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破不立，大跃进的发动，是从反对“反冒进”开始的。1955年夏，国务院开始着手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五年远景规划及“二五”计划轮廓。10月，毛泽东看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对设想中的发展速度不满意。12月，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从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转到经济建设领域，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反对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人民日报》1956年的元旦社论，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很快，各部门、各地区纷纷提高计划指标、追加基建项目，形成了一波建设高潮，一些地方也出现了脱离实际情况，胡乱提高指标，盲目上项目的情况。在此过程中，1956年6月，在周恩来主持下，付出很大力量压缩预算和计划指标，形成“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的指导思想，并得到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的赞同和支持。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审定的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毛泽东对反冒进和这篇社论，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认为恰恰是对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他在收到刘少奇送来的社论稿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1957年9月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便把反冒进作为一个严重问题公开提出批评。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
1957年12月底和1958年1月初，召开了两次杭州会议，毛泽东再次批评反冒进，第一次点名批评了周恩来等人。他的两次讲话讲了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问题等十七个问题，这可以说是《工作方法六十条》的雏形。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央在南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史称南宁会议。毛泽东以鲜明的态度批评反冒进：“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开始做自我批评，刘少奇也对社论做了自我批评。1月21日，毛泽东作总结讲话，形成正式文件时提名《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毛泽东还提出一个在他看来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叫做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他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经过南宁会议，毛泽东的主张，在中共最高领导层被一致接受了。
要推广大跃进，“多、快、好、省”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发动和依靠群众，因此，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到：“要改掉官气，官是可以做的，但要打掉官气。最好根绝官气。不论什么大官，主席也好，总理也好，都应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在人民中出现，使工人、农民感到和他们平等，我们自己说平等靠不住，要使对方感到平等。这六、七年来官气十足，做了官有了架子，因此要整风，要整掉官气，民主党派也要整风。”[7]2月1日，开始了十天的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会议提出了1958年的基本建设总投资增长17.8%，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增长6.1%，工业总产值增长14.6%，钢产量拟定为624.8万吨，增长19.2%。同时，《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继续批评右倾保守思想。
3月4日，中央在成都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此时，全国上下正在掀起一个生产高潮。会上，指标方面从原来的十五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英国，变成“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又增加了“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对于一些地方提出的太离谱的高指标，毛泽东还有所顾虑。比如，辽宁提出两年实现亩产四百斤，毛泽东就说：“不要吹得太大，还是五年计划争取三年完成，这么个快法，我有点发愁。可以提得活动一点，留有余地，再看一看，以免被动。”1957年冬和1958年春兴起了大搞水利运动，在许多地方，已经冲破了现有合作社的规模，要求并社。这就是人民公社运动的起因。在社员家庭副业方面，毛泽东采取慎重和保护的政策。他说：苦战三年，不要减少自留地和个人的养猪。三年内增加合作社积累。成都会议是继南宁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在发动“大跃进”的道路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1958年5月5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8]。5月8日，毛泽东讲话：他说：“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我们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它们总是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又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对外国人来说，我们不行。对孔夫子来说，我们也不行。”“总之，这都是迷信，一切迷信都要打破。”他引用大量事例，证明自古以来，大学问家、发明家，开头都是年轻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受压迫的人，或者学问比较少的人。他说：“我们的同志要敢想、敢说、敢做。……劳动人民蕴藏着的创造性、积极性很丰富，过去就是上层建筑——党和政府不提倡，或提倡不够，压制住了，没有爆发出来。现在开始看见劳动人民、六亿人口的这种创造性。去冬今春才开始爆发出来。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都爆发出来。”在毛泽东的积极调动下，大会的发言都是充满激情的，有不少豪言壮语。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和地方上的一些负责人，纷纷提出各自部门和各自地区的生产高指标。很多部门提出“十五年赶上美国”的口号，一些代表发言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原规定十二年完成)。冶金部门提出，1959年钢产量计划1200万吨，1962年3000万吨，1967年7000万吨，1972年12000万吨；化工部门提出，我国化学工业也能在十五年赶上美国，而且群众可以用土办法办化学工业；铁道部门提出，在今后十五年内修建十二万公里铁路(当时全国共有三万公里)，等等。这些高指标，是在不断批评反冒进，批评教条主义，大力倡导破除迷信的过程中，人们的头脑越来越发热，一步一步抬起来的。这次会议通过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还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总路线和这一系列口号标志着经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直至八大二次会议，全国“大跃进”已经进入高潮。
8月初，毛泽东用一个星期时间视察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农村。在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看到人民公社的牌子，点头称赞：“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加上个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
8月17日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召开。此时，毛泽东感到1100万吨钢产量的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但他仍想再努一把力一定使它完成。8月21日，毛泽东再次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并讲话。他说：“我看1100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六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可能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完成1100百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大事。”因此，他提出要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关于人民公社，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日大二日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会议作出两项重大决定，一是1958年钢产量107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二是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
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翻一番的伟大任务》，指出这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在各级领导干部带领下，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满山遍野的小土高炉，一到夜晚，几乎到处可以看到一片一片的火光。同时，在全国农村立即出现了一个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完全突破了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的先做试点的范围，突破了他关于明年春天实现公社化的规划，他和刘少奇再三讲的暂不实行“吃饭不要钱”的意见也不算数了。其来势之迅猛，远远超过当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到九月底，90%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全国成立了二万三千多个公社，平均每社近四千八百户，还出现了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或县联社。人民公社取代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中国农村唯一的生产组织，同时又具有基层政权的社会管理职能。
至此，大跃进已在全国全面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合起来被称为“三面红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