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译者

我认为这个问题可能有以下答案。首先，这与比较法研究为什么是一种有益的研究方法息息相关，但这个答案又是如此熟悉，以至于无须过多着墨。当他国具有与本国类似的问题时， 知悉他国的解决方法或路径无疑能拓宽我们的法律思维，也能为我们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取舍提供支撑依据 。故此，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比较能使我们观察、审视甚至反思既有的规则和规则中的取舍。但除此之外，还有 两个更重要的原因使本书能引起中国公司法学者的兴趣 。

为了理解此种改造如何生成，我们必须密切关注法律本身以及法律如何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法律并不像公司法学者有时提出的那样，仅由经济需要或利益集团的压力形成，法律也会通过其内部理念和结构回应外部需求和压力。我们最终得到的是两者的混合体，而忽视这些法律理念和结构的力量和约束，会让我们对现代公司法的本质产生片面和偏差的理解。本书对公司信义法的论述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对美国和英国公司法及其生成的现代理解中所缺失的法律部分。在具体论述中，本书坚定地批判了对公司法律变化的主导性“经验”诠释，例如关于强大的市场参与者（如机构股东）的压力。但更重要的是，书中所述并没有否认经验对美国公司法的影响。相反，它表明公司法是如何深深地依赖于一套道德观念、关于公司性质的理念和关于美国意义的观念。

即，本书认为要重视法律性质中的错误和误导，因为这些错误和误导已在不经意间嵌入法律。 以此而言，我们虽经常为法律后果提供事后功能合理化的解释，但事实上很多时候，法律并不是高度关注功能的产物，也不是根据经济需求或面对压力的产物，而是失误、错误和司法误述的产物。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得到公开的批判或讨论，就会在不经意间改变法律。据此，本书详细介绍了美国和英国几个重要规则——美国的现代商业判断规则和英国的无利益冲突规则，这两个规则都存在上述的情况。目力所及，在所有的法域，我们的学术触角都必须警惕这一法律变革的驱动力，因为这种准随机的司法产品应该不会获得多少系统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