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黑龙江兵团知青命案：男知青裸体死在野外

1969年底，我所在的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师38团22连发生一起命案，一名上海知青被杀，这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后知青被杀第一案。此时正值上山下乡高潮中，发生如此惨案，自然惊动兵团和省里直至北京相关部门。此事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我也过了花甲之年，但当时场景历历在目很难忘却。

雪地上惊现赤裸尸体

1969年12月1日早六时多，天还未大亮，22连干部战士分班排在一块空地投弹训练，当时中国与苏联交恶，基层连队都配备了武器弹药，按正规部队要求进行射击、跑步和投弹等训练。偏巧一名战士投偏了方向，一战士去捡时却发现，在模拟弹处发现草绿色棉衣裤，细看上面竟有血迹便惊叫起来。

连长陈世钧赶过来，马上意识到出大事了，急忙命令全连集合，清点人数后发现独独少了连部通信员詹宏开。陈连长随后下令各排分头去找。几分钟后，有人大喊，找到啦！我顺着喊声跑过去，但见詹宏开赤裸着双臂弯曲着，一条腿蜷缩着，另一条腿则直挺挺的，只剩一裤头，雪地上的血呈暗红色，其状令人惨不忍睹。

知青们哪见过如此惨状，不少人号啕大哭，多数女知青不敢靠前。詹宏开是上海人，长相斯文，来连队不过半年时间，和谁都谈不上深交。不过他刚来就第一个被调进连部当通信员，平日不用参加生产劳动，也颇令人羡慕。对于他的死，众人议论纷纷，有人说会不会被狼咬了，有人说一定是"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干的，我随口说是苏修特务过来了吧。这种场合，任何人说的话后来都反映到专案组那里了。陈连长命令保护现场，又下令从今天起任何人都不许离开连队。

到开饭时间，大家到食堂打饭少了平日里的说说笑笑，我只要了一个馒头一碗菜，便和往常一样去卫生所，因那里暖和，有几个人以往都喜欢聚到卫生所。我面对饭菜实难下咽，不一会儿，和我住同一宿舍的陈世增来了，他狼吞虎咽吃了两个馒头一碗菜，然后让苏医生为他包扎了右手伤口，本也常来卫生所的同一宿舍的郭洪那天却没有到场。

细节成了破案的关键

专案组当日进驻连队，在全连大会上，专案组要求"地富反坏右"老老实实交代昨天晚上的行踪，要求大家检举揭发一切可疑人可疑事，要站稳革命立场。最初两天停产开会，第三天恢复劳动，晚上则以班排为单位开会。有一天我后半夜睡得正酣时，被叫到连部，专案人员先送一支烟给我，然后问"你为什么说是苏修特务干的"，我讲前些天听传达文件说有特务过来了'又说死者詹宏开是连部通信员，知道连里和团里很多军事秘密。那位讲狼咬的知青就不那么幸运了，被弄到其他连队关押讯问，因不服遭到打骂，他远在城里的父亲得知后，一气之下病亡。

一天，全连集合说是要扫雪，范围只集中在小路边的一间无人居住的破败草房附近，连长要求认真清扫。只扫了一会儿，就有人发现了一把木工用的凿子，一看上面还有血迹。紧接着，排长又带着我和另一名姜姓知青来到穆棱河。河中间还未封冻，河边也只是薄冰，排长命令我们穿上水衩(捕鱼时用的防水裤)，说是下水找一木棒。我们在河里只划拉几分钟，人就冻得不行。排长道：找个鬼，木头棍子还不早顺水走了，来年春天时，有人在河边发现那个木棒交到连部，此时专案组已撤走多时了，说到穆棱河，还应交代一个背景，我1968年下乡就分到打鱼班，这年5月初就去离连队很远的打鱼点，因河里鱼少，班长带队去云山水库，我一人独守打鱼点，10月才回连队。

陈郭被抓后余波未消

紧接着的日子里，知青们白天刨冻土修排水沟，每天要验收工作量，大家都很卖力气，累得要死。吃完晚饭还要参加批判会。因陈郭被抓，哈尔滨知青就成了批判对象，那时我们常说的"哥们"、"够意思"以及"服不服"都成了批判的内容。有一次批判会上点了一名姓高的哈市知青，这名知青当时就站起来大声讲，我父亲是抗日老革命我母亲是参加了解放战争的，我是革命的后代怎么会去做对不起革命前辈的事？被批判后，他郁郁寡欢，以后调去别的连队后又返城，几乎不和其他知青联络，最后不到五十岁就死于癌症。每次听着那些激烈的批判话语，我都心惊肉跳，直至后背都流汗了，这可是冬天呀。可没想到，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头。

陈世增和郭洪被带走后，专案组仍未停止调查案情，这一次他们又将重点怀疑对象放在了我的身上。我后来才知道，对我的怀疑有三方面原因：一是陈与我关系很好，他常会要去我写的所谓的诗去读(其实都是革命式的顺口溜)。陈的同学好友姜某某被调走后，他急需新的伙伴。我是1968年主动要求下乡的，没有同学同行，也有结交的心理要求。二是我与陈郭二人紧挨着睡觉，我们睡的大通炕(以火取暖的土炕)可睡十几人，我紧靠头上，陈郭依次在我身边，属于近邻。三是北大荒的12月早已是没有蚊虫的季节了，可我却支了蚊帐，反常得很。

