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转发《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的关于甘肃省酒泉市委原常委、敦煌市委原书记詹顺舟“信仰迷失 彷徨于官商两道”的剖析文章，读来发人深省。
文中提到，随着职务晋升，本应心怀对党、对组织的感恩之情，踏踏实实、干干净净干事创业的詹顺舟，却放松了政治学习和党性修养。
在担任敦煌市委书记的后期，除了有重要会议、重要活动或出差，他日常的工作状态是上午睡到十点左右起床，下午约老板打牌吃饭，晚上十点以后才开始批阅文件、安排工作，一些工作抓得松松垮垮、敷衍了事。
詹顺舟，1966年9月出生，199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6月参加工作。曾任甘肃省玉门市（县级市）市长，酒泉市政府党组成员、市政府秘书长，酒泉市副市长、玉门市委书记，酒泉市副市长、敦煌市委书记，酒泉市委常委、敦煌市委书记兼省文化博览局副局长。
2019年2月21日，经甘肃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委对詹顺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并对其采取留置措施。8月13日，经甘肃省委批准，决定给予詹顺舟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29岁被破格提拔为副县级领导干部，36岁被任命为酒泉玉门市市长，成为当时全省最年轻的市县长。一个本应有着大好前途的领导干部，何以步步沉沦至此？
理想“抛荒”，党性不纯
学习笔记多由他人代笔，开始迷信“烧头香”
为什么入党？为什么从政？这是每个党员干部从一开始就应该思考并时时自省的问题。回顾詹顺舟的从政经历，他曾经也做了一些工作，但与其他党员领导干部不同的是，他努力奋斗的初衷和动机更多是为了自己的名和利，而不是党的事业和群众的利益，立志做大官而不是做大事。
1990年，从兰州大学毕业的詹顺舟顺利参加了工作，在兰州十年，从兰州市到省直部门，基本都是从事文字材料工作。写材料是苦差事，但能锻炼人。詹顺舟认为，机关工作要想出人头地，被领导赏识，只有干别人不愿干和干不好的事才有希望。
在詹顺舟的努力下，1994年他被提拔为省经济协作办公室副主任科员，并兼任下属协通公司董事长。后因单位没人写材料又被调回省经协机关，并于1996年4月被破格提拔为副处长。
2000年，詹顺舟不甘心在省直机关“爬格子”，希望有更大的平台，便争取到酒泉挂职。刚到酒泉一年，他主导引进落地企业几十家，争取国家和省级资金几千万元，得到酒泉市县两级领导干部的赏识和肯定，并动员他留下。
留任的詹顺舟很快于2002年9月当选为玉门市市长，成为当时全省最年轻的市县长。2006年詹顺舟调任酒泉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2009年，他再次回到玉门，任市委书记。
詹顺舟对自己在玉门的政绩很认可：“我在玉门两进两出，当了一回市长，当了一回书记。当市长搬了一座城，新建了一座城市。当书记建了100万千瓦的风力发电厂，给玉门市的发展还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的。”
2012年12月，詹顺舟担任酒泉市委常委、敦煌市委书记。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敦煌国际文化旅游名城等建设的推进，敦煌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组织把这样一副重担交给他，对其抱有极大的信任和期待。
然而随着职务晋升，本应心怀对党、对组织的感恩之情，踏踏实实、干干净净干事创业的詹顺舟，却放松了政治学习和党性修养。
在“两学一做”等学习教育中，其交流文章、党课讲义、学习笔记、心得体会多为他人代笔，党性分析报告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剖析问题遮遮掩掩不触及思想灵魂。随着地位提升、权力增大，特别是担任酒泉市政府秘书长之后，他不再思考当官为什么、干什么，而是想着官还能当多大、当多久。在与办案人员的谈话中，詹顺舟直言不讳：“我所有的人生积累，所有的准备，所有的学习和努力，都是为了做官。”
理想信念的领地严重“抛荒”，内心空虚的詹顺舟开始在封建迷信等腐朽思想中寻求精神寄托。
在担任敦煌市委书记期间，每年除夕，詹顺舟都以“检查安保工作”为由，到敦煌雷音寺“烧头香”；正月十五，会雷打不动地再次到雷音寺烧香、拜佛、许愿。
2015年之后他自认为“仕途不顺”，工作压力大，加之有人举报，省纪委两次找他函询，关键时刻不信组织信鬼神，詹顺舟问计于研究周易八卦的同学，同学说他“犯小人”，指点他随身携带“五帝钱”，佩戴观音吊坠，就能“消灾避祸”。荒谬的是，詹顺舟就是带着这两样东西进的留置点。
立场摇摆，为官欲商
面对一句批评心灰意冷，想辞官经商
在詹顺舟的蜕变过程中，有两个重要节点不能不提。
第一个是在2006年。那年5月，詹顺舟由玉门市长调任酒泉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3个月后，酒泉市举行市委常委换届，詹顺舟满心以为自己肯定能选上常委，结果却未能如愿。想要仕途上更进一步的詹顺舟对此意志消沉，怨气满腹。有朋友趁机劝他下海经商，他有些心动，但又心有不甘。于是一有时间就与私企老板接触，吃喝玩乐，灯红酒绿，就像换了个人，全然忘记了纪律规矩。
第二个节点是在2016年4月，作为敦煌市委书记的詹顺舟在筹备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时，受到省领导批评。于是他又故态复萌，想到下海经商，准备办完文博会就申请调回兰州，办病退。自认为仕途无望的他自此开始疯狂敛财，以前不收的钱收了，过去不拿的钱也拿了，彻底“破罐子破摔”，他的巨额贿赂近一半都是在此后收受的。
