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进入了一个这样的时代：一部电影的成功，不再取决于它的品质和表达的有效性，而是取决于它能通过与时下社会议题的结合吸引多少眼球，以及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它提出的论辩自圆其说，即便这种论辩在有些时候听起来像诡辩。

在2024年戛纳电影节大获成功的《某种物质》，便是这种新型潮流的体现。它在叙事、审美、洞察力、论辩完整度和表达深度等方面都算不上优秀，但因为主题抓得巧妙，尺度放得够开，且在全片中保持着一股不管不顾的疯狂能量，博得了许多公允或不公允的赞美。如果把它视作一部B级片，《某种物质》显然有效地完成了恫吓和恶心观众的使命；但如果把它视作一次严肃认真的社会批判或女性主义表达，《某种物质》似乎并不能经得住审视与推敲。

自从《钛》在三年前凭借惊世骇俗的大尺度风格问鼎金棕榈之后，B级片在以戛纳电影节为代表的艺术电影界登堂入室的趋势，便愈发明显。而它们大放异彩的原因也不难理解，毕竟当参和电影节的评委和记者们经历了多日艺术野心与社会良心的轰炸后，看到一部不绕弯子直接作用于感官的B级片，就如同连吃十多天精致法餐后突然看到一盘毛血旺端上桌，顿时能获得一种不顾体面的爽感。

体面二字也确实不在《某种物质》导演科拉莉·法尔雅的考虑范围内。鲁迅说过，没有人会画鼻涕、大便、癞头疮；法尔雅虽然没有直接在电影中拍鼻涕大便，但她对人体污垢和分泌物的极致呈现，也足以颠覆鲁迅在近百年前的认知。片中的油腻男制片人哈维，第一次出场时被一个架在小便池上方的鱼眼镜头拍摄，第二次出场时，法尔雅则拿微距镜头对他正在吃东西的口腔一通狂拍，恨不得将其牙结石、牙菌斑和卡在牙缝里的肉屑一网打尽。而这还远远不是全片最恐怖和恶心的镜头。

《某种物质》讲述了一个自我增殖和交换人生的准科幻故事：中年女星伊丽莎白年老色衰、巅峰不再，她被自己主持多年的健身节目解雇，曾经对她趋之若鹜的电影圈，也不再向她发出邀约。陷在人生谷底的她，在机缘巧合之下，得知了名为“某种物质”的神药的存在：此药能使你的身体中增殖出一个青春美貌版本的自我，代价是你必须与另一个自己共享人生，恪守七天轮班制，而你在休眠期也不得不成为另一个自己的营养皿，如果对方不按规则行事，后果对你们二人来说将不堪设想。

如上剧情设定，为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耸动镜头提供了前提：“新造的人”苏从伊丽莎白的后背“分娩”而出，她紧接着用一针一线将伊丽莎白破裂的后背缝上，并在需要为自己“充电”时拿几十公分长的针管从伊丽莎白的后背提取脊椎液。苏对生命的贪婪和对营养的过度提取，使得伊丽莎白愈发衰老丑陋，逐渐变成怪物。而苏在影片临近结尾处一次不择手段的操作，更是创造出一个比之前更可怕的畸形怪物，成为所有观众的梦魇。

这个“终极怪物”在影片设立的语境中，显然是对社会所建立的不可企及的美丽标准，及建立此标准的男凝秩序的反叛。既然男人会居高临下地说“好女孩就应该笑靥如花”，那么好，《某种物质》就是要把打碎门牙的血淋淋的微笑亮给你们看；既然男人会猥琐地开玩笑说“如果她的五官像她的大胸一样完美就好了”，那么好，《某种物质》结尾处的怪物真的会把乳房摆在脸上。现在你们这些男人满意了吗？

影片在结尾处的反转表达是生效的。问题在于，它在前面近两小时的时间里对男凝社会和娱乐机器的呈现，实在过于扁平生硬和单调无趣。我们都知道好莱坞的名人文化有多肤浅，但用连篇累牍的丑陋镜头来强调这一点，只会让影片本身也变得肤浅丑陋；我们都知道男凝秩序是一种吃人的秩序，但用无休无止的臀部/胸部特写镜头来申明这一点，只会让人感觉这影像也是其所批判的秩序的帮凶。

《某种物质》对耸动镜头的极致运用会让人想起《钛》，而片中无处不在的架空感和塑料感则与《芭比》隔空呼应。两部电影都试图通过塑造出一个充满假定性的世界，对现实中真实存在的父权制做出寓言式批判。但两者的不同在于，《芭比》的寓言手法或许是出于不想直接冒犯男性的初衷，但对于《某种物质》这样一部以冒犯观众为己任的电影，对男权社会的塑料化呈现就只能显出某种虚空打靶的效果：既然它塑造的男性形象是如此刻板、符号化、不可信，那怎能指望这个故事做出有效的女性主义表达？

但法尔雅也为自己设计了一条看似合理的退路。对B级片的类型借用为她的种种可疑决策提供了托辞：当她的影像显得丑陋时，她可以说她是在讽刺娱乐业的丑陋；当她的趣味显得可疑时，她可以说她是在讽刺男权社会的品位可疑；当她设计的剧情走向荒唐到完全不成立时，她可以拿B级片的属性作为自我开脱的借口：我拍的不过是一部类型片，又不是高雅艺术片，干嘛这么较真！

但在这种诡辩论的背后，隐藏的是法尔雅及许多同类艺术恐怖片导演既要又要的意图——既想保留B级片的免责声明，又想借助电影节光环，为自己作品的所谓艺术性镀金。但在很多时候，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羸弱的表达就是羸弱的表达，垃圾影像就是垃圾影像。它们不是对任何事物的讽刺，除了对它们自身。而我们则应当保留辨识出这些诡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