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7日，學界傳來葉純芳老師不幸逝世的消息。葉老師1969年生於中國台灣台北市。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畢業。曾任東吳大學、台灣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著有《孫詒讓〈名原〉研究》《孫詒讓〈周禮〉學研究》（花木蘭文化出版社出版）、《中國經學史大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下輩子，投胎到英國》（すずさわ書店出版）、《學術史讀書記》《文獻學讀書記》（合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朱門禮書考》（合著，すずさわ書店出版）。我們特此推送葉純芳老師舊文，以示紀念。

在宋代著名的禮學專書中，有通論禮學者，如陳祥道《禮書》，將《三禮》内容依據主題分類論述。又有集解式著作出現，如衛湜《禮記集説》，根據《禮記》經文，羅列各家闡釋。朱熹《儀禮經傳通解》，則以《儀禮》爲主，《周禮》《禮記》爲輔，旁及其他經書有關禮儀記載，彙編成爲一部規模宏大的禮學著作。這樣的編排意識，除了表現朱熹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的想法，也透露出朱熹想要重建、完整《儀禮》的期望，以及由《儀禮》統攝其他各部經書的禮學思想。

《儀禮經傳通解》，正編由家、鄉、學、邦國、王朝五禮組成；續編由喪、祭二禮組成。正續编順序，朱熹依循漢代劉向《别録》“賤者爲先”“先吉後凶”“凶盡則又行祭祀吉禮”的原則编排。這部書最終以今日我們所見面貌問世，是經過朱熹與弟子們多次反覆討論修訂而成[1]朱熹生前僅完成前五禮，後二禮於臨終前嘱託大弟子黄榦續成。

不過，起初實際擔任《祭禮》編輯者，爲吴伯豐（必大）與李寶之（如圭）二人[2]。然朱熹對李如圭所编不盡滿意，而吴必大雖深獲朱熹讃賞，却因病早卒。最終，連《祭禮》也只能委託給黄榦完成。朱熹死後十多年間，黄奔走王事，編纂禮書的工作断断續續進行。待《喪禮》編纂完成，將着手修定《祭禮》之際，又因病去世，僅留下草稿。門人不敢予以删改，只将篇次稍加編定，與《喪禮》共同付梓。今日我們所見通行本《續儀禮經傳通解·祭禮》，即是此書。又經過十年，朱、黄二人的弟子楊復，以黄榦所編《祭禮》爲藍本，重新編纂了一部《祭禮》。此書雖曾跟隨朱熹《儀禮經傳通解》以及黄榦《續通解·喪禮》刊刻成書，但印數極少，今僅見存於日本静嘉堂。

論者嘗謂《通解》續編爲弟子黄榦所續，不應視爲朱熹禮學的一部分；又《祭禮》爲黄榦諸弟子推舉楊復編成，去取未當，更不可視作完書。筆者以爲這些評論都是因爲不了解《通解》整部書編纂的過程所造成的誤解。同時，不論是黄榦或是楊復，在經學史的研究中，都是被忽略的人物。但這樣的忽略，却是造成學術結論偏頗的主因。今楊復《祭禮》雖已重新面世，一直存在我們心中的疑問與必須要解决的問题却没有得到答案。楊復重撰《祭禮》的目的爲何，朱熹一門禮學如何形成，這些因爲文獻不足導致無法说明清楚的問题，正由於這部書的再現，我們得以窺探黄、楊《祭禮》之間的關係與差異，亦可討論從朱熹、黄榦到楊復祭禮學的形成。

在本文之前，我們將静嘉堂所藏楊復《祭禮》抄録整理出版[3]，又將傅增湘與張鈞衡舊藏宋刊元明遞修的《儀禮經傳通解》正續編影印出版[4]，並已先後撰寫二書的《導言》及《编後記》。從正編朱熹鳩集學生編輯至刊刻、黄榦續修、楊復再修的整個過程，以及内容體例，都做了完整的説明及介绍。但對於朱子一門祭禮學的形成，由於體裁所限，無法深入討論。故另撰寫本文，以專論朱子與門人祭禮學的形成。除非必要，本文不與前二篇内容重複，特此说明。

