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特此致谢。
2024年10月26日下午，“文研读书”第60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南宋历史的新探索：黄宽重《居乡怀国》研读会”。本次研读会由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高柯立作引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主持，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家齐、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林岩、杭州市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魏峰、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刘云军、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长聘副教授方诚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罗祎楠、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系讲师张亦冰、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吴淑敏、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研究员童永昌、浙大城市学院人文学院浙江历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帅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社长郑庆寰等学者参加了研读会。
在引言阶段，高柯立老师认为《居乡怀国：南宋乡居士人刘宰的家国理念与实践》
（以下简称《居乡怀国》）
一书是黄先生多年积累而成就的硕果，内涵丰富，为了研究刘宰，随时要观照南宋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诸方面内容。读者不但可以通过本书了解刘宰，还可以由此去了解南宋更复杂的面相。
他指出本书具有黄先生治史的独特风格，即关注历史人物的身世，挖掘文献材料的丰富信息，特别是对南宋文集史料的细致处理，并与广阔的社会、政治、军事、文化情境相结合，随时能牵引出复杂的人事。
同时本书又展现出黄先生治学上令人注目的变化，与早期的军事史、家族史研究相比，黄先生近十年对于孙应时和刘宰的研究更具丰满的个性，不再局限于典型的塑造和模式的勾画。此外，以往黄先生论著中所包含的身世感觉，在本书中变得更加含蓄，而拓展了讨论的视野，重视与国际宋史学界经典研究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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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乡怀国： 南宋乡居士人刘宰的家国理念与实践》
作者：黄宽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
接着与会嘉宾学者就《居乡怀国》一书展开讨论。首先，帅克老师分享了四点阅读感悟。第一，《居乡怀国》提供了南宋研究的新议题和新对象。与学界关注繁荣与富足的东南沿海地区不同，作者聚焦于南宋时期的国防与转输重镇镇江，作为“国之北门”的边区社会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使得当地的士大夫也呈现出独特样态。与以往研究者关注上层人物不同，作者关注中下层士人，通过对南宋时期中层官僚刘宰生命轨迹和人际网络的考察，结合此前对孙应时的研究，使读者对南宋中晚期中下层士人的生命历程有了更丰富的理解。第二，该书展现了作者鲜明的方法论意识。黄先生对文集等资料的利用堪称典范，本书的附录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同时本书还包含有他对数字人文研究的反思。第三，黄先生在书中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南宋基层社会地域差异性的认知。他在刘子健提出的南宋“背海立国”策略基础上，提出两种区域发展模式，一是以浙东庆元府为代表的沿海模式，二是以镇江府为代表的沿江模式，并开展了扎实而有解释力的研究。第四，黄宽重先生对美国学者精英地方化问题进行的回应极具说服力，本书中处处体现了家国之间的联系，包括最后对于社会力和政治力的关系的讨论。最后，帅克老师认为镇江府能否作为沿江模式的代表还需要再研究，仅从科举的情形来看不是很充分，还需要结合更复杂的因素来讨论。
中研院史语所的童永昌老师认为黄先生在《居乡怀国》中一方面延续孙应时的研究，以个人书信编年考证为基础；另一方面又结合地方环境、财政、军事等脉络，整合了人地关系，是此书的重要贡献。童老师进而提出三个问题，一是本书的“近边社会”概念，包含驻军、战争威胁、军事财政的压迫、物资集中转运的集结地、科举后进等特色，是否其他州军也具备？若无，则近边社会似可成立，这有赖更多区域的比较研究。其二，需考虑刘宰的特殊性。本书得以完成，系因刘宰遗有大量文献材料，作为地方士人，刘宰能在全国获得名望，或许与他独有的社会关系、在地经营
