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过程中，中国更深入地融入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之中，这给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带来深刻变化，同时中国与其他各国也在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网络中被重新定位。在此背景下，了解世界怎样看中国及其内在机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在新媒体崛起与世界格局变动时代背景下，世界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及其话语建构呈现出怎样的特征？网络新媒体的涉华舆情是有所改变还是再生产了传统媒体时代的话语？西方所建构的话语在全球是否具有扩散效应？其具体机制是怎样的？
在分析方法上，本研究试图运用谷歌云计算平台与大数据分析方法，以全球互联网上各国的新闻网站、门户网站等所构成的电子化语料库为数据来源，以各国涉华报道信息为分析对象，聚焦于世界各国涉华报道的话语建构特征及其形成逻辑，回答新媒体时代“世界如何报道中国”的问题，并以国家之间的媒介信息传播网络及其结构特征为解释变量，解释西方话语的全球传播机制。
我们认为，要理解世界媒体关于中国的话语建构逻辑及其传播机制，需要将其纳入世界体系中来思考，因为世界媒体有关中国的话语表达高度嵌入于世界体系及其变动之中。在这个问题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批判和媒介帝国主义分析视角提供了理论资源。
（一）东方主义话语及其批判
世界如何认识中国？一百多年前，中国被纳入世界体系之中，曾经历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在西方想象中，中国曾经是一个落后、愚昧无知、神秘、封建专制的“他者”形象。尽管中国形象较之百年前大有改观，但是新时代中国的形象在西方媒介话语中仍存在被遮蔽的现象，东方主义话语批判对于揭示西方话语偏见有重要理论意义。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概念建立在对东方学的批判上。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在
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美国家学术机构中以教授、书写或研究东方和东方人为目的的一门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学科，它带有早期欧洲殖民主义政治色彩，以“东方”与“西方”二者之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对立为基础（王炎，2004；萨义德，1999/1978）。东方主义的理论意义体现在两方面：首先，这是从西方的角度认识东方，是一种从外部认识东方的方式，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西方主观视角；其次，东方学讨论的“东方”并不是现实世界的真实的东方，而是西方话语中的东方。东方学已成为西方现代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王炎，2004），东方主义话语构建的中国形象背后涉及复杂的西方权力、利益关系，体现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在上述理论背景的观照下，本文将西方涉华报道纳入东方主义的分析视角下来理解，并尝试回答：在媒介转型与新媒体崛起的时代，西方主流媒体的渉华报道是否依然延续着传统东方主义话语的建构逻辑？
（二）媒介霸权、文化圈群与媒介信息传播结构
加尔通（
Galtung，1971）在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的基础上发展了世界体系理论，提出帝国主义的结构理论：由于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存在不平等关系，国家之间存在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帝国主义可以看作国家之间的支配关系。支配关系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通讯等不同领域，其中任何一个领域支配关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其他领域支配关系的结束，如已经取得民族独立的非洲国家仍然在经济和文化上受到支配。帝国主义在通讯上表现为核心国家提供新闻和通讯设备，而边缘国家提供新闻事件、出售货物、输送旅客；在文化上，核心国家发挥教师的作用，进行自主创新，而边缘国家则扮演学生的角色，学习先进的知识和成果，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和通讯帝国主义的结合就是媒介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体现的是核心国家的媒介霸权，具体表现为：在设置媒介议程时，边缘国家之间很少相互报道和了解彼此国家的新闻，而更加关心核心国家的新闻；在选择新闻框架时，核心国家的视角及其话语建构主导了边缘国家的认知，边缘国家提供新闻事件，而核心国家选取新闻框架（Galtung& Ruge，1965）。媒介传播作为帝国主义的一个维度，反映的是全球信息传播的不均衡和发达国家的媒介霸权：核心国家垄断信息，并且向边缘国家垂直输入信息；边缘国家之间信息传播比较少，往往从某一个核心国家输入信息。
