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为何三令五申鼓励创新
对“创新是发展的动力”我深信不疑。
可近段时间却总在想：既然创新是发展的动力，那么创新本身的动力由何而来？
绝非多此一问，前不久在一个座谈会上有科技部门的官员也说：体制创新与科技创新如同汽车的两个轮子，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好创新的动力问题。
一语中的，这位官员点到了要害。是的，若不是创新动力不足，中央何必三令五申鼓励创新呢？
不过仔细推敲，该官员的结论虽然对，但把体制创新与科技创新比作汽车的两个轮子未必恰当。
其实，习近平总书记有个比喻更精辟：“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把这一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的点火系。”
言下之意，是说科技创新需要体制创新去推动。
我写这篇文章，正是要讨论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要
探讨
怎样通过体制创新增强科技创新的动力
。
科技创新主体是谁
要回答此问题，首先得弄清楚科技创新的主体以及不同主体的追求目标为何。对以上问题若不清楚，体制创新便无所适从。不知道体制如何创新，当然也就无法通过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主体是谁？学界通常认为，科技创新主体有三个：一是政府，二是企业，三是科技人员。
不知读者怎么看，我的看法，政府是体制创新主体而非科技创新主体，政府可推动科技创新但不直接从事科技创新。企业与科技人员当然是创新主体，但两者的追求目标又有不同：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科技人员则是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
政府的创新动力从哪里来
政府作为体制创新主体，创新动力从哪里来？
有学者认为是来自对民族复兴的追求。
这看法我赞成。鸦片战争后一百年，中国积贫积弱、饱受凌辱，实现民族复兴确实是政府追求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赢得了独立，可之后三十年经济发展处处受制于人。1978年，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全国科技大会，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由此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
可见，政府当初推动改革，既有追求民族复兴的动力，也有落后挨打的压力。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政府由各级官员掌控，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已越来越多地触及官员的利益。因此我担心政府的改革动力会弱化。不是杞人忧天。
读者想想，中央为何强调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我理解，就是提醒大家改革阻力在加大
。
为何企业不放手创新
再看企业的创新动力。
企业的追求目标是利润最大化。有利润最大化的牵引，照理企业应积极创新才是。可据我所知，时下不仅国企缺乏创新动力，民企也普遍创新不足。
何以如此？我的解释，是技术创新有风险。
经济学家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中曾将企业分为三类：风险偏好型，风险规避型，风险中型。现实中由于创新失败的概率往往高于成功的概率，而大多数企业又属风险规避型，这样创新不足也就不奇怪了。
要追问的是，企业分为国企与民企。国企的创新风险由国家（或全民）承担，可为何国企不放手创新？
思来想去，我认为问题出在企业绩效考核上。国企创新失败虽无需高管赔钱，但势必要影响企业当年的绩效。投鼠忌器，企业高管对创新难免患得患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