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月底，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八年抗战胜利后中华民族走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彼时重庆有好事的戏班子，用毛泽东的形象，改了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戏本，编了一出重庆谈判的戏。毛在戏中是一个老生的形象，一捋胡子哇呀呀呀来一句：“这不是长江水，是千百年流不尽的英雄泪”倒也有几分味道。
其实照我说要真改的话，改成单刀会不如改成舌战群儒，谈判场上的唇枪舌战就不用说了，说说文化圈的花边新闻。毛在重庆见柳亚子之时，把十年前创作的《沁园春·雪》抄给柳亚子看，柳看后大为赞叹：“展读之余，以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未能抗，况余子乎？”，并做一首和词发表。《沁园春·雪》一经披露，山城震动，国民党的宣传机器从来将共产党将领描绘为农民头目、绿林盗匪，想不到竟能写出这等作品，这一下就让共产党的形象在文化人心中的地位大大提高。蒋公看后把国民党的笔杆子陈布雷叫来，让他评价，陈布雷是厚道人，说：“气势磅礴、气吞山河，可称盖世之精品。”蒋公默默翻出了他唯一一首曾经公开发表过的诗作（1926年，江西日报）：
呀！好革命的怒潮呀！
呀！这掀天倒海的潮流，
竟已仗着自然的力，
挟着它从珠江来到长江了。
……
呀！好革命的怒潮啊！
呀！好革命的势力
一切较量都是政治较量。为消除《沁园春·雪》的巨大影响，国民党一方面由宣传机器开足马力，由御用文人纷纷在报纸以《沁园春》为题发表作品，揶揄老毛：像什么“杀吏黄巢，坑兵白起，几见降魔道愈高”；像什么“放下屠刀，归还完璧，朽木何曾不可雕”；像什么“浑水摸鱼，断章取义，鼓荡腥天浊浪高”；像什么“徒满弓刀，未兆丰年，只此末技等虫雕”……反正这个水平你们感受一下就行了。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的词刊发后不长时间里，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和平日报》、《文化先锋》等报刊，刊出以唱为名，以相骂、讽刺为实的《沁园春》近30余首。黄齐生先生收集一些重庆报纸上的“骂和”词作给毛泽东看，老毛回了八个字：“鸦鸣蝉噪，可以喷饭。”
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央暗中通知各地的党组织，要求会作诗填词的国民党员每人写一首或数首《沁园春》，拟从中遴选几首在意境、气势和文笔能超过毛泽东的，然后以国民党主要领导人的名义公开发表，结果无一合格；后来又在重庆、上海等地又拉了数名“高手”作了几首，但仍拿不出手，也就只好不了了之。蒋介石最后悻悻然评价整个“沁园春事件”：“比打一个大败仗还丢脸。”
文化水平上输得这一仗只是国民党政权在其他所有方面全面溃败的一个细分领域的体现。在讲全面溃败的表现之前，我们先要弄清楚根源——为什么，国民党全方位的搞不过共产党。
根据我们一直以来的定义，国民党政权是法西斯政权，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延续，我们来纪念抗日战争用的是这种说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反法西斯战争，我们在上一节已经说了，法西斯与共产主义在政治光谱上是镜像的对立，反法西斯是所有共产党天然的“政治正确”。为什么国民党政权是法西斯政权，要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来分析其根源。
从政治上讲，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时，国民党的性质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当年孙中山先生重组国民党，用的苏联顾问，完全参照苏共的组织形式，并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方略；蒋介石曾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常委，是共产国际中级别最高的中国人；1925年胡汉民代表国民党要求成为共产国际支部，高呼：“第三国际是革命的司令部，总参谋部”，只是因为共产国际担心过早引发帝国主义干涉，两次拒绝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请求。所以说从从“列宁式”政党组织的传承来说，国民党即便不能说比共产党继承了更多的遗产，起码也算是拥有共同的起跑线，那么问什么国民党很快就在赛跑中落后了呢？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仅仅是针对共产党，更是蒋介石的一次武力“篡党”的行为。对国民党自身而言，不但左派力量受到严重打击，最为严重的是基层组织几乎损失殆尽。清党不仅没有起到纯洁党的队伍，严密党的组织和增强党的战斗力的作用，相反导致了党的分裂和党内人才的逆淘汰。在清党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国民党自中央至地方的整个组织系统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加之这个时期，蒋介石以军事领袖行使独裁，重军轻党，更使国民党自身的制度化和组织化的重建工作处于放任、停滞甚至退化状态。