不过，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加强，世界媒介传播结构日趋复杂，基于世界体系理论的媒介帝国主义视角及其“核心—边缘”分析框架在后续研究中受到一些挑战，解释悖论首先出现在电视和电影等媒介信息的跨国传播领域。有研究者（
Boyd-Barrett & Thussu，1992）发现，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新的文化权力中心和基于地理—语言的文化圈群，在西方中心国家主导的信息流动模式之外，出现了一些基于共同语言和历史文化的区域，区域内部媒介信息传播频繁（Cunninghamet al.，1998）。地理文化区域代表了新的媒介信息流动机制，冲击了西方主导媒介话语的霸权地位（Boyd-Barrett& Thussu， 1992）。随着基于地理—语言的区域交流日益增多，学界认为这种简单的“核心—边缘”模型难以解释区域性文化流动和逆向流动等现象，而必须承认文化力量在全球媒介信息传播领域的重要作用。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有必要对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做出修正。
本研究基于修正后的媒介帝国主义理论视角，同时将“核心—边缘”机制与文化圈群机制纳入分析框架，归纳新媒体时代全球媒介信息传播结构，并据此解释东方主义话语在全球的传播机制。我们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新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秩序是怎样的？核心国家的媒介话语生产如何影响边缘国家的涉华舆情？其内在机制是怎样的？
（三）新媒体时代的媒介霸权、文化圈群与东方主义话语传播
在上述问题意识下，本研究以全球网络空间中媒介信息所构成的互联网大数据为数据来源，研究新媒体时代“东方主义话语”的建构特征及其全球传播机制。本文首先分析核心国家东方主义话语的建构特征，然后分析东方主义话语在非核心国家的分布特征，进而以媒介信息中的超链接互动网络为分析对象，呈现新媒体时代的媒介信息传播结构，展示媒介信息传播结构中的“核心—边缘”结构以及基于共同语言、历史文化的圈群结构，解释东方主义话语的全球传播机制。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为互联网大数据
GDELT（Global Database of Events, Language and Tone,全球事件、语言和语调数据库），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事件开放数据库，其信息来源于全球100多个国家65种语言中的社交媒体、门户网站、网络论坛、网络新闻信息。仅在2015年2月-2019年2月，该数据库已经汇聚了全球各种新媒体平台上大约9亿张网页的信息，数据量多达8.5TB。该数据库由谷歌开发者卡列夫·利塔鲁（Kalev Leetaru）创建。自2014年以来，该数据库存储在Google Big Query云平台上，本文主要通过Google Bigquery云计算平台对GDELT数据进行处理。本研究所分析的数据主要包括GDELT数据的两种形式：一是半结构化信息，相关数据目前存储在Google Bigquery平台上；二是根据GDELT数据库所提供的网页URL信息进行定向网络爬虫并获取的英文文本的原始信息，用于分析美国等发达国家涉华舆情的话语建构特征。我们通过安畅云部署了100多台服务器，借助通用网络爬虫程序将2015-2018年间所有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和部分英语国家中的英文文本信息爬取下来，大约包括3.5亿篇英文文本信息。我们对美国东方主义话语分析主要来源于这部分数据。
（一）东方主义话语的内涵及其测量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是解读西方叙事及其话语的重要视角，中国等东方国家常常被建构为东方“他者”。东方学的前提是东方和西方有着本质的差别（萨义德，