紹定四年（1231），楊復根據黄榦《祭禮》稿本，重新撰作了一部《祭禮》，仍题作“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實祐元年（1253），王伈於南康重刻《儀禮經傳通解》正續編，即因楊復所修《祭禮》内容精簡，而抽换掉黄榦的《祭禮》[5]。

據楊復《祭禮自序》，黄有意讓也幫忙纂輯《祭禮》，於是將《祭禮》稿本交付給他，並囑咐他好好讀之：

及嘉定己卯（1219）《喪禮》始克成編。將修《祭禮》，即以其書稿本授復曰：“子其讀之。”蓋欲復通知此書本末，有助纂輯也。復受書而退，答緘伏讀，皆古今天下大典禮，其係甚重，其條目甚詳。其經傳異同，注疏抵悟，上下數千百载間，是非淆亂，紛錯甚来。自此朝披夕閱，不敢釋。時在勉齋左右，随事咨問，抄識以待先生筆削。不幸先生即世，遂成千古之遗憾，日邁月征，今十餘年。

楊復所見到的《祭禮》稿本，實際情況是各經之間的禮文“經傳異同，注疏抵铻，上下數千百載間，是非淆亂，紛錯甚案”。也就是说，做爲《祭禮》編撰者的黄榦，並没有疏通經傳注疏之間的矛盾，讓這些異同抵悟、淆亂紛錯同時存在於一部書中。而各篇内容也仍待整頓，《勉齋先生黄文肅公年譜》云：

十三年庚辰（1220），夏，《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喪禮》書成……信齋曰：“《祭禮》亦已有書……事序終始，其網目尤爲詳備。”………又曰：“先生又嘗謂《祭禮》已有七八分欲修定用力甚省。”復請於先生曰：“他卷更無可議，惟《天神》一門更宜整正。”先生然其言。（《北京圆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元刻延祐二年重修本）

對黄榦來説“欲修定用力甚省”，對楊復來説，却是“《天神》一門更宜整正”。黄榦彼時雖同意楊復的看法，但恐怕力有未逮。此，楊復“朝披夕閱，不敢釋卷”。遇有問題，随事咨間，並將與黄榦往來討論的内容整理妥當，以待黄筆削。最後因爲黄過世而未及修訂。這些朝批夕閲、認真抄識的心得與筆記，成爲楊復重新纂輯《祭禮》的動力。

不過，最初擔任《祭禮》编辑者，朱熹交給吴必大與李如圭二人。

在《晦庵集》與《續集》中，我們看到朱熹與弟子們對於編纂《禮書》的討論過程，或是朱熹交付學生爲编好的網目附上注疏。有些意見成爲我們今天所見《禮書》形式[6]，有些意見則被朱熹否定[7]。對於《喪》祭》二禮，朱熹雖不曾手定，却是依照他的構想所完成的[8]。《祭禮》的篇目，朱熹“嚮來亦已略定”，委託給吴必大、李如圭二人之時，要求他們“須得旋寄旋看乃佳，蓋看多恐不仔細，又免已成復改，費工夫也”。並舉黄榦編纂《喪禮》爲例，“用工甚勤，但不合以王侯之禮雜於士禮之中，全然不成片段。又久不送來，至十分都了方寄到，故不免從頭再整頓過一番，方略成文字”（《答吴伯豐》，《晦庵集》，卷五二），希望二人引以爲鑒[9]在《答吴伯豐》（卷五二）與《答李寶之》（卷五九）二書，朱熹對二人編排《祭禮》架構、篇目有以下的指導（爲方便參看比較，以下將兩書信關於《祭禮》架構製成表格，①代表《答吴伯豐》，②代表《答李寶之》）：

《儀禮》所存者，僅有士（《特牲饋食》）、大夫（《少牢饋食》）祭禮，故“不可更以王侯之禮雜於其中，須如前來所定門目，别作《廟制》九獻》及《郊社》諸篇”（《答黄直卿》，《晦庵續集》，卷一），所以除了《儀禮》原來有關祭禮的篇目外，《廟制》九獻》《郊社》等王侯禮，是朱熹爲《祭禮》設想的架構中，應取自他經而補充的内容。

