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间，中国也遇到了人口老龄化问题。由于人口与经济的强相关性，人口老龄化开始倒逼着经济改革加速。
上世纪60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中最后一次生育高峰从1962年至1972年，中国年平均出生人口2669万，累计出生了3亿。1969年中国人口突破了8亿。70年代初，因为经济压力（人口过多导致经济负增长），中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遏制人口快速膨胀。人口增速随后得到控制并趋稳。自1992年开始，人口增速进一步出现下滑。
此后，在经过四十多年的人口红利期后，当初的人口红利已然变成了老龄人口。2003年，中国开始出现了长期自然增长率低于死亡率的情况，人口增长势头趋缓。2007年，中国经济增速在录得14.5%的历史高点后开始不断回落，下降至如今的6.7%。(15岁以上至64岁人口被视为劳动力，新生人口变化对经济影响的时间滞后性一般是15年)
人口红利散尽，弊端开始显现
当初，中国经济开始腾飞时，依靠的是人口红利。大量的劳动力充斥市场，为企业创造了廉价劳动力市场。上世纪90年代，不少略有头脑的公务员、国企事业单位员工看准了这一机会，纷纷选择下海经商。
上世纪经商创业的大多数人，如今都是名利双收，非但赚到了钱，还获得了名。当今，对于中国企业家的评论中，基本都以老一辈的企业家为模范。对此，笔者一直都有一个观点不太敢提，生怕灭了新时代中国企业家创业、奋斗的梦想。在笔者看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内地根本没有出现过真正的明星企业家。内地企业家的成功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依靠天时、地利，人和的部分非常少。而香港、台湾等地区的企业家大多是经历过大起大落的时代洗礼，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成事。
简而言之，时势造就了中国内地的一批成功企业家。论能力，真正能够踏入成功企业家门槛的寥寥无几，依靠自己本事（这里的本事指，战略眼光、决断能力、管理水平、识人用人、对于时势的正确判断等企业家综合素质）成为明星企业家的根本找不着。（BAT三位算的上靠自己本事成功的企业家，但要和李嘉诚这种明星企业家相比，依旧差了一个档次。王健林、任正非、董明珠之流靠的并不是自己本事，他们靠的是什么不方便说，懂的人自然懂）
在人口红利开始衰竭时，国内许多企业破产倒闭、许多企业裁员减薪。更有不少企业不断哭诉人力成本越来越高，企业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表面上看，导致企业环境恶化的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可实际情况真是如此吗？对比香港和台湾的劳动力市场，如果说内地现今劳动力成本算高的话，那香港、台湾的劳动力成本就是天价。正因如此，社会上几乎听不到香港、台湾的企业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喊苦的。凡是哭诉劳动力成本高的都是些内地企业家、学者。他们的思维被以往人口红利时期的“温室”环境局限了。而导致这一切的主要原因还是当初那种躺在人口红利上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老天爷撒钱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此外，正常情况下，当初的人口红利一代已经步入不惑之年。他们即将面对养老问题、医疗保障问题。然而，我国社保体系的资金缺口已经超过10万亿元。在人口老龄化现象越来越明显的发展趋势下，社保体系的压力只会加剧不会缓解。当初可以“政府来养老”。现在，已经到了“养老不能靠政府”的时代。“未富先老”缔造了一代人的悲剧。
人口老龄化带来需对疑难杂症。如由于我国医疗资源的匮乏，随着人口老龄化，医疗资源的争夺将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当然，嗅觉敏锐的人可能已经闻到了钱的味道。“医疗资源匮乏、老龄化人口增多，老年人市场需求激增带来了新的投资机会。”诚然，这种推理固然不无道理，但还需注意一个问题，这批未来的老年人有能力提供消费吗？本身财富积累就不多，膝下有子的话，为了给孩子买套房，一辈子积蓄都搭进去还不够。虽然有医保补贴大病支出，但药费支出往往就能让一家人倾家荡产。需求是建立在消费得起的前提下才成立，消费不起的需求不叫需求，只能算需要。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远不止这些。死亡率上升会拉抬墓地价格，一线城市居民已经出现“死不起”的现象。老年人日常护理及活动场所稀少，放任不管就会出现各种“广场舞扰民片区”。新生代中坚力量上有老、下有小，压力增加导致消费能力减弱。
根据历史经验，一旦人口抚养比出现拐点后，必然会发生经济危机。中国的人口抚养比拐点已经近在咫尺。自然，经济下行压力应该是不能否认的。
盲目应对人口问题只会徒劳无功
对于人口问题，政府的调控思路主要有这么几点：其一、加快延迟退休年龄方案研究；其二、增加社保体系收入；其三、全面开发二胎，依靠新生人口对接人口老龄化负担。