1999/1978），东方是西方想象建构出来，与西方相对的、负面的、代替性的极端。东方学构建了一套二元对比来区分东方和西方，如西方的理性对比东方的非理性，西方民主对比东方专制，西方的工业文明对比东方的愚昧落后。萨义德总结了东方学的四大传统主旨：西方与东方之间有绝对的、系统的不同；西方描述东方是基于文本的解释而非对现代东方现实的解读；东方是不变的、同质的而且无力描述自己；东方要么会让人害怕，要么会被人征服。东方学是通过与东方对比、与东方观念和形象拉开距离来界定西方自我的一种方法，目的是维护西方对东方的统治、重构和权威（Rodinson，2002；钟馨，2015）。根据已有的东方主义及其批判研究，东方主义话语的核心特征在于展现东西方对立和差异，以西方的优越对比东方的问题，以西方价值观解读中国本土问题。就中国而言，东方主义话语在过去表现为“黄祸论”“赤祸论”“中国崩溃论”，而在当前则突出地表现为“中国威胁论”（Moyo,2010;Stone& Xiao,2007;Wu,2006）。本研究将结合GDELT数据库的特征，对东方主义在发达国家的表现形式进行描述，对各国涉华舆情的议题设置形式，比如人权话语、专制话语、中国威胁话语等议题的分布状况展开分析。
（二）媒介信息传播网络及其结构：基于超链接的网络分析
本研究认为，新媒体中的超链接互动网络及其所体现的媒介信息传播结构有助于我们认识新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秩序。全球媒介信息的传播构成一张巨大的网络，在网络中，每个国家都是一个“节点”（
node），各国媒介间的互引关系成为节点之间的“边”（edge），可以通过分析这些节点与边的关系以及由此构成的网络结构，探索网络中的信息流动与其背后存在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表现为国家之间在媒介信息传播中渗透与被渗透、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本研究以新媒体中“发送超链接-接收超链接”这一媒介互动现象为分析对象，通过分析新媒体中的超链接互动来展示国际传播秩序。具体来说，在新媒体中，谁在发送超链接？谁在接收超链接？接收超链接与发送超链接所形成的传播网络具有怎样的结构性特征？这种网络结构展示了怎样的国际传播秩序？这与东方主义话语全球传播具有怎样的关联逻辑？
本研究根据网络新媒体中超链接所在的国家及其所指向的国家，建立国家之间的媒介信息互动网络。在
GDLET数据库中，网络文本中共有18亿个超链接，本研究根据超链接所在媒体所属的国家及其所指向的国家建立媒介信息互动关系，把这18亿个超链接所反映的互动关系全部汇总，就得到了全球媒介信息互动网络的结构。
分析美国等核心国家的涉华舆情是理解世界媒体如何报道中国的关键。我们主要结合话语分析来呈现核心国家涉华舆情的总体特征，结合自然语言处理算法提炼其涉华舆情的话语建构特征。
（一）词频统计分析
话语分析的核心要点是通过语义、词组、词丛、搭配以及修辞等方法对文本语义的话语建构逻辑进行分析，通过修辞和关键性概念的出现概率，对文本的语义建构逻辑进行揭示（钱毓芳，
2010）。
通过
SQL语言的正则表达式，提炼出GDELT中美国媒体语料库里涉华舆情的关键词条，这里重点展示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重要关键词条，分析结果见表1。从最重要的关键词组出现的频率来看，我们发现，“rise of China”“againstChina”“threat of China”是所有词组中出现频率特别大的三个关键词。这表明，当前美国的涉华舆情的宏观时代背景是中国崛起，这主要涉及“riseof China”这个关键词；而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是其公共话语关注的核心议题，所以与“against China”相关的话语建构才显得非常重要；应对中国崛起和遏制中国的一种重要话语策略就是在美国内外制造中国威胁论，形成国内的社会共识和在国际社会的动员。上述三个关键词的具体内涵及其内在关联大致是当前美国涉华公共舆情的总体特征。
过去的东方主义话语是在中国国力相对弱小的时代建构起来的，表现的更多是西方的傲慢与偏
见；而当代的东方主义话语所凸显的则是中国实力和由此引发的西方焦虑与恐惧（表1第3列有大量反映社会心态失调的关键词，如恐惧、焦虑、害怕等）。而美国战略界的一些代表性文本也大致表现出“修昔底德陷阱”式的逻辑。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其核心要义是崛起的新兴大国必然会挑战现存大国，进
而引发现存大国的焦虑与恐惧，引发大国之间的博弈与冲突（艾莉森，
2019）。
这样，“
the rise of China”“against China”“threat of China”“afraid of China”这几个关键词组合在一起，同样也大致展现了一种“修昔底德陷阱”式的逻辑。
可以说中国崛起所引发的中国威胁论以及西方的焦虑和恐惧心态，是当代东方主义话语特有的时代性内涵。
我们发现，在“中国崛起—中国威胁”这样一个重要维度之外，美国涉华舆情中的东方主义话语还包括一些其他的重要维度，比如人权话语、专制主义话语，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讨论。
（二）句向量与词向量分析
研究世界如何报道中国，还需要进行内容分析，以呈现世界媒体报道中国的话语建构逻辑。世界报道中国的话语类型种类繁多，限于篇幅，本文重点讨论“中国威胁话语”。我们主要通过句向量和词向量算法来分析美国媒体有关“中国威胁论”的话语建构逻辑。
1.中国威胁论的句向量分析
借助于谷歌云在
