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韵：从程序员自杀案看天才教育的漏洞

文 | 戴韵

近日，WePhone创始人苏某的自杀事件，受到社会持续关注。相关事实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但自杀已是无可挽回的悲剧事实。随着信息逐渐被披露，天才程序员的传说、令人咋舌的婚恋纠纷细节、跳楼自杀的惨痛结局，形成尖锐的对比，也引发公众讨论：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我们怎样才能避免悲剧重演？

▲人生最后一次写代码，却是为了这个……

在相关讨论中，人们在惋惜之余纷纷提到：倘若事发时能及时让亲友或专业人士介入，也许不会酿成如此惨剧。因为事件过于复杂，不仅涉及两性情感纠葛，更关系到婚姻、企业等法律制度，仅凭一己之力难已决断。若能及时由专业司法人士介入协助、由亲友进行心理疏导，也许可以免于悲剧。

这件事不是孤立的个案，它最初的引爆受到程序员群体的推动，而苏某的性格与命运也让不少技术从业者心有戚戚，它甚至引发公众对工程师、程序员群体特征的讨论。像《生活大爆炸》、《硅谷》等电视剧常有刻画，理工科从业者呈现一定群体特征：一方面，他们术业有专攻，擅长与机器打交道，在专业领域厚积薄发；另一方面，热爱钻研也常伴随着与社会现实脱节、不善交际等性格特征。

▲《生活大爆炸》里的怪咖科学家谢尔顿

在亲友的追忆中，苏某似乎也呈现出这一特征。

从两三个月前开始的离婚纠纷、到最后两天的激烈对峙，苏某从高楼一跃而下，这一悲剧和最近频发的校园霸凌事件具有一定相似性。这两类事件都源自人际冲突，虽然对峙双方关系不同，但核心都是社会交往、基于交往展开的不良社会关系，以及交往失败后激烈对峙导致惨烈结果。

更加相似的是，无论是苏某与其前妻纠纷，还是校园霸凌事件中，对峙双方往往呈现出权力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与物质资源和社会地位无关，更大程度上是心理状态和社会成熟程度的不对等。加害人往往心理水平较成熟，具备较强的操纵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而被害人常在极端情绪中选择了自我毁灭。

▲WePhone创始人的遗言，以及他与前妻的聊天记录

这样来看，要想彻底避免类似悲剧，还是应该回到人本身，回到教育干预，尤其在科技、工程教育领域：教育要教人如何应对冲突、处理矛盾、表达自我、寻求帮助等，要教社会能力。

在我们现有教育体制中，尤其是工程教育中，我们过于注重技能培训，而忽略了社会能力。人们常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认为只有技术、技能、知识才是真正可靠的“硬”实力，而沟通表达、人际关系等社会能力是假大空的华而不实。这一现象，不仅广泛存在于学校教育，在学前教育中也很普遍，儿童编程、3d打印如雨后春笋，家长花大力气培养孩子的技能，却鲜少关注他们的社会能力。

即使有些家长意识到社会能力的重要性，但社会舆论也常对其曲解，认为社交就是走关系、拍马屁，发展社会能力是不务正业。这种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

社会能力是与人相处和解决冲突的能力，是一个人的核心素质之一。人是社会动物，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无论个性开朗还是内向，人都在处于一定的社会网络中，都无法回避与他人的互动。正因为因此，恰当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尤为重要，它直接影响了个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培养社会能力，不应回避冲突和矛盾。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主流教育，都提倡“以和为贵”，似乎对人际冲突和矛盾有着天然的厌恶。然后，在纷扰的现实生活中，生活并非一帆风顺，人际矛盾更是比比皆是，冲突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如何解决冲突。学校和家庭教育，与其避而不谈，不如从小积极培养孩子解决冲突的能力，引导他们建立起自我保护机制，这样在关键时刻才能主动防御、化险为夷。

信息时代的今天，社会能力的重要性近一步凸显。互联网的发展变革了人际交往方式，人们在一键间跨越时空距离，拇指一动就将自己暴露在陌生人面前。科技降低了人际沟通成本，也带来了巨大隐患，比如陌生人的恶意、网络暴力等。这都需要我们以教育为手段进行干预，对公众普及社会能力的常识，比如，如何甄别陌生人、了解他人意图、应对虚拟空间的人际风险。

随着科技进步，社会对理工科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科技工程教育也一片繁荣。然而，在科学主义走强的今天，我们仍需要坚守人文精神，回归人本教育，因为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生产流水线上的螺丝钉，而是将我们的孩子培养成完整的社会人。

【注】本文原题《从天才程序员的陨落到校园霸凌事件，谈社会能力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