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信银行·深度】浙江农信系统的改革和实践成效

报告发布日期：2025.03.04

2022年4月18日，浙江农商联合银行正式挂牌成立，成为全国深化农信社改革的“第一单”。浙江农商联合银行的改制采用“下参上”农商联合银行模式，下辖82家县（市、区）农商银行、农信联社。这一改革模式秉承“省县两级、统分结合”的原则，构建“小法人、大平台”的管理体服务体系。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履行对成员机构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围绕管方向、管风险、管队伍、强服务“三管一服务”原则，充分发挥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优势，主要在“总对总”合作、信息科技、产品创新、资金清算、理财资管、教育培训等方面为成员机构提供服务，尊重成员机构的法人地位和经营管理自主权，不直接干预成员机构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

在数字化赋能成员机构方面，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充分发挥人才、技术、规模优势，通过做好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牵头建设标准化服务、渠道系统和IT基础应用平台；成员机构则充分发挥贴近市场、客户需求响应能力强的优势，第一时间捕捉市场需求和热点，提出开发需求，并立足自身发展需要，依托省行大平台，开发个性化系统。浙江农商联合银行科技部门还会根据部分成员行个性化需求提供平台支持，在其取得成功后，融入全省平台系统，为全省其他成员行共享。

浙江农信系统改革历史可以追溯到1952年浙江省第一家农信社成立，经历了多个阶段，最终在2022年完成了省联社改制为浙江农商联合银行的重要一步，浙江农信系统改革一直走在前沿。

■ 初创阶段（1952年-1996年）：划归农业银行领导，走上官办之路

农信社经历了由人民公社管理到中国农业银行托管，走上了官办的道路。 1952年10月，浙江省建国后的第一家农信社——慈溪县南山乡农信社成立，从此拉开了浙江农村信用社创建的大幕。农信社最初由人民公社管理，1979年2月，国务院在《关于恢复中国农业银行的通知》(国发〔1979〕56号)中明确，“农村信用社是集体所有制的金融组织，又是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信用社一律划归农业银行领导”。至此，农信社与农业银行之间形成了行政隶属关系，使信用社失去了自主权，走上了官办的道路。

■ 脱钩与管理体制改革（1996年-2001年）：走上独立发展之路

1996年，浙江农信与农业银行脱钩，进入人民银行管理的时期。这一阶段标志着浙江农信开始独立运营，逐步摆脱了行政附属的身份。 1996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6〕33号)，明确“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将农信社交由人民银行监管。1995年9月，余杭、临安、平湖等9家县联社已与当地县农行脱钩，至1996年10月，浙江省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全面脱离行政隶属关系。

■ 深化改革（2001年-2022年）：省联社成立，且全面转型农村商业银行

由于经营机制和内控制度不健全等，2000年左右全国银行业出现了资产质量差、历史包袱沉重、潜在风险较大等问题，农信社也不例外，部分农信社甚至已经资不抵债，基本生存难以维持。根据《浙江农商银行系统管理标准体系》（浙江农商联合银行编委会著）中的数据，2002年末，浙江省全省农信社不良贷款率为13.62%，资本充足率为3.68%。2002年，全省1011家信用社和81家联社营业部，当年经营亏损的有138家，占总数的12.6%；资不抵债的有640家，占比为58.6%。

建立省联社管理体系，并开始探索农信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的路径。 2003年，国务院发布《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国发〔2003〕15号），全面启动深化农信社改革试点，为农信社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浙江省是第一批改革试点八省(市)之一，于2004年成立了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简称“省联社”），负责全省农信社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不过浙江农信系统的改革始于2001年，当时宁波鄞州农村信用联社作为农村合作银行的改革试点单位挂牌开业；2003年4月，鄞州农村合作银行正式成立，成为全国首家农村合作银行。 2011年监管方面宣布不再组建农合银行，并要求将原有农合银行改制为农商银行，当年浙江省第一家农村商业银行——南浔农村商业银行成立。 此后，浙江农信开始向股份制、商业化方向改革，2024年末已完成组建81家农村商业银行，同时还有宁波象山1家农村信用联社。