AI Hub中最近推出的通用句子编码系统（Universal Sentence Encoding，下面简称USE），我们对新闻文本中有关“中国威胁论”的文本进行语义编码，借助这一算法将句子和段落等非结构化的文本语义信息结构化为512维向量。去除重复语句后，语料库中共有58472句直接与中国威胁有关的语料，我们借助USE将每一句与中国威胁有关的语料转化成为512维向量，然后将这个58472×512的数组调入到Google Bigquery平台中，借助K-Meams算法，以512维向量为运算对象，对上述数组进行分类，并将分类结果纳入到谷歌云的Tensor board Projector中进行可视化。结合K-means算法和Tensor boardProjector的可视化结果，去掉向量空间中那些明显与中国威胁论在语义上无关的奇异点，中国威胁论的话语空间及其语义结构见图1。
图
1 中国威胁论的话语空间结构：基于句向量算法
在图
1的话语空间结构中，语义集群1、2、5分别表示经济威胁、贸易威胁和科技威胁，由于这三类威胁密切关联，所以我们看到语义空间结构中第1类分别和第2类与第5类在语义上密切关联；
语义集群
3、4、6、7则主要是中国军事威胁，第4类主要是在炒作中国军事实力和尖端武器的发展对美国所构成的军事威胁，而3、6、7则分别在炒作中国在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对美国亚太盟友所造成的军事威胁，由于这4个语义集群都是在炒作中国军事和安全威胁，所以它们在向量空间中密切关联，中国军事威胁话语非常侧重于炒作中国崛起对周边国家的威胁。
图
1表明，中国威胁论主要表现为经济威胁和军事威胁的话语，其他类型的中国威胁论，比如说科技威胁、网络威胁、环境威胁、意识形态威胁等话语的声音相对较弱。如果说军事与安全威胁是美国军方炒作的话，那么经济威胁则反映的是华尔街的利益诉求，两种声音反映了美国社会两大精英集团的利益诉求，由于各自的利益出发点不一样，所以这两种不同的话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双重话语空间”。
2.中国威胁论的词向量分析
我们通过
tensor flow框架下的词向量算法，对中国威胁论所嵌入的文本语境展开分析。通过词向量算法，计算出与中国威胁关系最密切的关键词（通过欧几里得空间距离测量），呈现出中国威胁所嵌入的语境，据此可判断美国话语中“中国威胁论”的特征（见表2）。
首先是对中国威胁的定位，即将中国威胁定位为战略威胁（
strategic）、全球性威胁（global）、关键威胁（key）、长期威胁（long）、主要威胁（main）、最大的威胁（biggest）、持续增长的威胁（rising）、潜在的威胁（potential）、系统性威胁（system）、顶级威胁（top）、真实的威胁（real），等等。
这些核心的词语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威胁进行定位，对中国威胁的程度进行判断。
很显然，从这些关系密切的修辞中，可以看出当前美国公共话语对中国威胁的定位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这一系列的定位有极强的夸张成分，但作为一种媒介话语，它正在塑造美国社会的拟态环境和公众认知。
其次是威胁的领域，包括对国家利益的威胁（
interests）、经济威胁（economic）、网络威胁（cyber）、产业威胁（industry）、军事威胁（military）、武器威胁（weapons）、科技威胁（technology）、战争威胁（war）、海洋威胁（sea）以及市场威胁（markets）等。
最后是威胁的对象，与此密切相关的依次是台湾（
Taiwan）、美国（America）、欧洲（Europe）、日本（Japan）、亚洲（Asia）、太平洋地区（Pacific）、印度（India）等地区，中国威胁论所炒作的主要是中国对美国和中国周边地区的威胁，即中国崛起的威胁主要是在亚太地区。
综上，美国媒体有关中国的叙事风格的突出特征在于强调中国实力快速崛起，塑造中国与美国冲突、对抗的一面，富于军事威胁的一面。这种叙事风格从总体上仍然延续了过去的东方主义话语所强调的东方对西方的威胁，只不过更加强调中国的实力和对西方的威胁。尽管这些叙事模式与真实的中国相差甚远，但这不妨碍这些话语实现其背后目的，即混淆视听、维持其话语霸权。
上文我们重点讨论了美国等核心国家涉华舆情的话语建构特征。那么，有意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行扭曲的“东方主义话语”是否会随着网络空间的信息传播扩散到世界其他国家呢？本研究试图先从媒介语调角度来刻画各国媒体所建构的中国形象，然后展示东方主义话语及其具体议题在各国媒体中的分布特征。
（一）中国媒介形象的全球分布特征
为了揭示东方主义话语在各国的分布特征，我们先考察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区，下同）媒体报道中国的总体特征，从宏观上把握各国报道中国的基调。
我们通过计算相对语调指数的办法来测算各国媒介涉华报道的媒介偏见指数：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根据该国所有新闻信息，计算出该国媒介的综合指数