（如赈灾）
、同时关注中央与地方事务有关。他善用镇江的独特地位，与各类各派人士结交，并且手段巧妙，当亦有影响。可考虑其他乡居士人与刘的差异何在。其三，本书回应了地方化的课题，强调南宋社会的地方经营与中央倾向并存。不过，本书指出刘宰撰写的墓志铭传主多为同乡或来自邻近地区，这与包弼德教授指出吕祖谦撰写墓志铭的模式相似。本书并非针对镇江整体士人社会的研究，若欲厘清中央倾向与地方化的发展，还有待未来更完整的研究。最后，童老师认为本书几乎未见理学的作用，即使刘宰与真德秀、魏了翁相善。这有助我们重新评估南宋中晚期理学对这类地方士人的实质影响。
吴淑敏老师首先指出，在黄先生研究论著的影响下，现在研究生选题对于文集和人物的关注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但往往缺少像黄先生对于人物周围的人际关系、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整体认识，入手很容易，做深很难。
他认为以往的研究比较关注国家派遣官员统治地方社会，以及士人与国家政治的关联，黄先生的研究提醒我们注意到，宋代士人即使寄居乡村地方，依然关注地方安定，对整个国家的政治平衡发挥着重要作用。
接着他结合自己的研究，比较南、北地方社会的研究方法，认为二者在内容上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但着眼点不同，黄先生的研究是“以人为中心”，吴老师自己对华北地方社会的研究则是“以事为中心”，前者能够从特定人物出发构建整体的视野，但也有局限性；后者可以从事务出发看到不同人群的活动，但如何在整体上把握避免产生畸轻畸重也是难点，应该将两种视角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最后，关于士人地方化的问题，通过梳理学界对于宋金元时期北方社会士人
（读书人）
的研究，他认为首先需要考察当地的文化水平，以及士人在地方社会所占的比重、所处的地位。
张亦冰老师则结合自己对于地域性赋役征发问题的思考，探讨了地域性差异问题。他认为黄先生的研究揭示了镇江作为南北交通枢纽的重要角色，实际上不仅存在沿江、沿海与内地的差异，即使是两浙地区也存在浙东与浙西的巨大差异，关键在于国家对于区域的定位差异，对于高层精英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关于举业兴衰的问题，他结合包伟民老师近来的研究，认为浙东科举兴盛是一个特殊现象，而浙西则一直是稳步增长的状态，建州在北宋时期科举比较兴盛，但在南宋却处于下降的状态，值得注意。他还对本书中所提出的举业资源积累进行了探讨。
认为许多地方性的活动实际上与中央诉求密切相关，国家对区域的定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的发展走向，因此王朝国家如何与地方社会进行连接还需讨论。
最后，关于退居士大夫，他建议从不同的时段或区域中寻找参照系，对地方士人进行比较性的讨论。
方诚峰老师首先指出，本书的意义和作用今后将会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发挥。然后，方老师从人物、事务和地域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他认为书中所揭示的刘宰的广泛人际关系网络，对于南宋史研究很有价值，启发研究者要摆脱以往比较简单的政治集团研究方法，重视政治人物的人际关系、相互“渊源”。
刘宰参与了各种事务，包括赈济等地方公共事业和中央、地方行政，方老师指出，从地域差异的角度来看，镇江与其他地区所面临的事务只是程度上的而非本质上的区别。黄先生提出的政治力与社会力的共同作用，与李锡熙研究明州提出的协作治理说比较接近，他们的研究与地方转向说的对话都比较成功。方老师认为地方转向说是非常成功的研究范式，产生了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但它创造了一个焦点，就是江南社会及其士人精英
（士绅）
，以往多是以北方作为比较对象与之对话，将北方与江南作为并立的两种模式
（本书的研究也强调了南宋基层社会的多样性）
，但这些讨论始终还是在江南和士绅的基本框架里展开的，本书所讨论的诸多地方事务启发我们需要改变以江南和士绅为中心的视角。例如，南宋政治史研究显示战时状态是南宋历史的大局，军事压力而不是士人文化，应成为南宋社会的中心问题，我们可以站在镇江或者建康来看中国南方，不必以地方成长为中心
（这是地方转向说关注的重要方面）
。另外，本书所探讨的社会力其实来源于政治力，不能独立于政治力，士人的地域差异实际是由地方官府的差异造成的，而地方官府的差异取决于它们在战争压力下承担的不同角色，因此最后的讨论还可以再思考。最后，他认为本书的研究启发我们，采用新方法来研究旧的研究对象是很难创新的，先有问题意识或方法都是不够的，关键在于从史料梳理中创造新的研究对象
（领域）
。
罗祎楠老师认为本书有着承前启后的意义，在于它从社会研究转向“世”之中的“人”的研究。