那几日的后半夜，我总被人从梦中喊起去专案组，主要问两个问题。一是陈郭二人去作案，你睡在他们身边为何没有察觉。我讲我睡觉比较死，并讲了9月发生的一件事。那些天要排练国庆二十周年的文艺节目，我从打鱼点回来几天。我在马号(养马人睡的地方)老王那午睡，喊我去排练节目的人知我睡觉死，就用毛笔在我脸上画了两下，我一侧身又睡过去了。

他们又用绳拴在我脚上，另一头系在马号门上，使劲一拉，我便从炕上摔到了地下。这才醒，便径--直去大礼堂了。发现凡是见到我的人都笑得不行，我不明就里。有一老职工说，你是钻了灶炕咋的，脸像包公似的。我忙用手去摸脸，手顿时变黑了。抹黑事件的"操刀手"都可证明，陈郭二人半夜去作案我不知晓，也就解释得通了。专案组的人还要去我给陈世增看过的诗，我因家境贫寒主动要求下乡，挣32元工资已很满足了，写的所谓的诗大都是歌功颂德的，找不出教唆别人做"反革命"勾当的字眼。

二是我冬天为什么用蚊帐的问题，对此我也讲了理由，知青宿舍两边都是大通炕，中间是一堵取暖用的火墙，火墙是靠炉子烧煤产生热量的，可这火炉恰在我睡觉的顶头部位，烧火炉的老董头每晚要鼓捣火炉几次，每次都是灰尘四起，我怕弄脏被子要自己洗也怕吃灰尘，就挂上蚊帐遮挡一下

以后得知，那些日子，我每天晚上都是有"护卫"的，专案组安排人专听我晚上说的梦话，以作分析之用。我被怀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陈世增作案时是穿了我的皮靴(父亲特意为我做的平时舍不得穿)，还戴了我的棉帽的。以后，这两样东西都被专案组借去了，说是借去却不归还，而是成了4师师部阶级斗争教育展览的展品。

所幸的是，专案组还是讲求证据的，我这个‘被怀疑对象'很快又恢复了清白。

杀人动机十分荒谬

案件发生半年后，新调来的连领导让我做统计员。大约两年后，"12.1"案件复核组进驻连队，我也因此有机会看到案件卷宗，尽管之前也知道一些情况，可卷宗毕竟是官方正式结论。

1968年我们到连队不久，4师工程队就紧邻我们连队驻扎了，他们要在穆棱河上建造一座水闸门。工程队有一广播站，广播员是一郝姓姑娘，人长得不算漂亮但也端正，嗓音甜润，年龄好像大我们一些。郭洪喜欢上她了,郭洪人长得魁梧英俊，讲义气也是孝子，会打一手好拳，那个姑娘勾得郭洪总往广播站跑。那时谈恋爱是大忌，工程队领导就告知我们连长陈世均，陈在全连大会上几次不点名批评郭洪，语言尖锐刻薄，这让郭怀恨在心。工程队领导也劝郝姑娘，不要再和郭交往，这更让郭恨上加恨。

此时，郭洪不知何故脱离了哈六十二中同学的圈子，和陈世增交好，并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陈只有小学毕业，思想单纯，他也对陈连长不满，原因很简单，1969年春，兵团为筹建6师，从各师团调人，陈世增同学好友小姜被调去6师。郭把仇恨讲给陈听，引起共鸣，郭讲让哈市一朋友寄点氰化钾，要给陈连长下毒。毒药寄来已是1969年初冬，郭策划让陈晚上去连部，借填写全班考勤名义，把毒药投入烧水壶中。陈连长和詹宏开住连部里屋，外面是办公的地方，里外屋被一堵火墙隔着，火炉就在门旁。陈见水开了，就拿出毒药要投，正巧詹宏开推门出来，陈大惊失色赶紧收回手。詹当年才17岁，哪想到陈要投毒，和陈打了招呼就拎壶进屋了，厄运就这般落到詹宏开身上。

陈世增没有投成毒，又被詹宏开无意撞见，回去将情况告诉了郭洪。听罢陈述说，郭洪认为詹宏开一定发现投毒了，于是，他们商议要弄死詹。詹经常去团部办事，郭陈曾在半路设伏，都因非詹—人而作罢，当时拿的就是后来在河边被发现的那根木棒。11月下旬，陈得知30日晚11时至12时是詹值班巡逻时间，便决定下手。这之前，陈先去木工房偷了把凿子，两人藏在巡逻必经之地那间破败的草房里，并商定由陈动手，从他们偷穿我的皮靴又戴了我的棉帽便可知，他们也是动了心思的，这在卷宗里都有记载。

11时许，詹穿一双懒汉鞋(夏天穿的底是塑料的)出现了，陈闪出，从后面用大木棒猛敲了詹的后脑部，詹本能地往前奔跑，陈又冲上去用凿子猛扎詹后背，詹倒在一口水井旁。郭说把他扔井里去，两人拖着詹往井里按时，因井口寒气袭面，詹又清醒了，不知东南西北地往河边跑去，陈追上又扎数凿。詹倒下。此时，狗吠声大作，两人欲把詹扔到河里的企图没有得逞。扒下詹的衣-裤往回走一小段路扔了，以制造假象。

【后 续】

本文摘自《档案春秋》2012年第1期 

作者：王英琦

原题为：亲历黑龙江兵团知青命案 凤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