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电影生活在一起第
314
天
2017
年
10
月
12
日星期四
片名：三里塚边田部落
(1973)
，小川绅介
京都，酒店
在日本陪同家人旅游的一周，正好排上“和电影生活在一起”最后单元，就想到还未写过的私人观影史上的重要作品。像往常一样，各个年代都选择一二。选到
70
年代时，想起了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的《三里塚》系列。其实比起当时的日本新浪潮时期的导演们，我知道小川算很晚，知道了能看到的也很少，实在算不上有多了解。
不过小川绅介导演依然是我最为敬服的纪录片工作者之一。这大概是因为我读完他的一本著作
（讲座、访谈、文章的结集）
之后的事。这本书名为《收割电影：追求纪录片至高无上的幸福》，是后来也成为纪录片工作者的冯艳所译
（我非常喜爱她的作品《秉爱》）
。读这本书时，其实还未看小川的纪录片，就好像已经爱上他的作品了。
小川在书里也谈到过类似的经验。他说“看电影这个行为，不单纯指有一个银幕，放完电影我们回家，这个简单的过程。而是，事实上，从你想看电影的那一刻起，其实电影已经开始了。”
这次到日本来，就随身带着《收割电影》来重读。这本书的文字多数是关于小川一生中的两大系列《三里塚》和《牧野物语》的。
《三里塚》拍摄的是当地农民反对修建成田机场所进行的抗争，从
1968
年
2
月
26
号，农民的反对示威正式开始，小川摄制组也正式开始拍摄。据介绍，在刚开始，“为行动方便，购置了一辆客货两用的汽车，摄制组人员就在车里面进行拍摄。为了在农民们密集的投石和防暴警察的暴力下保护人员，就给这辆车的四周安装了铁丝网”。
但小川很快就发现这种方式行不通。于是他制定了两条拍摄原则：
第一是摄影机的位置，要很明显的站在斗争着的农民一边。如果权力一方要来镇压，如果机动队要向农民施加暴力，那就让我们的摄影机从正面迎上去。这是通过银幕，也就是权力在和观众直接对话。
第二，即使不能如我们所愿拍到理想的镜头，我们也不使用偷拍……而是堂堂正正地从正面把摄影机拿出去，参与到农民的斗争中去。
从
1968
年到
1973
年，小川摄制组在三里塚拍摄了六部记录农民生活和抗争的纪录片。并且和当地人同吃同住，也一起劳动。在民众和警察最大的一次冲突中（双方各有
5000
人左右），
3
名警察死亡，此次事件之后，当地农民三宫文男自杀。《三里塚边田部落》正是拍摄于此之后，这时小川的战斗态度也有了审慎的转变，更深入地反思自己拍摄纪录片的目的。
在最初，小川是作为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进入三里塚现场的。心里想的是“这个地方行，能酣战一场”。所以，人们往往认为这些纪录片工作者是非常好斗的，因为身在三里塚就已经“太政治了”。但最终小川发现，他们拍摄三里塚，在那里一住五年，是因为真的热爱生活在当地的农民；这正如农民们不肯罢休的抗争，是因为他们留恋世代居住的土地。
为此，小川摄制组最大程度地融入到当地生活中。他们的摄影师田村正毅在出门一走，村里人就会问：哎呀，今天怎么没有带摄影机啊？到这种程度，田村拍什么，都不会有障碍。他的摄影机摆在那里，能拍到“有什么东西枯灭了，这里的农民想要说些什么，有什么想说而没有说的。”
《三里塚边田部落》已经不再拍摄激烈的抗议和战斗场景，而是转向了三里塚的历史传统和风土人情。所谓“边田”，即“边缘的意思”。这部电影的起点是三宫文男的自杀。小川说：“对文男君的死，我们准备在活下去的同时，用我们的全部力量做出回应。在文男君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他所看到的风景，就连每一片细小的树叶，我们也要用自己的眼睛去逐一确认。怀着这样的心情，拍摄了部落的历史”。按照小川的话说，这是“给村里人的情书”。
有一篇文章中提到《三里塚》纪录片曾在杭州放映之后，有观众问到场的小川妻子白石洋子：“机场建设对大多数人有好处，却只损害了一部分农民的利益，农民们这样做到底对吗？”白石洋子引用了法国作家弗朗兹·法农的话回答：“不管一座桥有多方便，只要有一个人因为这座桥而蒙受不便，它就不应该造。”
这句话小川也曾经提到过。如果我们仔细琢磨这句话，就能明白所谓“大多数人”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个短暂的概念。是有单数的人才是活生生的。用牺牲少数人哪怕是一个人的的利益，来换得所谓的发展都是不可取的。很简单，如果我们今天可以牺牲这部分少数人的利益，明天就可以去牺牲另外一部分少数人的利益。到最后谁会是真正受益者呢，恐怕只有极少数人，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如果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那么只能是追求同一种幸福。这种幸福，不是一部分人的幸福、也不是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必须是所有人的幸福。而这个过程必然是一个抗争的过程。三里塚的农民也许算是极少数人，但他们通过自己的抗争，实践了这一点，表达了卑微者的决心。
小川拍到第六部《边田部落》也没有出现当地农民中的赞成派。所谓的赞成派就是那些有条件撤出家园的人。小川正面回答可这种“不完整呈现”的质疑，也让我读得非常感动，他说：并不是说留下来战斗的人就是有灵魂的农民，卖了土地而离去的人就是叛徒。附加条件出卖土地，这本身也是一种抵抗。留下来战斗的农民其实是非常理解赞成派的。如果简单地让赞成派露面的话，就会让观众用一种粗暴的价值观去衡量，很容易去评判他们。
另一个问题是，《三里塚》系列中也没有出现场景。小川说其实也拍了一些插秧、割草的镜头，但总感觉拍不出事物的真相。“以我们目前的能力，只能拍出辛劳和汗水。”但他们实际感受得更多，不是这样简单。小川觉得要想拍出来，必须自己成为插秧和割草的能手。
在完成《边田部落》之后，小川受到了山形县上山市议员木村迪南的邀请，搬去山形的牧野村。在这里小川摄制组一住就是
15
年，就在田里种水稻。小川说在
15
年间，农民们教会他们许多博物学的东西，这里那里的土壤怎么样，什么样的季节应该怎么做。小川领悟说，一个人一生最多种
50
回稻子，
50
回其实是获得不了太多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所以我们看到的田地，我们看到的稻米的风姿，其实有着千百年来人的智慧。
小川种稻的两年后，有一天，土本典昭
（另一位日本纪录片大师）
到牧野来玩，小川就邀请他到田里去，告诉他哪块田是自己的。小川说着说着，就不知不觉已经下到田里去了。当他看到土本还站在田埂上，而自己却站在田里时，突然回过神来：“这下我们可以拍关于农田的电影了。”
发现这一点时，也许就是他发现“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的时刻。
第45周 每个时代的日本电影
10
月
9
日（周一）《花火》（19
97
）北野武
10
月
10
日（周二）《鳗鱼》（19
97
）今村昌平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