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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公众号：西泽研究院（ID：wendao-thinkers）
作者仝思考，西泽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银行业研究顾问，金融资深从业人士。
目录
上篇：
一、中国银行业四十年简史
二、银行业大周期的折点：红利消失与创新窘境
三、上半场的核心逻辑
下篇：
四、银行业的下半场之变
五、突破困境的可能选项
银行业与经济高度共振，共生共荣，经济系统所呈现出的规律和问题，最终将无一例外的映射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经营管理行为当中。环顾四野，皆是巨变。当房地产、互联网等行业纷纷进入“下半场”的时候，银行业进入“下半场”也是必然。问题在于：
银行业的下半场在哪里？如何去？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想要搞清楚银行业的下半场，必须先弄明白它的上半场。
一、中国银行业四十年简史
和中国现代经济真正意义上的起点一样，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中国银行业上半场的起点。整个上半场，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裂变的开始：1978-1993。
“拨改贷”奏响了中国金融体系从政治激励向经济激励的变革序曲，商业银行开始按“市场逻辑”转型。
人民银行大一统的格局被打破，并逐渐裂变成各类专业银行。1984年四大行设立，1993年再进一步剥离政策性业务，成立三大政策性银行。而1987年招行、中信、深发展的成立，则孵化出了三十年后一个最具市场竞争力的商业银行群体。
2、商业化转型：1994-2003。1994年《商业银行法》颁布，中国银行业从此有了法理上的依据。
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1999年组建四大AMC。这期间银行业第一次经历了阵痛——技术性破产和天量的资产剥离，这种阵痛如果放在今天，将是不可承受之重。但阵痛没有改变中国银行业商业化转型的大趋势。
3、黄金十年：2003-2013。在逐步完成股改、资产剥离之后，银行业迎来了繁荣的发展期。
这十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从27.7万亿元提升至151.4万亿元，十年增长了4.5倍；利润从322.8亿元增长至1.74万亿元，飙升为十年前的54倍。与此同时，商业银行整体的不良贷款率从17.9%降至1.0%；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从-2.98%提升至12.19%，资产质量和资本充足率均显著改善。按照资本实力排名，中国进入世界前1000的银行从2003年15家增加到2013年的96家，全球前10大银行，中国更是独占四席。
4、焦虑的五年：2013-2018。这一阶段的银行业开始遭遇“三重挑战”
：
一是不良周期开启
，2012-2013年是最近一轮不良周期的起点，其中2012年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开始上行，2013年则是不良率上行。直至2017-2018年才基本企稳；
二是互联网金融、Fintech先后兴起，由技术驱动的金融革命，对银行业形成强烈的外在冲击，
并内化为困惑、焦虑和迷茫
；三是伴随着经济层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领域的整肃开始加强
，始于2012年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在路线上被不断修正，新的监管政策不断推出，对商业银行而言，MPA、流动性管理、资本管理等制度约束使得总体经营趋于保守和审慎（被动）。而从2013年8号文开始，针对同业业务、非标业务、理财业务等的不断规范，则带来了深刻的业务结构调整。总体来说，伴随强监管的持续，商业银行过往的诸多业务和模式被冲击，经营层面开始出现极大的不适应。
二、银行业大周期的折点：红利消失与创新窘境
这一轮商业银行的困境不仅仅是周期性的波动，更是一场结构性的危机。银行业的发展，进入了系统性的重构时间。
这一次的困局不仅源自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切换，更是08年金融危机后银行系统逆势增长的“反攻倒算”
，这既是金融周期波动的自然规律，也是“超常规成长”的中国银行业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集中爆发。