Tone，然后计算该国所有涉华报道的综合语调指数Tone_China，然后用Tone_China减去Tone。
表
3和表4显示，各国报道中国的语调呈现出非常强的空间规律性：美国、加拿大、英国以及欧洲大陆的主要发达国家，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和中东地区的盟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新西兰、沙特、阿联酋等）的涉华舆情的偏见指数明显偏高；与此同时，高度依附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拉美国家（除古巴和委内瑞拉等少部分国家）以及南非和东非国家，还有东南亚的大部分国家（除缅甸、老挝、印尼等国）涉华报道中的偏见指数也明显偏高。
作为世界体系核心地带的美国、西欧、日本等国家涉华舆情偏见指数较高，说明其涉华舆情中负面、抹黑中国的内容明显偏多；而受这些核心国家直接影响的拉美、东非、南非以及东南亚部分国家涉华舆情偏见指数也明显偏高。从媒介语调的角度，我们能看出核心国家与拉美、非洲、东南亚等边缘国家的涉华舆情在语调上的“共振”关系。
而在广泛的伊斯兰世界（除沙特、阿曼等美国盟国外）、亚欧大陆上的俄罗斯以及苏联时期的中东欧国家，其涉华舆情积极语调与西方世界形成鲜明对比。
表
3、表4还显示，世界各国媒体报道中国的媒介语调指数分布，并不完全是按照“核心—边缘”结构分布，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涉华报道偏向消极负面，也有大部分拉美和非洲国家媒介语调显示出与之共振的特点，但并不是所有边缘国家都呈现出媒介语调上的依附性特征，依然有很多亚欧大陆边缘国家涉华舆情与美国涉华舆情语调指数没有类似分布，这些主要集中在原苏联及中东欧等国家（包括俄罗斯、中亚、中东欧），以及伊斯兰世界中大部分国家（除部分与美国关系密切的盟友比如沙特、阿曼等国家之外，包括伊斯兰世界的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埃及、也门、印尼以及大部分北非国家）。
（二）东方主义话语的具体议题分布
下面结合东方主义话语最有代表性的维度展开分析，具体包括人权与专制话语、中国威胁论话语等。
1.人权与专制话语
东方主义话语是近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全球扩张时代的产物，是一种服务于西方控制和统治东方的话语，集中地表现在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偏见以及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诋毁上，并具体地表现为人权话语（主要指
abuse of human rights）、东方专制主义（dictatorship）话语等。
那么这两种话语在全球的分布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呢？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二者在全球的分布特征基本类似。这两种话语在北美流行广泛，拉美的大部分国家亦如此（古巴、委内瑞拉等少部分国家除外）；在欧洲，英、法两国也较为盛行，其他欧洲国家相对较弱；在大部分非洲国家，这两种话语非常流行，甚至比起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概率来看，专制主义话语在伊斯兰世界和原苏联及中东欧国家等地区不太盛行，人权话语在伊斯兰世界流行程度适中，而在原苏联及中东欧国家等地区则不太流行；另外，除了少部分国家和地区之外，这两种话语在东亚以及大洋洲都不太盛行（见表
3和表4）。
这说明，人权与专制话语作为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偏见，主要盛行于英法美等西方大国（文化传统使然）以及媒介高度依附于它们的拉美和非洲国家（媒介的依附性使然）。这两种话语在其他的亚太地区，比如说儒家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和原苏联及中东欧国家等地区则不太盛行。
2.中国威胁话语
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有关中国威胁的报道大行其道，那么中国威胁论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分布特征是怎样的呢？数据结果显示，“中国威胁论”在北美和英国的盛行程度最高，其次是在部分欧洲国家，而在美国的亚太盟友中，比如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国家也非常盛行（见表
3和表4）。与美国在北约的盟友相比，“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的亚太盟友中更有市场。
数据分析结果还显示，中国威胁论在非洲的很多国家也很流行（见表
