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37年8月28日，本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却因为一封公函而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特别日子。这一天，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接到了来自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公函要求：三校南迁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一个多月前，“七七事变”爆发，硝烟弥漫的北方，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长沙临时大学旧址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但课桌未稳，部分教授和学生还没到来，长沙的天空就响起了空袭警报。淞沪会战失败，上海沦陷，1937年12月，南京又陷落。日军进逼武汉，长沙立成危卵。“国家亡了可以复兴，文化亡了就全亡了。”为了保住文化血脉，临时大学决定西迁。“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其中一路，完全徒步，得翻山越岭3600里才能抵达昆明。
“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西南联大师生在“长征”路上
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父亲，是著名的爱国诗人陈三立。日军打进北平后，陈三立绝食而亡。陈寅恪正忙着为父亲办丧事，日本宪兵队却送来了请柬，邀请陈寅恪到宪兵司令部做客。于是，父亲丧事还没有办完，陈寅恪就含着悲愤悄然离开了北平，汇集到“联大长征”的南迁队伍之中。
学者闻一多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加入了长征。当时，日本人公开承诺：“留下来教学，照样保证丰厚年金。”作为教授，闻一多可以有保姆、有厨师、有车夫，还可配两个文书，生活舒适又体面，但他只“呸”了一声就拂袖而去。
物理学家赵忠尧，为把50毫克镭带到昆明，冒着杀头危险，化装成难民，“天涯孤旅，千里走单骑。”把装镭的铅筒，贴身紧抱在怀里，坐火车时，数天数夜不敢合眼。抵达昆明时，胸膛已烙上两道血印，但赵忠尧却为此雀跃不已，因为他保全了中国高能物理的全部家当。
1937年，北平沦陷时，北大教授邓以蛰的儿子邓稼先正读高三。在一次日本人召集的聚会上，邓稼先怒不可遏，撕掉了日本国旗。当晚，志成中学校长赶到
邓以蛰
家，“开始追查了，赶快把孩子送走。”临别之际，
邓以蛰
对邓稼先说：“儿啊，你要学科学，学科学为国家。”邓稼先逃出北平，辗转跋涉来到昆明。“我随后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后来，邓稼先成为“两弹一星”元勋。李政道几乎和邓稼先有着相同经历：高中一毕业就遇上日军入侵，经历九死一生，才从沦陷区逃到云南，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师从吴大猷，195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938年2月，“联大长征”队伍抵达湖南常德
1938年4月28日，经过数月跋涉，“联大长征”队伍终于抵达昆明。这段艰苦卓绝的长途迁徙，在中国教育史上绝无仅有，后人将其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这一场旷世的文人长征，不仅保存了中国文化的精英血脉，更开启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壮丽探险”。六天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西南联大”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
02
到昆明后，西南联大没有校舍，主要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为了恢复正常的教学功能，学校把大部分经费用来购买了图书和设备。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昆明后，校长梅贻琦请两人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两人欣然受命，一个月后，一个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但这个一流设计方案立马被否，因为学校拿不出这么多经费。此后两月，梁思成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
梁思成先生设计的西南联大校舍
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时，联大建设长黄钰生满脸无奈地说：“除了图书馆屋顶可以使用青瓦，教室、实验室可以使用铁皮之外，其他建筑的屋顶一律覆盖茅草，砖头木料再减一半，麻烦您再作一次调整。”
梁思成忍无可忍，冲进校长办公室，把设计图狠狠砸在梅贻琦办公桌上。“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每个农民都会盖，要我梁思成干什么？”
梅贻琦把图纸一张张收好，歉疚地说：“思成，以你的大度，请再谅解我们一次。”
梁思成接过图纸，喉咙哽咽住了：“你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
梅贻琦喉结上下滚动，声音颤抖：“思成，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行吗？”半年后，一幢幢茅草房铺满了西南联大校园。
梁思成先生设计的西南联大校舍
梅贻琦卖掉了汽车，辞退了司机，为了组建承揽工程与项目的学生服务社，以赚取外快贴补教师们的困苦生活，他几乎卖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
1940年后，梅家常连青菜汤都喝不起了，偶尔吃一顿菠菜豆腐汤就是过节。为了回请云南省主席夫人，梅夫人韩咏华变卖了自己所有的首饰。为维持一家生计，她只好上街摆摊卖米糕。有次大雨，卖糕的梅太太被淋成了落汤鸡。梅贻琦接过篮子，把泡烂了的糕舀到碗里，一边吃，一边抹泪：“咏华，我对不起你。”
梅贻琦先生（1889-1962）
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为给病妻治病，每天不得不化装成乞丐，到菜市场捡剩骨头为妻子熬汤。后来，夫妇俩小茅屋遭日机轰炸，瓦缸里的面粉掺满了碎瓦片和泥沙，吴大猷只好把碎缸里的面粉捧起来，用洗面筋的方法把泥沙与淀粉洗掉，把仅剩的面筋留下来作为半月口粮。
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女儿是在凌晨寒风中出生的，那一夜，日寇飞机埋葬了他所有的家产。身无分文的他，用唯一的西装裹着孩子，从农民家里乞来了一件件小破衣褂。“孩子是穿百家衣长大的。”后来，费孝通女儿读大学时选择了农业，费孝通自己也成了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华罗庚先生一家
数学大师华罗庚的屋子被炸后，只好到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把牛圈上头堆草的楼棚租下来。牛住下头，华罗庚一家住上头。每天很早，华罗庚就拖着瘸腿，步行十几里路去联大上课。晚上，又伏案于牛棚潜心研究学术。老牛常借柱子擦痒，搞得楼棚地动山摇，人坐楼棚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棚里更是蚊虱成群，咬华罗庚充饥。但就是在这样的牛棚里，华罗庚攻克了十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国知识分子素来清高，以谈钱财为耻。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为维持一家生计，闻一多不得不挂牌治印，其内心之纠结和痛苦，可想而知。有一次，儿子闻立鹤不满父亲挂牌治印，怒气冲冲地责问：“这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听了，没有生气，沉思好半晌，末了说了一句：“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淡淡一句话里，包含了多少辛酸啊！