（一）传统的四大动力逐渐消退
1、制度红利。
中国现代商业银行体系从无到有的持续改革，所能提供的制度动力进入了深水区。主流银行的产权改革、公司治理、资本市场等各类制度建设接近完工。分业监管形成的套利机会，随着综合监管、审慎监管的改革逐渐消失，制度层面的动能难再寻觅。
2、成本优势。
中国金融体系高储蓄率、较长时间货币宽松形成的资金红利，为银行业在资产端的狂飙突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充足燃料。相对低廉的资金成本，为行业盈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宽松总有尽头，储蓄率终会下滑，资金成本上升已经出现，近几年反复出现的“存款荒”就是例证。
3、市场红利。
持续且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系天然需要一个高速增长的金融体系。尤其是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逐渐步入“负债型”增长通道，十余年内，企业、政府、居民三大部门轮番加杠杆。实体经济的负债就是商业银行的资产，经济部门的持续债务扩张，创造了银行业持续的资产扩张机会，这在间接融资体系为主导的中国尤为明显。但随着存量经济时代的到来，市场红利走到了尽头，宏观经济的低速增长，实体经济的债务压顶，银行业不可避免的迎来了一个“有效需求总体萎缩”的市场环境。
4、后发优势。
低成本的学习模仿，尤其是以港台、欧美为师，使得中国的商业银行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战略、业务、系统的布局，特别是以信用卡、财富管理、投资银行、资金交易、大数据风控等为代表。但这种低成本学习模仿、技术进步的优势随着“低垂果实”的摘尽，内在的银行家精神、企业管理水平、专业人才队伍的缺失，“后发劣势”开始显现。
（二）银行的“创新窘境”
2013年是市场公认的互联网金融元年，彼时余额宝的成功如平地惊雷，炸响了整个中国金融业，第三方支付、P2P、互联网理财等如火如荼，商业银行面临存贷汇全面脱媒。互联网金融风口之后，Fintech崛起，这次科技的元素更加突出，在人类社会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由智能科技带来的颠覆力量，引发金融业的巨大震荡。“唯一能够颠覆银行商业模式的就是科技”、“投资科技就是投资商业银行的未来”，银行业在不良爆发的同时，面临颠覆性创新的巨大压力。
原本被吐槽“假装干银行”，现在变成“消失的银行”，由此引发了关于银行业的一场信仰危机——银行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时代淘汰我们这些银行人时还会说一声再见吗？
对银行人来说，稍显宽慰的是，2016年开始，在严监管和市场逐渐回归理性的背景下，互联网金融迅速陨落。银行没有被改变，P2P们却提前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另一方面，近两年银行业的经营业绩却呈明显的改善趋势，国有大行和部分股份制银行在2017年迎来了资产质量的拐点，营业收入、净利润恢复增长势头，少数银行更是重新实现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到2018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5118亿元，同比增长5.91%。在风险抵补能力上升的同时，危机（亏损）并没有到来。
但行业的焦虑却没有跟随财务数据的改善而减轻。
焦虑的重要来源就是科技。
科技给金融业带来的冲击和改变肉眼可见，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以创新之名，携技术之威，对传统金融业在理念、文化、业务、管理、人才等多个层面形成“降维打击”，支付脱媒、资金脱媒以更新颖的方式出现，商业银行作为支付中介、信用中介、信息中介的价值被极大弱化。
创新，颠覆式的创新成为银行唯一的出路。
一时间，从产品、平台、系统，到人员、管理、制度、流程，全面的金融科技革命扑面而来。
焦虑的另一面是：金融科技的现实并不算太美好。
大数据风控的高度同质化和高质量数据的缺失，使得各类模型的真实效果待考（进步是明显的，但距离理想状态尚有距离）；区块链的泡沫看起来正在破灭，“区块链+金融”的真正规模化应用可能还需要好多年。最重要的是技术创新（工具的改良）对金融机构绩效的改善还不明显。近两年的金融科技创新，对大多数银行而言，还停留在成本支出（投资）和线下业务向线上转移的阶段，真正类似过往招行一卡通、深发展供应链金融、民生银行商贷通的重大创新还没有出现。
此外，当我们拉长时间的视线，有一个事实不可忽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项技术创新对金融体系产生过颠覆性影响。