3和表4），这主要与近年来美国等国家所炮制的“中国在非洲”的“新殖民主义”话语有关系。近年来随着中国在非洲的贸易和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快速增多，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大。对于有18亿人口的非洲大陆，美国显然不愿意失去其影响力和主导权，但又无法像中国这样在不干涉其内政的条件下向非洲国家提供相关经济发展援助，于是便在舆论上做文章，将中国在非洲的贸易和经济行为建构为“新殖民主义”，宣称对相关国家具有经济和安全上的威胁。
这里有关军事威胁话语的全球分布耐人寻味。同样是美国在全球的盟友，为什么其亚太盟友和欧洲盟友对中国军事威胁的关注度差异如此明显呢？从世界体系的角度看，这两种类型的盟友与中国的关系不一样：美国在欧洲等北约盟友主要的战略目标是俄罗斯，并不是中国，这些欧洲国家并不存在与中国的领土主权纠纷和地缘政治冲突；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主要战略目标就是中国，而且大部分是中国周边国家，美国在这些国家煽动“中国威胁论”，目的就是引发相关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恐惧，进而在安全和军事上为美国介入提供依据。由于在地理上的邻近性，中国的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所引发的变化也更为敏感，“中国威胁论”在相关国家比较盛行。
（三）东方主义话语在不同“文化圈群”中的分布特征
通过上文的空间分析，我们大致能够发现东方主义话语在全球的国别和地区分布具有很强的规律性，这种分布特征既有“核心—边缘”结构分布特征，但是又不完全是照此结构分布，因为还有大量边缘国家的涉华舆情与核心国家差异巨大，涉华舆情在这些边缘国家的分布呈现出一定的“文化圈群”的分布特征，即共享类似文化与语言的诸多国家的涉华舆情具有相似特征，比如说阿拉伯语世界以及原苏联及中东欧国家等“文化圈群”。为了验证这种直观判断，我们对世界上主要语言中的东方主义话语的分布特征进行了计算，分析结果大致能够支撑“文化圈群”假说（见表
5）。
表
5的分析结果显示，在西方世界占据主导的语言中，东方主义话语的流行程度要远远高于其他非西方语言，这突出地体现在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广泛使用的语言中，这些语言不但在英国、美国这样的核心国家盛行，而且在其联盟、曾经的殖民地国家广为流行，东方主义话语在这些世界主导性语言中广泛传播，所利用的恰恰就是共同语言所提供的交流便利性以及语言背后的价值观所提供的文化认同。
比如说英语在印度和南非通行，西班牙语在拉丁美洲通行，法语在非洲通行等等，这些都为宗主国的媒介话语在其前殖民地大行其道提供了便利，这种分析结果与上文有关东方主义话语的国别分布结果大体吻合。
不过，在南欧和北欧等语言中，比如说在意大利语、芬兰语、瑞典语等其他语言中，东方主义话语的流行程度相对较低，说明这些语言中的东方主义话语相对较弱。与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主导性语言的差异以及文化上的差异可能导致相关国家尽管也是西方世界的成员（同属北约），但在媒介话语上却很难完全与英美等核心国家的步调一致，从而构成西方主导话语的“薄弱地带”，使东方主义话语在欧洲各国媒介中的分布呈现“碎片化”特征。
与东方主义话语盛行于西方主导性语言不同，这些话语在伊斯兰世界以及原苏联及中东欧国家等地区流行程度相对较弱。我们计算了东方主义话语在上述两个地区各种语言中的分布特征，表
4显示，从概率上来看，在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印尼语中，以及在原苏联及中东欧国家等地区的俄语、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等语言中，人权话语、专制话语、中国威胁话语、军事威胁话语的流行程度明显低于西方主导性语言。
上文的分析发现，英美等核心国家以及大量的拉美、非洲、东南亚国家的涉华舆情在媒介语调上高度负面，东方主义话语在这些国家高度流行，而原苏联及中东欧国家等地区、伊斯兰世界的涉华舆情则不具有这样的特征，东方主义话语在这些国家的传播相对较弱。那么，东方主义话语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空间分布特征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揭示新媒体时代全球媒介信息互动的网络结构以及信息传播机制。
下面本文结合新媒体广泛使用超链接的特点，采用媒介帝国主义的“核心—边缘”分析框架以及圈群结构理论，从媒介互动的角度对东方主义话语的全球传播机制进行分析，呈现全球媒介互动中的“核心—边缘”结构与文化圈群结构，揭示“东方主义话语”的全球传播机制。
（一）全球媒介信息互动网络及其结构
图
2基于全球新媒体语料库中18亿个超链接，展示国家（包括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地区）之间的媒介互动关系。在这个各国媒介超链接互动形成的网络结构中，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国家，节点越大，代表与其他国家建立的链接数量越多，在全球舆情空间中的话语权越大。节点与节点之间根据超链接互动数量形成边。节点之间因为联系密切，形成各种各样的凝聚子群和圈群结构，通过社区探索算法，我们一共识别出六个文化圈群，圈群内部超链接互动关系更加紧密。