“九獻”，在①已列入《祭禮》的篇目裹。李如圭後來改“九獻”爲“裸獻”，得到朱熹“易名甚當”的讃賞。但之後楊復所編《祭禮》仍回改爲“九獻”。楊復謂“九獻者”：

謂王及后裸各一，朝踐各一，饋獻各一，朝獻王尸一，再獻后醑尸一，此爲八獻諸臣爲賓酯尸一，并前八爲九。是禮也，春祠夏、秋曾冬杰、追享朝享，莫不皆然（《宗廟篇·中·宗廟四時祭禮》，卷八，頁465）

則“裸”爲九獻第一第二獻，包含於九獻之中。李如圭作“祼獻”（“祼”與“獻”），雖由字面即可理解其實質内涵，不若“九獻”涵蓋全體爲佳。

①的《廟制》、②的《祭法》，二者雖然篇題不同，就其内容而言，實爲一事。《祭法》宗廟》依照朱熹原來的構想，應該置於《祭禮》之首篇，但李寶之似乎又擅自作主置於篇末，故朱熹再次提醒“須依向寫去者移在諸篇之前，爲《祭禮》之首”。

②多了《諸侯釁廟》諸侯遷廟》二篇，爲《大戴禮記》内容。通行本《祭禮》有此二篇，置於《有司徹》之下，説明黄榦有認此二篇爲諸侯祭禮經文的想法。但置於《有司徹》之後，是基於各禮“由賤以及貴”的原則，或是楊復所言“勉齋黄先生編纂《祭禮》……正經則以《特牲饋食》《少牢饋食》《有司徹》爲先，所以尊聖經也；而《大戴》《遷廟》《釁廟》二篇附焉”（《祭禮後序》），非《儀禮》正經，所以附之於後，則不得而知。

②有《中霤》一篇，在①雖未有此篇，但朱熹之後又致書吴伯豐，表示：

熹前日奉書，説《祭禮》篇目。内《郊社》篇中，當附見 《逸禮·中霤》一條。此文散在《月令》注疏中，今已拆開，不見本文次序，然以“中雷”名篇，必是以此章爲首。今亦當以此爲首，而“户”、“竈”、“門”、“行”以次繼之， 皆以注中所引爲經，而疏爲注。 其首章即以《逸禮·中霤》冠之，庶幾後人見得古有此書，書有此篇，亦存羊之意也。疏中有其篇名，必是唐初其書尚在，今遂不復見，甚可欺也。 （卷五二）

説明《中霤》放入《祭禮》之必要，後亦收人黄榦《祭禮·地示》篇。楊復《祭禮》更將朱熹此段文字置於“逸禮中霤”下之説解。（有下劃綫部分皆爲楊復所録。《地示篇·五祀禮》卷六，頁 355）

①《廟制》、②以《祭法》爲篇首，雖然朱熹在①中强調《禮記·王制》“通有夏商之法”但王侯祭禮的經文已不見存於《儀禮》，從其他經書中所擷取出有關王侯祭禮的經文，必须安排在《儀禮》經文之後。即原來章次的編排，與“《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乞修三礼劄子》）的前提有違，故在黄榦《祭禮》，便將屬於經的《特牲饋食》《少牢饋食》《有司徹》《諸侯釁廟》《諸侯遷廟》提於《祭禮》篇首。

①之“祭義五”，以士、大夫之祭者爲主；“祭統八”，以諸侯、天子之者爲主，但二者仍有相混淆的現象。说明編纂初期，生徒們對天子諸侯、士大夫之祭禮的界限仍不熟練。

在①或②，朱熹對於《祭禮》諸多問題特别指出“禘袷”議題，並希望二人定要参考趙匡《春秋纂例》的看法。

朱熹對《祭禮》篇章的安排雖有自己的想法，但採取的是接纳開放的熊度，分任其事的朱熹對《祭禮》篇章的安排雖有自生徒不僅只是幫忙抄録條目。從二書可知，學生可以奥他共同討論，甚至是改動他的設想。即使如此，仍應以不違背朱熹对槽書編纂的整體構想爲前提，所以太有自己想法的李如圭，最終恐怕無法勝任其事：