■ 深化改革与创新（2022年-）：浙江农商联合银行成立

2022年4月18日，浙江农商联合银行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全国深化农信社改革的“第一单”在浙江落地。这一改革以“联合银行”模式为核心，旨在通过产权清晰、管理规范的方式，进一步提升浙江农信的服务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目前，浙江农商联合银行下辖82家县（市、区）农商银行（社），拥有网点4000余个，丰收驿站1万余家，员工5万余人。2024年末，全系统（含村镇银行、温州银行）各项存款余额4.78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3.78万亿元，存贷款市场份额分别为20.88%和15.92%。其中，涉农贷款余额1.94万亿元，约占全省1/4，农户贷款余额1.36万亿元，约占全省1/2，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55万亿元，约占全省1/4。期末不良贷款率0.85%，拨备覆盖率484.57%，资产质量稳健。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在浙江全农商系统82家农商银行（社）中选取了63家样本行作为分析对象，2022年末63家样本行总资产4.15万亿元，占82家农商行和农信联社资产总额的88.0%，具备代表性。因此，后文数据分析中若无特别说明，浙江全农商系统指的是浙江63家样本行。我们使用偏离度分析，即考虑该样本行与行业均值的差异。由于缺乏整个银行业的详细财务数据，因此我们用42家A股上市银行整体来代表全行业。但事实上，A股上市银行整体质量要优于全行业水平。

盈利能力上，浙江全农商系统ROE水平持续高于42家A股上市银行整体。近年来浙江全农商系统和上市银行ROE均小幅回落，不过2023年上市银行ROE下降幅度较大，浙江全农商系统ROE企稳，两者差距拉大，浙江全农商系统的抗周期能力好于行业。

根据杜邦分析，浙江全农商系统ROE高于上市银行主要来自：（1）浙江全农商系统ROA水平略高于上市银行5~8bps；（2）2021年以来浙江全农商系统权益乘数持续提升，并且与上市银行差距逐步拉大。 2023年浙江全农商系统和上市银行权益乘数虽然都有所提升，但浙江全农商系统提升更明显，这也是2023年两者ROE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然后对ROA贡献因子进一步拆解，具体来看，

• 2021年以来浙江全农商系统ROA略高于上市银行主要是“净利息收入/A”（近似净息差；A为期初期末总资产平均余额，下同）处在较高水平，但优势在缩小。 从趋势来看，浙江全农商系统和上市银行“净利息收入/A”水平近年来都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不过浙江全农商系统降幅更大。2022-2023年浙江全农商系统“净利息收入/A”水平分别下降16bps和35bps，同期上市银行分别下降约12bps和23bps。
  

• 浙江全农商系统“非息收入/A”水平低于上市银行，不过与上市银行差距有所缩小，2021年两者差40bps，2023年缩窄至12bps，主要是浙江全农商系统“其他非息收入/A”提升比较明显。 （1）农商行综合化程度较低，专注存贷业务，因此手续费净收入贡献很小。疫情之后中小银行大力度减免除利息之外的的多项费用，降低客户综合融资成本，因此2021-2023年浙江全农商系统手续费净收入形成小幅负贡献。不过浙江全农商系统“其他非息收入/A”持续提高，尤其是2023年贡献提升明显。2021-2023年浙江全农商系统其他非息收入分别占营收的11.9%、13.8%和17.6%，主要受益于债券市场利率持续下行至低位，投资收益及其他公允价值变动大幅高增。（2）上市银行近年来“手续费净收入/A”降幅较大，主要是大财富业务受到较大冲击，且银行加大降费让利，以进一步降低综合融资成本；“其他非息收入/A”近两年比较稳定，因大中型银行的投资收益占全行收入比重相对低。

• 业务成本差异都不大，积极加强成本管控，都有所下降。 浙江全农商系统“业务费用/A”（业务成本）略高于上市银行3~4bps，一方面是农商行聚焦中小微客群，小微信贷对人的依赖度更高，属于信贷市场中的“劳动密集型”；另一方面是中小银行科技能力较弱，有些成本投入缺乏规模经济，成本管控能力或不及上市银行。不过中小银行架构相对比较简单，前台人员数量较多，但中后台相对精简，加上浙江农商行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因此浙江全农商系统和上市银行业务成本差别不大。

• 信用成本（“资产减值损失/A”）两者差异也不大且有所下降，不过浙江全农商系统降幅小于上市银行，这与其客群以中小微企业为主有关。经济连续几年下行趋势下，中小微企业信贷资产质量压力也更大。 2021年浙江全农商系统低于上市银行约3bps，2022年和2023年分别高于上市银行约9bps和4bps，且都处于较低水平。表明浙江全农商系统聚焦中小微客群，但通过其独特的经营模式有效管控住了风险，不过在经济下行周期中不良压力较上市银行还是略有提升。2023年浙江全农商系统信用成本下降了15bps，降幅相对较大，主要是经济持续疲软下2023年净息差降幅较大，预计存在通过降低拨备实现利润较好增长行为。不过系统拨备覆盖率处在高位，计提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