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一直是当今社会中关注度最高的群体，因为这个群体所创造的价值与影响力、所承受的荣耀与困境，都是这个利益驱动时代里最浓墨重彩的投射。
对中国企业界而言，这个无雪的冬天注定饱含叹息，接二连三的年轻创业者相继不告而别——有的因过度劳累心脏骤停，连急救药都没来得及送到嘴边；有的早知身患重症却选择放弃诊治，坚持工作学习至死神降临的那一刻；有的因资金链断裂无法按期归还巨额贷款，黯然熄灭自己的生命之灯。
以我的观察，普通人看这些新闻就像目睹流星划过，唏嘘几句过后注意力就很快被更新更刺激的消息转移；而身为业界同行的企业家们，则难免升起几分物伤其类的感慨悲悯。即使自己企业的业绩逆势上扬、成功上市，也颇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慨叹。
这不由得我关注与展开更多对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思考。
生命的价值，对所有人都真是一个很大的命题，遑论体会最深、折损率最高的企业家群体。
古今中外，人们总是倾向于致敬“舍生取义”的高贵勇敢，摒弃“苟且偷生”的懦弱卑鄙。生命之上的信仰情怀、家国天下的格局理想，成为判断人品高低优劣的标准——舍生取义者建祠立庙，名垂青史，苟且偷生者被人唾弃，遗臭万年。
而在当今科技发达、信息爆炸的大时代激荡中，英雄主义早被个体精英所取代，企业家们如果仅仅为了追名逐利，肯定会精确地平衡好生活与工作的关系，因为一旦时间的变量被考虑进来，细水长流一定比剧烈燃烧更有利于长期利润的收益，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才应是商人的本质性体现。
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高度理性的企业家主动选择了悲壮短暂的极速燃烧呢？我相信这些英年早逝的企业家之所以走到“不惜命”的地步，绝对不是为了名和利，他们心里必定有一个坚定信念，因为他们即使收手不干，放弃公司和企业，前面积累的身家财富也足够传之数代。
“苹果之父”乔布斯，无论财富和事业都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用最尖端的技术治疗，但他却选择最有尊严的一种方式——禅修达到最终解脱，让生命的花火燃烧到最后一秒钟。惋惜之余，很多人认为乔布斯为了看不见、握不住的什么信仰放弃生命，非常不值，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多活一天是一天，多活一年赚一年。
前几天我看了“彰显百年清华精神”的电影《无问西东》，沈光耀的母亲反复告诉他生命的宝贵，劝他明哲保身，希望他好好享受结婚生子的快乐，可他最终决定听从内心的召唤入伍，毫不犹豫地为国为民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看遍了世界的光芒”。
再看看身边的朋友，经营“中国意境菜”的大董，表面看一直在为了赢利扩张，事实上他的身家已经足够享受几辈子。为什么还在不停地咬牙往前冲？我觉得一个主要原因是初心未忘，创业之初立下的企业使命使他不能停步不能放弃。当财富已经积累到相当大的量级，带领庞大团队继续全力以赴奋斗就变成一份很大很重的责任，需要极大勇气和毅力才能承担起来。
这种使命感肯定是高于个人得失甚至生命之上的，在企业家心中至高无上，即使这是一种无法与外人道的孤独。清朝“红顶商人”胡雪岩，庞大的商业帝国倾覆后，宁可向债主挨门跪拜，也要拼命保下辛苦创下的名号“胡庆余堂”，因为那是他活着的唯一支柱，柱子倒了，生有何用！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境界历来是“内圣外王”，奋斗不息并不意味着必须倾尽所有不惜代价，保有超脱的心性百毒不侵才是赢家。
因此，面对一些企业家决绝的生死抉择，我并非赞同理解，但我发自内心尊重他们的选择，因为在猝然倒下背后肯定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远非外人所能妄自揣测。我相信，时间会最后给予他们最公正的评价。
晚清“戊戌变法”失败后，六君子中的谭嗣同明明可以逃走，也有人愿意帮他出逃，他却决心留下来用自己的鲜血警醒麻木的国人。他母亲探监时悲痛欲绝的说真是个痴儿，命没了，一切都不复在，而谭嗣同回答母亲的则是“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死了吗？死了！谭嗣同死了吗？没有！他因为舍生取义而永生。
我并不是鼓励年轻的企业家轻易放弃生命，这样戛然而止的逝去太令人痛心；然而我必须让自己尽量去理解他们的选择，他们不是不珍爱自己，不关心自己的健康，而是面对重大的经济动荡之际，与驾驭自己的事业相比，生命被生生地置于次要地位。
经过对最近几位企业家辞世的思考，我对“逝者长已矣，生者如斯夫”有了新的感悟——遇到事业难关和身体问题的时候，企业家们能否转换思路，权衡利弊，分一点精力放在个人身上？比如除了定期体检，口袋里装好备用药；比如照顾好一日三餐，吃饱穿暖，不要生病；比如看开一些，即使创业失败、生意破产，只要头脑和经验存在，总有重来的机会——国外看看特朗普，七十岁登上总统宝座，国内看看褚时健，85岁成为“中国橙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