只是李寶之編集，又不能盡依此中寫去條例，其甚者，如《祭法》《祭義》等篇，已送還令其重修，《特牲》等篇亦有未入例處。（《答黄直卿》《續集》，卷一）

同時，吴、李二人的編纂工作不僅已展開，還經過朱熹修改、退還重修的過程。

受到朱熹“最爲可望”（《答黄子耕》，《晦庵集》，卷五一）、“明敏過人”（卷六一）、“在後生中最爲警敏，肯着實用功”（《答蔡季通》，《續集》，卷二）諸多讃賞的吴伯豐，不幸早死，朱熹對此久久不能釋懐，“每念吴伯豐，未嘗不然也”，“以此追念伯豐，愈深傷”，“吴伯豐尤可惜……不幸早死，亦是吾道之衰，念之未嘗不惨然也”（《答黄直卿》，《續集》，卷一）。

總體而言，不論是①或②，對《祭禮》的理解仍處於片段的、不成系統的形式，較之黄後來所編《祭禮》規模，可説有些紊亂。朱熹最終也將《祭禮》託付給黄榦，而由其全權處理：

《儀禮》義疏已附得《冠義》一篇，今附去看。《家》《鄉》《邦國》四類已付明州諸人依此編入，其《喪》祭》禮可便依此抄節寫入。…… 《祭禮》亦草編得數紙 ，不知所編如何?今并附去，可更斟酌。 如已别有规模，則亦不须用此也。 可早爲之，趁今年秋冬前了却，從頭點對。（《答黄直卿》，《續集》，卷一）

如今我們得見的通行本《儀禮經傳通解續·祭禮》，應該是黄榦在吴、李二人的基礎上，進行修改、補充、調整而成的。

朱熹《禮書》因黨禁之祸，在險惡的環境下編纂得匆忙。但我們仍可從《儀禮經傳目録》大致了解此書编輯的一些體例。雖然他希望以《儀禮》爲經，《周禮》《禮記》等其他經書爲傳的方式編排《禮書》，但《儀禮》留存下來的十七篇，除了《燕》《射》《聘》《公食》《觀禮》之外，大約是士大夫的禮儀。其他有關天子諸侯禮儀，勢必得要由這十七篇推衍或向其他經書擷取：

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丧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小朝聘、燕饗之禮。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士禮來增加爲之。（《朱子語類》，卷八五）

即使十七篇大部分爲士大夫禮儀，仍無法完全滿足朱熹“家禮”“鄉禮”“學禮”所需，故於《儀禮經傳目録》各篇章説明，時見“古無此篇，今取某某等書之言創爲此篇，以補經闕”之語，而這些篇目中“經”的内容，同樣也只能向其他經書擷取。黄榦在編纂《喪》《祭》二禮時，也遇到類似的問题：

今《儀禮》惟有《喪服》《士喪》《士虞》僅存，而王侯大夫之禮皆缺。……今因其篇目之僅存者，爲之分章句，附傅記，使條理明白而易致，後之言禮者有所據依，不至於棄經而任傳，遗本而宗末。……（楊復《喪服後序》）

又，《祭禮後序》云：

今見於《儀禮》者，惟《特牲》《牢》《有司徹》三篇僅存。夫《特牲》，士禮也；《少牢》《有司徹》，大夫禮也。大夫以上並逸其文。若夫事天事地，國家之大典大法，皆湮没不傳，而先王制作精微之意，不可得而復考，亦可嘆矣。幸而有司之所執掌，聖賢之所問答諸儒之所記録，猶散見於《周官》傳記之書，尚可裒集以見其梗概，此補篇之所爲作也。

説明與《喪禮》相同的編纂困境。這些经書所闕失、由朱熹師徒所補編的部分，正可以體現出朱熹一門對禮學架構與内容的理解。

全書的編次，朱熹引賈公彦《儀禮注疏》疏語云：

《儀禮》之次，賤者爲先，故以士冠爲先。無大夫冠禮，諸侯冠次之，天子冠又次之。其昏禮亦士爲先，大夫次之，諸侯次之，天子爲後。諸侯鄉飲酒爲先，天子鄉飲酒次之。鄉射、燕禮以下皆然。又以冠、昏、士相見爲先後者，以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四十强而仕。既有挚見鄉大夫見國君之等，爲鄉大夫、州長行鄉飲酒、鄉射之事。以下先吉後凶，凶盡则又行祭祀吉禮也。