王奇生先生在其著作《党员、党权与党争》中指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最根源地问题在于，清党不是通过国民党组织力量进行政治清算，而是以军警力量、黑帮力量直接进行暴力镇压。一场声势凶猛的清党运动不可避免地走向扩大化——除了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外，一些平日思想比较急进的国民党员和平民群众势必受到牵连。广州清党时，军警将凡是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服的，以及头发向后梳的，统统当作共产党予以逮捕。上海清党时，清党委员会由陈群、杨虎二人负责，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亦无权过问，以至陈群将市党部的一名国民党“忠贞党员”张君毅捕去杀害，市党部虽一再向警备司令部交涉亦无效。吴开先（其时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任组织部秘书，后成为CC系的一员干将）曾亲历上海清党时的纷乱情形。他事后向陈立夫言及：“无辜人民之遭害者更不计其数，言之至为痛心”。陈立夫晚年亦承认，清党“对本党之失去学界同情及一般人民之失望，均属无可补偿之损失也。
除一部分国民党青年在这场运动中与共产党“同归于尽”外，还有相当多的国民党人因清党而灰心、失望以至脱党。如1928年江苏省党部举办国民党员总登记时，“党员对党灰心，不来登记者占十之三四；存观望登记者十之四五；因受反宣传不登记者十之二三。”这种情形不独江苏一省为然。广州市重新登记的国民党员不及全市原有党员的10％；广东全省申请登记者亦不过原有党员总数的35％。在汉口，清党前有党员3万多人，登记时仅5000人。在长沙，清党前号称有党员19万之多（此一数字可能有水分），清党后仅剩下“合格党员”1526人。这1500多名“合格党员”中，“农工两界寥寥无几”。清党前，全国国民党党员总数在100万以上。清党后，据1929年10月统计，国民党党员总数减至65万余人。减少了1/3。
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清党”名义下被杀害的有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都说蒋公是共谍，要真说“论迹不论心”的话这话也没错，毕竟一个朝气蓬勃、拥有最广基层组织和最有战斗力党员的国民党，就这样被他毁掉了。从此国民党的性质发生了改变，由一个革命政党变成了维护大买办、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法西斯式政党。
自清党之后，国民党始终未能建立一个具有严密渗透性和强大内聚力的政党组织体系。国民党政权的支撑力量不是党员和党机器，而是军人、武力和特务机关。国民党执政模式可以理解为“军——政——党”，而共产党则恰好反过来，无论是闹革命还是执政，永远是“党——政——军”，这也保证了其碾压国民党的战斗力。蒋式政权在党、政、军三者之中，党的力量最为脆弱：无论战时抗日，还是战后“剿共”，最先瓦解的往往是党部，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首先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而共产党则相反，党的力量往往成为军政的前锋，攻占某一地区，最先打入的首先是党组织，然后军政力量跟进；从某一地区撤退时，即使军政力量退出后，党的组织仍然留下来继续战斗。在共产党那里，党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完全沦为军政的附庸。
所以说，从根本上来讲，与其定义蒋政权为国民党政权，不如定义其为“黄埔军阀”，事实根据其一如既往的表现来看，它只不过就是当时全中国势力最大的一个军阀而已。
国民党的专横暴虐，与其软弱无能是相因相成的。蒋介石依赖特务实行控制，与其说是其铁腕权力的表现，不如说是他在党机器软弱无能，无法控制政治和社会局面之下的无奈之举。30年代的力行社和40年代的三青团，均是蒋介石痛感党机器软弱无能而不得不另起炉灶的结果，最终也都以失败告终。然而这又能怪谁呢，当1927年蒋介石为了自己的权力和欲望举起屠刀的时候，蒋家王朝和被篡夺的国民党二十年后败逃台湾也就是命中注定的事情了。
王奇生先生给国民党下了一个准确的定义——“弱势独裁党”——既想一党独裁，却没有相匹配的组织架构，尤其是基层组织的缺失，只能依靠白色恐怖、特务政治来维系政权，这样的弱势独裁在面临革命的狂风暴雨时，也自然是如朽木一般不堪一击。从政治上看蒋氏政权具备了法西斯政权的核心要素：“黄埔军政权”、“特务政治”。
周恩来总理评价的好：“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国民党和官僚资本公开的恐怖的专政，亦即特务统治。”
至于黄埔军政权是不是法西斯政权，我们蒋公从来大大方方的承认，1933年蒋介石在演讲中公开宣称
