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Q: 当前宏观经济展望如何，尤其是针对全球经济、股市、房地产市场的拐点确认情况？
A: 当前全球经济与市场正处于一个复杂且敏感的转折点，我们的全球和亚洲以及中国宏观与策略团队已经发布了下半年的展望报告，试图在这片不确定性中寻找线索。市场上对于经济复苏、股市走向以及房地产市场的拐点是否已经到来，意见分歧较大。尤其在上周五一系列政策出台后，市场情绪与分析框架的差异更加明显。尽管近期政策频出，市场有所回暖，但从经济全面复苏和通货膨胀回归正常水平的角度看，这依旧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我们的高频数据分析显示，经济虽有企稳迹象，但这种企稳状态并不均衡，且水平尚低，意味着经济复苏仍处于初步阶段。
Q: 政策面有哪些积极因素在累积，对房地产市场有何具体影响？
A: 政策面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积极信号，这些积极因素在过去几周里我们已有所阐述。上周五推出的房地产相关政策措施进一步强化了这些积极趋势。在周末参与的政策研讨中，国内权威智库普遍认为政策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旨在防止经济进一步下行、通缩加剧以及债务违约风险。这些政策虽然更多是预防性措施，而非全力刺激经济增长，但与三个月前的市场预期相比，已经有了显著改善。如果设立一个“政策意外指数”，我们会发现最近几个月中国的指数在上升，且多为正面的惊喜，这与过去几年频繁出现的负面意外形成鲜明对比。
Q: 中国经济摆脱通缩、回归合理通胀水平的进展如何？
A: 尽管摆脱通缩、实现合理通胀水平的道路依旧艰难，但已有初步进展。我们构建的“52再通胀框架”中，约完成了四分之一的目标。特别是在房地产、新能源、对外关系与对外开放等领域，政策取得了一些务实的成就。例如，新能源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正通过类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的政策加以调整，以稳住优质产能、淘汰过剩产能，进而改善企业盈利。在需求侧，以旧换新等政策的推出，有助于缓解国内生产和需求不平衡的问题，对遏制经济进一步下行风险和房地产对债务的连锁反应具有积极作用。
Q: 3000亿再贷款和5000亿政策性银行贷款的政策效果如何评价？
A: 市场对于3000亿再贷款和5000亿政策性银行贷款规模的讨论颇多，部分人士质疑其相对于庞大库存规模是否足够。尽管这与解决全部库存问题所需资金相比显得不足，但关键在于政策态度的转变，即政府开始通过直接干预，尝试消化商品房库存，体现了高层对房地产市场风险的深刻认识，并将其提升至政治性和人民性的高度。这标志着政策从不干预转向主动管理，为经济转型和消费回升争取时间，减少调整过程中的痛苦，是重要的积极变化。
Q: 对2024年下半年及2025年经济预测的依据是什么？
A: 我们的中国经济学家预计，2024年实际GDP增速约为4.8%，与官方目标接近，但经济恢复仍显不平衡，主要驱动力为出口和制造业投资。内需疲软，尤其是房地产市场数据和零售消费数据表现不佳。2024年GDP平减指数预计仍将维持在负区间，名义GDP增长较实际GDP更为缓慢，稳定在4.5%左右。展望2025年，随着房地产救助措施的实施，预计房地产投资和销售的下降趋势将有所缓解，尽管出口和制造业增长可能因产能过剩和贸易摩擦而放缓，但总体上，GDP实际增速将略微放缓至4.5%，而GDP平减指数将从轻微通缩转为低通胀状态，约为0.4%，带动名义GDP温和反弹至接近5%。尽管这一增长水平低于以往6%-7%的常态，但相较于当前，已展现出一定的复苏迹象。
Q: 政策积极变化的同时，是否存在负面因素，如何应对？
A: 虽然政策面呈现积极态势，但仍需警惕潜在的负面因素，如产能过剩问题在某些行业持续存在，以及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可能影响出口表现。应对策略上，政府需持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准施策，既要避免过度刺激导致产能进一步过剩，也要通过创新和产业升级激发经济内在活力。同时，加大对内需的提振力度，通过消费刺激政策和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居民购买力，平衡内外需结构。在房地产领域，确保政策有效落地，促进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避免风险传导。此外，增强政策的灵活性和前瞻性，根据经济运行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确保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韧性与稳定性。
A: 目前市场上确实存在对出口方面下行风险的担忧。这主要源于年初至今，经济企稳主要依赖于出口这一支柱的支撑作用。然而，从更广泛的经济视角来看，虽然出口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国内消费和投资的稳定同样关键。尤其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下，多元化市场布局和内部需求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Q: 美国对中国绿色能源产品加征关税的影响有多大？
A: 从直接影响来看，美国对中国绿色能源产品加征的关税对中国整体出口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主要是因为自181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设置的一系列贸易壁垒已经基本上将中国新三亚的产品隔绝在其市场之外。因此，这一轮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商品仅占中国出口的0.5%。然而，我们不应忽视这一事件可能带来的心理层面和长期战略层面的影响，特别是当其他国家或地区可能采取类似措施时。
A: 加关税的传导效应可能带来的风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其他国家或地区可能跟随美国，对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例如，欧盟和加拿大等美国的西方盟友可能会考虑采取类似措施。这种连锁反应将给中国的出口带来更大压力。其次，美国可能会对中国企业在第三国设厂规避关税的行为进行惩罚。这将使得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和供应链布局时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