詹顺舟何以对经商念念不忘？其背后也有两段经历。
16岁那年，考上重点中学的詹顺舟迫于家中经济困窘，弃学经商，开始贩虾卖鱼，当时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挣大钱，买条动力船在长江上跑运输，当“船老大”。
没想到刚攒了两万多元，贩运一批甲鱼到外省时就惨遭打劫。“经商梦”破灭的他只好投奔远房亲戚，寄人篱下，读高中考大学。
1994年，在省经协办下属公司兼任董事长的詹顺舟，给单位创造了不错的效益，省经协办一次性奖给詹顺舟6.6万元，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对两段经商经历念念不忘、自视有经商头脑的詹顺舟，长期在为官从政和下海经商之间摇摆不定，面对一次升迁未能如愿和省领导个人一句批评便意志消沉，抛初心、弃使命，利用手中权力敛财，为经商当老板做准备，毫无政治定力、政治立场可言。
詹顺舟自我剖析道：“青少年时期经历的磨难，造就了我危机心理重，凡事决策前都要做最坏的打算；两段经商的经历，在我此后仕途不顺或工作压力大的情况下，下海经商的念头就会占上风。”
詹顺舟收受的贿赂中，很大一部分是帮老板赚钱分得的“利润”。
他坦言：“帮老板赚钱让我有一种成就感，自己没当成老板么，人啊，有时候把理想变成现实，就是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为了满足这种“成就感”，詹顺舟把商品交换原则带入党内政治生活，把手中的权力当成疯狂敛财的工具，奉行“办事就收钱，收钱就办事”的原则。
底线失守，享乐奢靡
被商人老板“温水煮青蛙式”围猎
刚工作时，即便是一张购物卡詹顺舟也要推辞、思量半天，事后还要想着以何种方式再偿还人家。然而，随着权力越来越大，围在身边的商人老板越来越多，在这些人的吹捧和鼓动下，詹顺舟开始走向享乐奢靡的道路。当其认为“仕途不顺”后，更进一步沉沦于物欲和贪念中寻求安慰。
“从农村一路走来，经历那么多的艰难困苦，等过上了好日子，自己掌权了，就把那些忘了，慢慢地自己就变了，变化于无形之中。”
詹顺舟忏悔道，到后来，几十万、上百万乃至几百万的巨额贿赂他都欣然接受。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党的十八大后他仍不收敛、不知止，反而变本加厉，
共收受30人贿赂3600余万元，其中2016年6月一次受贿数额即达800万元。
詹顺舟收受的部分现金
甘于被围猎后，詹顺舟心中开始有了“一杆秤”，不过这个“秤”不是称自己的职责，而是用来称自己的经济收益。
他会按照不同工程项目的获利比例，心中盘算定下收钱的数目，如果哪个老板送的少了，他会以不同方式进行暗示，或者干脆当时推托不收，事后再找机会索要，直至达到心中预期为止。某老板在詹顺舟的帮助下，承揽了敦煌市数个工程，获利颇丰。他连续几次给詹顺舟送去几十万元，詹顺舟都以“你先放着”“以后再说”等借口推辞了，过了一年多，詹顺舟以买房缺钱为由，一次向他索要230万元。
詹顺舟有两大爱好。一好玉石，经过多年的“把玩”，詹顺舟自诩是懂玉的行家，商人老板和干部送来的玉他先自己鉴定，认为好的才收，不好的就当场退回去，让对方重新购买，或者明示到他指定的店铺去买，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购玉的钱辗转腾挪进了他的口袋。二好打麻将，对此老板们自然“心领神会”，争相陪着打牌，变相输送利益，詹顺舟则“只赢不输”，欣然接受。为了提高效率，他有时会一晚上安排两个甚至几个麻将场，把这个桌子上的钱扫光后，赶到另一个场子接着“捞金”。
詹顺舟收受的部分玉石
谈及这些爱好，詹顺舟说：“我一开始是没有什么爱好的，都是老板培养起来的，一开始人家跟你一块玩，给你送点小东西，玩着玩着就上瘾了，和商人老板也成了朋友，最后越套越深，就像‘温水煮青蛙’。”
成由勤俭败由奢。詹顺舟儿时家境贫寒，在他的记忆中，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是在捡粪挖野菜、喂猪养鸭、到县城卖菜中度过的。刚走上工作岗位以及刚结婚那些年，詹顺舟生活节俭、平淡，一斤六元的水果嫌贵只称四两，婚后两年妻子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买过。
随着职务的升迁、地位的提高，詹顺舟的生活标准和要求也越来越高。
特别是在2006年“提拔失败”后，他和一些商人老板混到一起，耳濡目染下，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特权思想滋生蔓延。他热衷穿高档服装、戴名贵手表，将一名房地产老板送的两套房子打通居住，面积近350平方米，装修十分豪华。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仍多次乘坐飞机头等舱，配备超标准公务用车，超面积使用办公用房，多次接受私企老板安排的旅游、宴请等。
正所谓“玩物丧志”，詹顺舟不再把主要心思和精力放在工作上，在担任敦煌市委书记的后期，除了有重要会议、重要活动或出差，他日常的工作状态是：上午睡到十点左右起床，下午约老板打牌吃饭，晚上十点以后才开始批阅文件、安排工作，一些工作抓得松松垮垮、敷衍了事。
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敦煌被查出的胡鑫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是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全国22起重大涉黑案件之一，其中有4名副县级干部充当“保护伞”，该案正是发生在詹顺舟主政敦煌期间。
心存侥幸，背弃忠诚
为逃避监督指使他人千里运钞藏匿赃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