历史上少有银行（金融机构）因为创新不足而倒闭，反倒多是因为过度扩张和风险。
银行业是否会出现“柯达、诺基亚”？克里斯坦森的“颠覆性创新”会在银行业出现吗？答案并不肯定。
变化的很多，不变的也很多。从科技的视角看，身处康波的底部，宏观的停滞（基础技术的重大突破）与微观的狂热，在金融业“冰火同炉”，窘境的背后是对创新尺度的拿捏与战略节奏的把握：
旧世界坍塌的速度和新世界到来的速度同样低于我们的预期，银行业掉进了坚守传统和变革创新的夹缝中。
（三）上半场的其它困难清单
1、过剩的金融产能还未彻底出清。
从2012年到2017年，表内贷款基本出清完毕，尤其是两高一剩行业的客户。2016-2017年，强监管的压力下，同业业务、表外业务开始出清，但游离在资产负债表以外的业务，以及那些靠转、接、续存在的僵尸客户还没有出清完毕。
2、异化的资产负债表。
“同业鸦片”的毒还没有清理干净，对批发性资金、高成本负债、高风险资产的依赖还没有解除，流动性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
3、扭曲的价值观和经营文化。
过去十年尤其是影子银行兴起之后的几年，挣快钱、做套利业务、绩效文化流行。对风险的敬畏心降低，对绩效的过度激励等现象广泛存在，银行人普遍趋易避难，对业务规律掌握不透，专业能力停滞不前。
4、滞后的管理变革。
回顾整个上半场，管理创新普遍滞后于业务、运营层面的创新。虽然服务质量、流程效率有着大幅改善，但银行业在资本管理、定价管理、成本管理等精细化管理上的努力稍显缓慢，战略管理、流程银行建设时常被业务发展打断。中国银行业缺少像华为、海尔、阿里等在战略、管理方法论上的突破和探索。而最要命的是，由于发展速度过快，还没有走完科学管理的历程，就要迎来互联网式的管理大未来。旧的管理方式无法激起员工潜在的热情和能力，新的扁平、民主、协同、敏捷式的以人为本的管理范式尚未建立，管理上迎来了双重挑战时刻。
三、上半场的核心逻辑
特殊的中国经济周期叠加商业银行的一般规律，银行业上半场的逻辑便逐渐清晰起来。
（一）规模导向
银行是一个具有较强规模效应的产业，其规模效应并不表现在制造业那样的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的关系，而是表现为资产规模和渠道的覆盖率，因为它反映出一家银行能否更全面、更便捷地为更多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
拥有庞大规模的银行不仅在存、贷业务上有优势，而且能够拥有更多的中间业务收入来源
，包括结算业务、银行卡、现金管理、投资银行、资金托管，以及基金、保险、信托等金融产品的经营和交叉销售等，从而获取范围经济的红利。
银行的规模效应可以简化为一个公式：
巨额的生息资产+庞大的网点+广泛的客户群=高额的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
上半场，这个行业基本的游戏规则是：规模（市场份额）与利润正相关。我们可以从2018年3季度末（最新）和2011年年末（银行业利润增速峰值年份），对上市银行财报数据中的净利润增速进行归因分析，对比一下驱动净利润增速的各要素贡献情况。
2018年前3季度，上市银行净利润平均增速6.2%，其中规模增速贡献3.5%，中间业务收入、利差、成本分别贡献0.5%、1.5%、1.6%。
2011年全年，上市银行净利润平均增速29.17%，其中规模贡献14.25%，中间业务收入、息差、成本分别贡献6.88%、4.74%、3.6%。
上述数据未必严丝合缝，但结论基本符合行业现状：
所有银行在上半场的核心使命就是规模扩张，所有资源投入都围绕规模增长展开。
无论是“黄金十年”，还是“焦虑五年”，规模都是驱动利润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规模不仅决定着财务报表上一连串的数字，更代表了背后一整套战略思维、经营逻辑和管理范式。
（二）资产为王
如果规模导向是上半场的主逻辑。那我们就必须要问：规模从哪里来？答案是资产业务。
商业银行的资产扩张，无非是两条路径：
一是表内信贷，包括传统的个人与企业贷款、同业投资、债券投资等；二是表外的投行、资管等。
上半场，商业银行主要是沿着第一条路径寻找资产，扩张规模。在2012年之后，随着“大资管盛世”的到来，表外理财、表表外的代销业务成为很多银行规模和利润增长的主要来源。而表外以及银行人俗称的表表外（如代销业务）业务，穿透其复杂的模式和结构，其最终本质可归结为三个字：“类信贷”——实际上和贷款业务没有差别。
也因此，
整个上半场，商业银行的战略、管理和业务重心均围绕信贷做文章。
寻找、审批、管理形形色色的信贷类资产，以及由此形成的信贷文化，构成了上半场商业银行一个重要标签。
（三）低频业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