通过这张网络关系图，我们可以清晰地呈现当前新媒体中的媒介信息传播网络，通过对图2进行分析，我们既能看到经典的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中“核
心—边缘”机制所提供的洞见，也能看到基于地理区域、共同语言和历史文化的“圈群结构”（即网络结构中的“凝聚子群”）。
也就是说，当前全球新媒体互动
所展示的全球传播秩序既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过去的“核心—边缘”机制，同时也展示了共同语言和历史文化等因素在塑造媒介传播景观方面的重要意义。
除此之外，图
2也刻画了不同圈群内部以及圈群之间的媒介互动关系，这实际上是当今世界主要文明之间在信息共享、经济文化上的交流网络，表达了文明内部的亲缘关系以及文明之间的边界。
（二）媒介信息传播结构中的“核心—边缘”机制
从网络中心度的角度来看，图
3表明，在新媒体时代，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大国依然是全球媒介信息传播结构中的核心节点，在这些核心国家外围有大量的依附性国家，比如图3最右端大量的非洲国家，这些国家基本上只和美国的媒体进行互动，也就是只发送指向美国媒体的超链接，这些国家的媒体受美国媒体高度控制，与美国媒体之间形成“核心—边缘”式的依附关系。
图
3表明，美国媒体影响力渗透到全球范围，其国际话语权最大。
是与世界各国建立超链接数最多的国家，从媒介传播秩序的整体来看，美国在世界上依然处于中心地位。
过去大量研究表明，美国传统媒体对周边国家的传播影响很大，很多发展中国家因为受媒介实力、语言等方面因素制约，往往通过翻译美国媒体来获取中国新闻，因此其涉华报道倾向于或者不自觉地走到了美国立场，以美国的价值观来看待中国。
那么美国媒体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否构成世界各国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因素呢？美国媒体的影响力与世界各国如何报道中国之间是什么关系？数据分析结果发现，美国媒体的世界影响力的分布与世界各国关于中国的媒介语调指数具有高度相关性：美国媒体影响力越强的地区，涉华报道积极形象指数越低。如果将美国媒体的世界影响力与世界各国关于中国的媒介形象指数结合起来，就会发现二者的空间分布具有高度一致性，二者的回归系数
R=-0.17。
（三）媒介信息传播网络中的“文化圈群”机制
图
4显示，除了美、英、法以及非洲国家所组成的大圈群之外，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组成了各自内部关系相对紧密的“圈群”，这些圈群之间媒介互动关系密切。
从圈群构成来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伊斯兰文化圈群、原苏联及中东欧国家等圈群、拉美圈群，欧洲圈群（除英法德西班牙之外）、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组成的圈群以及非洲圈群。显然，对于这些圈群的形成，地理的邻近性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同时，共同语言、历史与文化传统等也在塑造圈群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本文将这种现象概括为基于地理、语言和历史文化的“圈群结构”，考虑到文化因素在这其中的重要作用，下面简称为“文化圈群”。
从各大圈群的构成来看，圈群内部关联紧密，同时圈群内部也存在媒介影响力较大的区域性核心节点，这实际上就是文化圈群内部的“媒介霸权”，这一现象与修正之后的媒介帝国主义理论是高度一致的。在拉美圈群，西班牙是影响力最大的节点，该圈群中媒介影响力较大的节点还包括巴西、哥伦比亚、阿根廷等区域大国。在原苏联及中东欧国家等圈群，俄罗斯是该圈群内部影响力最大的节点，社区探索算法还把德国也纳入到了该圈群中，并且德国还是该圈群中的重要节点，这可能与冷战时代东德与苏东国家之间关联密切有关系。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圈群主要包括东亚儒家文化圈内的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同时还包括南亚的印度、斯里兰卡以及东南亚国家。在这个圈群内部，中国、日本、印度是影响力较大的节点。而在欧洲圈群，意大利和葡萄牙构成圈群内影响力较大节点。
（四）“核心—边缘”机制与文化圈群机制的互动关系