以往的社会史研究，是把人作为均质的个体抽离出来构造一个“社会”的整体，进而讨论社会转型，关注士人精英如何获取资源。他进一步梳理了近年来学界关于宋代地方士人精英研究的讨论，如文化说、理念或意识形态说和身份利益说。他认为上述讨论中历史学家所构建的地方化或社会转型，都是以牺牲一个社会中的“人”为代价而展开的抽象社会研究，由此衍生出来的计量史学、数字人文等等，也都是在此意义上展开的。本书的研究是回到了“世”之中的“人”，“世”是传统时代士人行动的基础和动力，也是黄先生在本书中找到的历史学家与历史人物之间的共通之处，围绕刘宰所处的“世”而展开，“世”不是抽象的概念，对每个人来说都有不同的人生意义，人们会在重要的关键时刻作出决断，今天的人们要在这些关键时刻来理解历史人物的决断。本书中揭示了刘宰人生的三个关键时刻，并通过刘宰每一次的决断选择体验到背后的时代变革的意义，这是本书的重要突破。他认为本书最后所讨论的“力”还没有完全展开，“力”背后有很强的“人”的因素，刘宰身上所反映的“力”推动他在每次关键时刻做出决断以应对时势，这种“力”不是来自于均质化的人，而是在世事中的人，是真实的人改造社会的力量。
赵冬梅老师指出黄先生原来关注大家族，从研究孙应时开始转向在大时代中的小人物，讲述了这些小人物真实的人生故事，他从来没有满足于只讲这些人的故事，而是要透过这些人物的故事讲一个时间的故事。对刘宰的研究又有所不同，更加关注镇江这个地方的特殊性。同时，黄先生对于刘宰的史料下了相当大的功夫，体现了黄先生对于文献的关注，这本书的附录对于后面的研究者具有重要价值。
魏峰老师认为，在文献的挖掘和使用方面，《居乡怀国》为学界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这得益于黄先生的长期积累。与对孙应时的研究比较，本书的整体感更强，反映了刘宰与地方官之间的互动往来，以往家族史研究多依赖墓志铭材料，具有单向的特点。黄先生在本书写作中倾注了个人的情感，这要比对孙应时的研究时来得强烈。结合自己研究家族史的经历，魏老师认为近年来家族史研究走向简化、粗糙甚至庸俗化，研究方法没有什么变化，
本书对刘宰的研究为家族史研究指出了方向，即将家族落实到具体的环境里去，从而实现通过士人理解社会，通过家族理解士人的目的。
最后，他提出镇江在北宋发展的情形，应该与它在南宋成为边区的情形合并考虑，刘宰具有强大的人际关系网络，他作为下层官僚具有偶然性，他有可能进入中央决策层，此外他强调家族史研究需要在史料方面进一步的探索。
刘云军老师带来河北大学同仁研读本书的意见，大致有三点看法：首先，黄先生对刘宰的研究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采用比较传统手法写作的人物传记，但随着进一步的细读分析，会发现本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本，其价值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其次，本书推动了历史人物志的写作。黄先生对文集史料的处理方法虽然有较高难度，但不失为一种极为有效的方法，值得学习。第三，本书积极与海外宋史研究的直接对话值得关注和肯定。比如郝若贝（Robert Hartwell）、韩明士（Robert Hymes）等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宋代精英地方化的议题一直影响着海外宋史研究，且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欧美和日本学者均对这个议题展开过积极对话，比如李锡熙和小林义广对明州和江西吉安的研究，但中文学界尚缺乏直接对话的作品。与李锡熙选择明州的区域个案不同，
黄
先生的《居乡怀国》选择从人物志入手对精英地方化议题直接进行了回应，并提出了个人的思考和判断，这对于我们积极参与并回应海外宋史议题有着非常好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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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吉州的士大夫与宗族、地域社会》
作者：小林义广
崇文书局，2024年
林岩老师比较关注本书的写法。他首先指出目前学界比较侧重于文本的研究和史料的批判，而对于人物的研究则逐渐减少，但黄先生的研究赋予了人物研究以新的学术意义。其次，本书的章节设置反映了黄先生独特的问题意识，他对于刘宰家世背景的论述，给读者以强烈印象，对于刘宰的社会网络有详细的讨论，尤其是特别关注姻亲关系
（特别是妻族）
，刘宰在宦途中的上升，得到了岳父梁季珌的奥援，引入注意，但尚有待发覆之处。第三，本书所呈现镇江的地方社会是一个“疲惫的地方社会”，承担着沿江军事防御、物资转运、漕运河道维系等诸多功能，民众承受巨大的赋役压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被牺牲的局部”，因而限制了其内在的生机，与享受海外贸易带来经济刺激的宁波有着显著区别。
就此而言，宋代有着不同的地方社会，面对不同的课题和挑战，各自有着不同的应对方式，研究地方社会出现同质化，是由于没有找到不同地方社会各自的内在课题。
第四，他还指出，“乡居士人”的概念不够准确，涵盖范围过于普泛化，根据对于刘宰社会身份与生活方式的考察，或许可以称他为“退居型士大夫”。对于本书所讨论的政治力与社会力的交互关系，他认为这是在寻找乡村中的国家或国家的在场，前提是必须注意到国家在地方社会的存在。第五，针对贾志扬对科举地域分布的研究，以及本书对于镇江地方的科举情形的讨论，他认为有必要从地形地貌的角度、逐县细致分析宋代科举的地域特点。最后，他强调人物传记在具备学术性的同时，应以一种易为公众接受的方式展开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