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上帝与财神：伊斯兰教传播的地理解读

世界宗教分布与传播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最近，Stelios Michalopoulosy , Alireza Naghaviz , Giovanni Prarolo的论文“Trade and Geography in the Spread of Islam”关注早期伊斯兰教如何传播。他们发现，不论在国家还是族群层面上，距离前伊斯兰时期（公元600年之前）商路的远近都影响了当今穆斯林的分布。此外，与伊斯兰教发源地生态环境越相似的地方，即点缀着肥沃绿洲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更容易接受伊斯兰教。研究者最后还讨论了上述现象产生的机制。

研究者首先列举了关于伊斯兰教沿长程商路传播的案例讨论。伊斯兰教传播的四条路径——征服、经商、传教和移民——都与商路有关。首先，伊斯兰政权的征服沿商路展开。特别是阿拉伯人击败波斯人之后，大批内亚（Inner Asia）名城先后伊斯兰化。同时，伊斯兰教支持穆斯林商人直接沿商路贸易，而非依赖中间商，这就使得内亚、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都与穆斯林商人发生接触。由于穆斯林商人倾向于跟穆民做生意，这就给了当地商人皈依伊斯兰教的动力。不仅如此，商路上还有传奇的苏菲派僧人传教，有穆民的迁移和婚姻。以上都提供了伊斯兰传播的助力。

除了商路之外，生态环境对于伊斯兰教传播也有重要作用。在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阿拉伯半岛，其生态主要由干旱半干旱气候构成，沙漠里有少量的农耕地和沙漠绿洲。半干旱地区适宜放牧，少量肥沃土地则孕育农耕。这种生产结构天然有利于分工和交换。然而，带来的商业也会产生不平等和社会矛盾。1377年著名伊斯兰学者伊本 · 赫勒敦就把游牧的贝都因社会和城市社会的冲突视为影响穆斯林历史的重要因素。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既鼓励商业也提倡再分配的伊斯兰教也就更适宜在这一类地区流传了。

研究者的统计结果显示，距离公元600年商路的远近与1900年旧大陆各国的穆斯林占总人口比例大小呈反比。距离商路越远，穆斯林占比越少（见图二）。另一方面，农耕适宜度的基尼系数变大则会显著增加穆斯林占比。如果把跨国数据换成跨族群数据，这一结果依然稳健。研究者还考虑了单一国家内部族群、以及族群是否在伊斯兰帝国内部等因素，结果依然显著。

那么，靠近商路和农耕适宜度的基尼系数大究竟说明什么？对于前者，研究者认为靠近商路意味着更多参与商业。为此，研究者使用了SCCS数据，因为该数据中有族群生计依赖于贸易程度。结果显示，到商路距离和依赖商业程度负相关。而对于后者，在研究者的分析框架中，农耕适宜度的不平等对应的是游牧-农耕的二元经济结构。统计结果显示，不论现代还是前现代，居住在土地农耕潜力均值低、基尼系数大地区的人们有更多的土地用于放牧，穆斯林的分布倾向于放牧地区。一地区历史上的放牧程度越高，也就越依赖于贸易来营生。也就是说，基尼系数、游牧经济、贸易发展、伊斯兰教传播之间存在着正向的关系。

至于为什么游牧-农业二元经济有助于促进伊斯兰教，已有两种观点予以解释：一种是穆斯林倾向于移民到熟悉的环境；另一种认为伊斯兰王朝的早期征服依赖于骆驼运输，离开骆驼的区域无法维持驻军。研究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存在不足，并提出两种新解释。第一是伊斯兰教教义有助于促进商业，而商业为游牧-农业经济所需。第二是伊斯兰教缓和了游牧和定居族群之间的冲突，维护了长程贸易。

本文研究了政经环境和信仰制度之间的互动，并且特别关注地理环境对于信仰的影响。伊斯兰教兴起又是重大历史议题，看点十足。然而，寻根究底的读者也许仍感不满。研究者提出了沿商路传播的四条路径：征服、商业、传教、迁移，但是在机制解释中，只侧重于商业效应的挖掘。武力征服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替代性假说，并未得到检验。根据李伯重所著《火枪与账簿》（2017），伊斯兰教传播在不同地区有异质性。内亚较之东南亚，伊斯兰教传播武力成分更多；且在商路沿线，与军火贸易、地方政局、国际关系呈现紧密联系。在政治制度作用于文化传播已为目前研究所支持的背景下，本文研究者对此的忽视令人遗憾。

文章来源：Stelios Michalopoulosy , Alireza Naghaviz , Giovanni Prarolo. (2017). Trade and Geography in the Spread of Islam. NBER Working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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