上文的分析已经展示了全球媒介信息传播网络中的“核心—边缘”机制以及“文化圈群”机制，这两种机制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西方话语的传播景观。我们在上文就这两种机制的作用进行了单一因素的分析。在现实语境中这两种机制往往是同时起作用的。这就涉及讨论这两种机制的互动关系及其混合效应。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对西方媒介霸权在各大圈群的影响力进行分析，同时对各文化圈群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类型进行归纳；二是对文化圈群本身的特质进行分析，比如说对各文化圈群形成的历史经纬、内在主体性、自我保护性等展开讨论。下面，我们结合上述两个维度，对世界上不同区域媒介霸权与文化圈群之间互动关系模式进行归纳总结。
第一个是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包含中国港澳台地区、韩国、朝鲜、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在这个圈群中，中国、日本是区域性核心。从总体上讲，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内聚力不足，受西方影响和渗透比较深。这主要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战略有关，还与该圈群自近代以来的历史经纬有关。其中日本和韩国被纳入到美国的同盟体系，而朝鲜则与俄罗斯关系密切。因此，东亚儒家文化圈尽管内部媒介往来密切且具有文化上的同源性，但总体上比较松散，内聚力不够，缺乏对外来西方文化的排斥效能，而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霸权在该圈群影响力巨大。故而儒家文化圈群在该区域难以产生对西方媒介霸权的排斥效应，反而为西方媒介霸权各个击破，以至于西方话语在该圈群中长驱直入，表现为上文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威胁论”话语在亚太地区的盛行。
第二个是拉美文化圈群。拉美文化圈群以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为纽带，区域性核心节点包括西班牙、巴西和哥伦比亚等国家（巴西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哥伦比亚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拉美文化圈群是近
500年欧洲殖民，尤其是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结果。拉美文化圈群的形成是以原有的印第安文化瓦解、欧洲文化占据统治地位为代价的。所以，拉美文化圈群在本质上就是欧洲基督教文化扩张的产物，并与西方主流文化之间具有亲和关系。与此同时，美国不断扩大其在拉美的影响力。这样，媒介霸权效应与文化圈群效应就相互强化，导致东方主义话语在拉美非常盛行。
第三是伊斯兰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内部互动关系极为密切，很多国家使用阿拉伯语，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使其内部的文化认同非常强。伊斯兰文化圈自中世纪以来与西方文化一直处于紧张状态，难以相融。美国在中东地区一些国家，比如沙特、阿联酋等介入也很深，不过美国在伊斯兰文化圈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与诸多伊斯兰国家关系紧张。总体而言，伊斯兰文化圈群内部的自我保护比较明显，对于西方话语的排斥性特征比较强。在伊斯兰地区，文化圈群与西方媒介霸权之间是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伊斯兰文化圈群的存在弱化了西方媒介霸权及其话语的传播。从东方主义话语在伊斯兰文化圈群中的传播景观来看，除了沙特和阿联酋这两个美国盟友，在其他国家中，无论是人权与专制话语，还是中国威胁论话语，总体上都不太流行。
第四是原苏联及中东欧国家等地区圈群。原苏联及中东欧国家等地区作为一个圈群，是冷战时期共同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东西方世界的对抗等历史性因素塑造的，广泛使用的俄语和斯拉夫语、盛行的东正教文化等也构成促进圈群内部交流密切的重要因素。在漫长的冷战时代，这个圈群与西方世界处于相互对立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圈群在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与西方世界在总体上相互排斥。同时，作为这个圈群中的核心国家，俄罗斯与西方世界长期处于敌对和紧张关系。这些因素都奠定了该圈群的底色，即与西方话语不相融。冷战结束后，北约东扩，西方势力向该阵营渗透，不过这在总体上并没有改变俄罗斯在该地区依然影响力巨大的事实。该圈群的上述特质使得西方媒介霸权在此圈群中遭遇排斥。所以，在原苏联及中东欧国家等地区圈群中，媒介霸权与文化圈群之间是相互弱化的关系。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东方主义话语在此圈群中不太盛行。
七、总结与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