則知《通解》依循劉向《别録》“賤貴吉凶”的原則，爲整部書編輯的順序。黄榦續編之《喪》《祭》二禮，篇帙浩繁，倍於正編五禮。正編雖已有一定的體例，但《喪》《祭》二禮的性質較其他禮儀爲重要、特殊，故在二禮的編排上需要作些調整。除了從上表可見黄榦《祭禮》在篇次上已做過較系统的調整外，他花费十數年的功夫陸續充實二禮的内容。

嘉泰二年（1202），黄榦先後創書局於福州神光寺、仁王寺，續修《禮書》。不過，往後的十多年，黄榦皆“奔走王事，作輟不常”，《禮書》的編修工作只能断断續續完成。直到嘉定十一年（1218），他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才能集中精神在續編《禮書》的工作上。這期間，《喪禮》稿本基本完成，只待精修爲定本；《祭禮》稿本雖纂集多年，仍有《祭法》一篇至晚年方脱稿[11]。黄榦曾向楊復表示《祭禮》“用力甚久，規模已定”[12]，今日所見《儀禮經傳通解續·祭禮》名篇、章、節、目之經注疏俱備，所引諸書俱全，只是鮮少有黄榦的按語。

朱熹另一個學生楊復，在朱熹過世後，到了黄榦門下，成爲黄榦編訂二禮的得力助手嘉定十三年（1220）夏天，《喪禮》修訂完成，黄榦讓楊復作定本檢查的工作，自己則緊接着修訂《祭禮》，並與楊復“朝夕議論”（楊復《祭禮後序》）。十四年（1221），因病終於所居之正寢黄榦過世之後，陳宓曾寫信給楊復，表示“《祭禮》更須入注疏，俟它日抄録，以廣其傳”“《祭禮》聞已人先儒格言，次第成書，黄先生未遂之志，舍學録孰能當之”（《與楊信齋學録復書》，《復齋先生龍圖陳文公集》，卷十三），期待楊復能夠續成黄榦的任務。不過楊復表示“他書可互相發明當附人者，未經先生折衷，不敢妄意增損”（《喪祭二禮目録後序》）“先生既没學者不敢妄意增損，謹録其稿而藏之”（《祭禮後序》），説明《祭禮》在黄榦死後，僅以稿本面貌存世。陳宓所言“人注疏”之事，應該在黄榦過世前已經完成：而“已人先儒格言”在今日所見黄榦《祭禮》中雕有，然極爲少見。

嘉定十六年（1223），張慮知南康，欲補刊黄榦所續二禮。但張慮從陳宓處得到二禮後，發現《祭禮》“有門類而未分卷數，先後無辨”，無法付梓，於是同門相與商議，由楊復“做《喪禮》題曰'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幾’，以别其次第，且述其成書本末如此，以復張侯”（《喪祭二禮目録後序》），加上南康舊刻《儀禮經傳通解》，朱熹此書終以完整面貌問世。由於二禮成於朱熹殁後，未經其手定，衆生徒不敢以其與《通解》並列，爲明續成其志、分别二書之意，自黄榦開始，將此二禮稱爲“儀禮經傳通解續卷”。

黄榦過世後，《祭禮》還處於未定稿的階段，他也來不及爲二禮的编排體例作说明，今日所見，皆是楊復幫黄榦爲讀者所作。所幸在《喪禮》卷一“期之喪達乎大夫”的黄榦按語中説明經文之後，附人傳記的編排的體例：

其一，有諸書重出者但载其一。有大同小異者，削其同，载其異。有同異相雜，不可削者，並存之。

二，所载傳記全文已見别篇，則全文並注疏皆已詳载有於全文之下，節略重出者，即云“詳見某篇”，讀者當於詳見之處考之。

三，所附傅記之文，有本經只一事而傳記旁及數事者，雖與經文不相闈，然亦须先载全文，後重出者只節其與本文相關者，仍注云詳見某條。

可以視爲《喪》祭》二禮的編纂體例。之後楊復所修的《祭禮》亦遵從之。

又，楊復《祭禮後序》云：

勉齋黄先生編纂《祭禮》，用先師朱文公《禮書》之通例，先正經而後補篇。正經則以《特牲饋食》《少牢饋食》《有司徹》爲先，所以尊聖經也；而《大戴》《遷廟》《釁廟》二篇附焉。 補篇則以《祭法》爲先，所以明大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