然而，这几点都是建立在牺牲新一代人的利益以求达到稳定的效果。在稳定当下之际，损害的是未来经济发展动力。
其一、加快延迟退休年龄方案研究。这个办法并非我国独创，日本、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已经开始因为养老金缺口延迟退休年龄。有报道称，2050年，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将延迟至70岁。中国目前正在研究的方案是将男性退休年龄从60岁延迟至65岁，女性退休年龄从55岁延迟至60岁。该方案渐进式推进，最终达到男性65岁、女性60岁的退休年龄标准。
延迟退休年龄等同于变相的增加劳动力。但是，都已经达到这种高龄的人群，无论是逻辑思维还是体力技术，其生产效率能高到哪去？（由于人口红利期的一代人多属于文化水平低、职业技术单一的一代人，事到如今已不存在进一步提升知识水平与职业技能的可能）
延迟退休年龄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稳住劳动力供给，不如说就是单纯的为了减轻社保体系支出压力。其实，这对于新生代而言是非常不公平的。我国社保体系起始于1986年（之前都为研究、探讨阶段）。第一批享受社保福利的人群本身没有缴纳过任何社保费用。他们那批人等同于白白享受了社保福利。而且还是在退休年龄没有延迟的标准下。事到如今，因为社保体系资金缺口就要求新生代多缴纳费用（延迟退休也意味着要多缴社保费用），并且增加工作时间。两相对比，这公平吗？
即使按照这种方延缓了社保体系资金缺口压力，但一定会影响新生代未来预期。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担忧会表现为一些有损中国经济的行为。有钱人送孩子出国、转移资本；中产阶级丁克及单身人群增加；底层人群犯罪率上升……
其二、增加社保体系收入。如果说延迟退休年龄是减少社保体系支出的话，那么，提高社保体系缴费门槛就是增加社保体系收入的直接手段。
还有多少人记得社保最低缴费门槛100元是什么时候？不过，记不记得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去年社保最低缴费基数又上调了。现在的政策是，社保体系缴费标准参考各地平均工资标准。由于各地平均工资长期以来均保持增长势头（虽然这种增长被网友吐槽为“被增长”），社保缴费标准也相对上调。
增加社保体系收入的确有助于解决资金缺口。但反过来考虑，这非但减少了新生代收入，还增加了企业负担（根据社保缴费规则，个人缴纳多少，企业也要缴纳多少）。一方面要给企业减负，增加居民收入；一方面又在增加企业负担，剥削居民收入。这种调控结果只能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其三、全面开发二胎，依靠新生人口对接人口老龄化负担。2015年末，二胎政策开放。二胎政策的实施也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束。中国人口调控从紧缩从新转向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用新生人口对冲老龄化人口所带来的劳动力空缺。
二胎政策试试效果如何现在还无从得知，虽然2016年数据并未给出令人满意的成绩单，但政策落地到效果出现至少要等到2018年才能看出结果。道理很简单，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压抑了生育需求，在政策放开后，积累的生育需求会引来一波爆发期。但这种爆发期是短暂的，不可持续的，也无法应征二胎政策的真实响应效果。只有等2018年后，生育“库存”释放完毕后才能看出社会上对于二胎政策的实际反响。（笔者打听到的消息显示，目前效果并不理想）
实际上，在中国经济转型之际，服务业将成为未来经济主流。而且，在工业4.0引领的革命潮背景下，原本就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机器人逐渐取代人的历史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未来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即使二胎政策得到积极响应，也无非是消除市场担忧，增加社保体系收入而已，而其代价是又要牺牲一代人。（在机器人替代人类完成诸多简单、低级工作后，过多的人口意味着就业压力）
中国如今的人口问题本来就是对以往错误的修正。与其逆势而为、无谓挣扎，不如坦然承担代价，吸取教训，从头再来。沉迷于调控，推卸责任将会造成更大伤害。随意对人口进行调控，除了会影响自然规律外，也是对生命的一种侮辱。生不生孩子不应由外界因素决定，所有人都有权要不要生孩子，生多少孩子。人口不是牲口！民乃国之本，无民则无国。视民如畜，国将不复。
PS：孩子无权选择父母，而父母有权决定生不生孩子。孩子的幸福需要其自己去争取，可为孩子提供一个能够自由选择的平台是父母的责任。孩子是父母家人，不是养老保险；孩子是爱的结晶，不是性欲产物；孩子是开拓未来，不是延续轮回。生孩子简单，养孩子不易。不考虑自身客观能力，仅凭自己喜好决定生不生孩子是不负责任和自私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