飙升。在自然界已然没有天敌后，人类成为了自身最大的天敌。

《道德经》言：“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 。”“天道”的存在和作用是无所不至、无所不包的，只是受限于特定的观察视角，我们有时候并不容易意识到它的存在，而越是这种时候，越是要对其充满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