闻一多先生在治印
不少学生从沦陷区两手空空跑到昆明，失去了家庭支持，几乎一贫如洗，只靠学校发放的一二十元补助金维生。学生潘琰总是最后一个去食堂，因为可用饭费一半价格买到锅巴，那锅巴一半以上是砂子、老鼠屎，连倒泔水的农民都不要，猪都害怕。潘琰把锅巴买回去，用开水淘一遍，然后再用盐巴水泡着吃。
有次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着乞讨，朱自清被纠缠得无可奈何，说了一句：“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便走。连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为躲避日机轰炸，教授们住得很分散。有的每天要步行几十里路来上课，但从不迟到。刘文典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孔祥熙拨十万大洋给学校改善条件，但联大师生全体投票，一致同意：“将这笔钱捐给昆明人民，以报收留之恩。”
1942年，教育部决定给25位兼行政职务的名教授，每人发放一笔“特别办公费”，但25位名教授联名致函拒绝：“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
这就是刚毅坚卓，这就是文人风骨。
西南联合大学校门
03
战乱年代，执掌一所大学，都是一件非常令人头痛的事。要执掌三所名校组成的联合大学，更是难上加难。联合大学，究竟该怎么管？一开始，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三人轮任主席。但三个和尚挑水往往不如一个和尚。联大成立后，一系列矛盾开始显现。
最大的矛盾，就是职位配置。各校教授为此争得面红耳赤。情况严重时，甚至“群议分校，争主独立”。这时，北大历史系教授钱穆站出来，说了一句：“此乃何时？”一听这话，教授们立即安静下来。北大校长蒋梦麟接着站起来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从此，再没有教授出来争抢职位。
前排左三蒋梦麟先生，左五梅贻琦先生
西南联大校徽不久，南开校长张伯苓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然后，他去重庆开办了南开中学。不久，蒋梦麟对清华校长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然后，他也去重庆另兼他职。就这样，为了避免三校之矛盾，张蒋两人把权力“让”给了梅贻琦。后来，傅斯年责怪蒋梦麟不管联大事。蒋梦麟说：“不管者所以管也。一校三校长，好比一条裤子三人穿，如果三个人都去抢这条裤子，来回拉扯，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只能让一个人穿裤子。”
“蒋梦麟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曾想组建东南、西北、西南三所联合大学，但东南联大胎死腹中，西北联大先合后分，只有西南联大成功坚持了下来，这既得益于蒋梦麟、张伯苓的让，也得益于梅贻琦的“公”。“自从联大成立，梅公心中就只有联大，没有清华。”清华有庚子赔款作后盾，设备经费远胜其它两校，但三校共用之。清华工学院建立了学生服务社，对外承包工程、建设房屋、开办工厂。当时三校在财务上各有各的“房头”，这笔钱本算是清华的“私房”收入，但梅贻琦却拿出来补贴其他两校。
左起：朱自清、罗镛、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课程设计上，为了公平，联大开放性地放宽了口径，同一门课程，大家可以同时讲授，清华闻一多和北大罗庸都研究《楚辞》，观点截然不同，但两人都可讲《楚辞》。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开讲《楚辞》，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去听。这样的安排，不但体现了公平，而且促进了良性竞争，激发了学生的独立思考。
不仅是课程设计开放，思想把关也开放，“校方从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不管是进步的、保守的，还是中间的，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派，虽各有所执，但都能以大局为重，互相包容。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联大师生间真正做到了“君子和而不同”，正因为“兼容”，各方大师才纷纷投奔联大。因为她“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
西南联大毕业证书
04
1946年1月29日，文学院教授闻一多，为研究生王瑶毕业事宜致函梅贻琦：
“月涵校长、光旦教务长先生大鉴：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毕业初试。兹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起在办事处举行该项初试。谨将有关事项开陈于后，即乞核定。嘱文书科办通知，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至纫公谊，敬颂，道安。”
这封短笺，让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如今感慨万端：“从‘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一语，可以想见当时教授的气派。”
梅贻琦接到公函，批示：照办，琦。“照办两字，可见教授地位之高。”谢泳说。这地位，就是联大倡导的“教授治校”。
西南联大教授会
1952年，艾森豪威尔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他在致词中称教授们为“雇员”，后来的诺奖得主物理学教授拉比说了一句名言：“教授不是哥伦比亚的雇员，教授就是哥伦比亚大学。”
梅贻琦有句名言，比拉比说得更经典：“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那时，大学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只要有才有实力，不必害怕校长，觉得这所学校不爽，换一所同样教。梅贻琦很清楚：“是因为有了教授才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所以，他极其推崇教授治校。
潘光旦先生（1899-1967）
尊重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所以西南联大成立了教授会。教授会是联大最高学术机构，由教授和副教授选举产生，处理学术事务。教授会每年选出11名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还包括校长、学院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和总务长，大家一起商讨学校大事，制定各项规章。
校委会秘书长是中国文学教授杨振声，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校务委员会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当年联大每决定大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谢泳说。教授治校，不仅体现了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尊重，也最大程度地激发了他们对教育事业的参与。
联大学校里流传着一首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这首诗说的就是校长梅贻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