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茨威格起的的书名《人类群星闪耀时》，其实我一直都很不感冒。他用的词是全人类，但里面举的例子全部都是他们西方人自己的例子，这骨子里就透着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东西在里面。而“群星闪耀时”这个名词其实也不太准确，因为德文原文是Sternstunden，这个词原本指的是在人的一生中出现的某个幸福的高潮或宿命般的时刻，对于接下来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的影响。而茨威格实际上拓宽了这个词的含义，将它用于整个西方历史上，用来描述对于人类历史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事件或时刻。
茨威格本人虽然是犹太人，但他其实是整个欧洲文化的忠实代表，那是他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他对整个西方文化的情感可以说是最为虔诚和崇敬的。他所撰写的各种传记或历史速写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一情感展开。但是正如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所言：“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所以，在目睹了二战中整个欧洲政治形势的恶化之后，他才会给自己的自传起了一个《昨天的世界》这样的题目，其中的伤感不言而喻。也正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他才会在1942年选择自杀，“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样一位作家的传记和历史作品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虽然他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的选择其实比较主观随意，标准并不明确统一，但是作为欧洲文化的狂热拥趸，他用鲜活的笔触将他眼中的西方文化给予了最高的礼赞。这对于中国读者了解欧洲文化以及欧洲人自己的文化反思很有帮助。当然这也就给了翻译者带来了挑战，如何让缺失文化语境的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欧洲文化，只能依靠译者的勤奋和认真。
每次的查找过程对我而言都是一次很好的学习过程。在做历史传记类翻译时，我所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尽可能多地去查找资料，认真地将自己代入到普通读者的视角，看看哪些来自异域的东西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陌生的，而这些也正是我们翻译工作者需要认真对待和处理的，因为正是这些异质的事物是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相区别的地方。只有真正懂得了对方，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独特之处，也会明白其他民族和文化是多么的不同。
跟着巴尔沃亚，我知道了西班牙殖民者中的边疆总督与伊达尔戈骑士；随着穆罕默德二世的野心，我知道了乌尔班大炮与铁锁横江的存在；跟随着亨德尔的“复活”，我知道了阉伶艺术的衰落与清唱剧的兴起；我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翻阅拿破仑的生平与故事，探问歌德老年生活的蛛丝马迹，追查苏尔特故事的真相与本来面目，阅读茨威格写下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的生平传记来了解作家的意图所在，去查找大西洋电缆铺设的前因后果，研究人类的北极与南极征服史，拓展自己对于十月革命的阅读视野，了解西塞罗与威尔逊身上的共和民主制与和平主义气质。
（巴尔沃亚的发现太平洋之旅）
（巴尔沃亚沐浴太平洋的海水）
（君士坦丁堡之围）
（君士坦丁堡城防图）
（乌尔班巨炮）
（亨德尔《弥赛亚》的演出）
（绝代阉伶）
（《马赛曲》诞生的街道）
（垂暮的歌德所倾慕的Ulrike）
（苏尔特发现黄金的地点）
（苏尔特的领地）
（列宁的火车）
虽然有的时候结果并非很乐观，但做翻译的乐趣却正在其中。读了很多资料，懂了若干道理，获得了某些知识，也让自己的思想更加开放宽容。在茂密的词语从林里，到处都是盛开的知识鲜花，而我愿化作一只蜜蜂，用身上的细毛去触碰那甜蜜的芬芳，希望能够粘上一些知识的花粉，让我干渴的心灵得到慰藉，然后稍作休息，再飞向下一个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