第一是民族的自信。凡是一个法西斯蒂一定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一个最优秀的民族，认识自己民族过去的历史是最光荣的历史，自己民族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第二是要一切军事化，凡是法西斯蒂，其组织，其精神，其活动，一定统统能够军事化。……换句话说，统统要服从、牺牲、严肃、整齐、清洁、确实、敏捷、勤劳、秘密、质素朴实，共同一致，坚强勇敢，能为团体、为党、为国来牺牲一切。第三是领袖的信仰。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任一个贤明和有能力的领袖。除他之外，再没有什么第二个领袖或第二个主义，就是完全相信一个人。……决没有第二个思想和第二个精神，只有这一点，我们才可以真正叫做一个法西斯蒂！
……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仰一个贤能的领袖。除他之外，再没什么第二个领袖或第二个主义，就是完全相信一个人！“外国有法西斯蒂，现在我们中国也有法西斯蒂，但是中国的法西斯蒂有其名，无其实，人家说一定不会像外国的一样成功的。
下面说经济方面。 首先一个问题，解放战争爆发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哪个政权更有钱？
根据《剑桥民国史》的数据：共产党解放区早1946——1947财年，公粮征收就达47亿斤（东北26亿斤，山东11亿斤，华北解放区8.6亿斤，西北解放区2.2亿斤）。公粮占整体税收的比例一般在1/2~2/3浮动，即便按照2/3计算，解放区1946——1947的财政收入也能达到80亿斤的水平上下，而同期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2亿美元（折合粮本位货币60亿斤）。
看起来很震惊是不是，只占国土不到1/6的解放区，其财政收入竟然比整个国统区高。无他，就是因为有效的土地改革，有效的基层组织，而这两点国民党一样都没有。随着解放区逐渐扩大，土改持续深入，这个差距还将继续拉大。等到1949年解放军占领全国的时候，拥有4亿人口的新中国当年财政收入高达304亿斤，相当于11亿美元，是1946年拥有3亿人口的全盛时期国民政府的整整4倍，折合当时银价差不多2亿两，甚至超过了清代同光中兴创下的中国历史1.5亿两的岁入记录。
为什么说消灭地主阶级这种事情功德无量，这里插播一段历史。大明朝为什么亡？不是亡于流寇，也不是亡于鞑虏，而是亡于东南的税收不上来。我在《土地兼并和封建王朝的治乱兴替》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这里简单说一下，第一，土地兼并永远是一个客观规律，富户豪强乡绅的土地滚雪球似的增长，小农沦为雇农、农民沦为流民永远是一个大趋势；第二，中国封建社会，自古以来缙绅阶层不纳粮、免徭役，这是古代的特权阶级（只有雍正帝在位期间层废除过“缙绅不纳粮”的特权，然而人亡政息）。这样一来土地越来越多地集中在特权阶层手中，国家能得到的赋税也就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失地流民越来越多，镇压、安抚农民起义又需要大量的财政收入，这对于封建王朝来说是一个死局。明朝末期，一条鞭法算是给大明续了一命，魏公公别管这个人多混蛋吧，魏公公的税收政策也给大明续了一命。然而魏公公这个死人妖被搞掉之后，东南士绅为基本盘的东林党全面得势，魏公公的税收政策自然也被废除了，东南的税就更收不上来了。但是东北还在跟后金打仗啊，打仗有多损国力看看美国打伊拉克、苏联打阿富汗就知道了，大明朝最富庶的一块地方税收不上来，只好靠盘剥中原、西北的农民了。加一遍辽饷，加一遍剿饷，加一遍练饷，再加上天灾，老百姓们不反也得反了。
地主兼并那么多土地有用么？没用。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还会购置机器扩大再生产、提高生产技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带来集约化效用，这种进步性是马克思主义者们都承认的，只不过会最终引发生产过剩的危机而已；而在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下地主广泛兼并土地，不会带来任何生产力的提升，反而会带来一些严重的负面效应（流民问题、国家财政收入减少）。除了重复性的购买土地之外，地主乡绅们有了多余的钱财，会用金银铸个香炉啊、贴个佛像啊、打个首饰啊，甚至就是把金条银块埋在地下，给子孙的财富“优良传统”嘛。但是金银是什么，是货币，是一般等价物，这些地主们的行为就是把货币强行剥离商品市场，变成无用的装饰品和身份象征物，造成商品市场的通货紧缩、国家财政愈发困难，而地主拿走了这些香炉、佛像——这些农业生产剩余，又不会去投资再生产，不会带来生产力的任何提升，形成恶性循环。当时土改的时候陈云给中央的报告，说富农在新生产关系的推动力上都比地主有作用，因为农村乡绅家族种姓势力过强，这些都是大地主，富农有钱了也买不来地，所以就给自己孩子去城市里做实业，在当时“父-富农；子-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普遍配置，所以陈云建议土改时优待富农，可以安抚城市中的民族资产阶级。
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地主就像奴隶主一样，在滚滚前进的时代潮流中注定要被抛进历史的垃圾桶，共产党进行土改、消灭地主阶级，岂止是为民做主，简直是替天行道。
所以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但看财政收入，解放区要比国统区“有钱了”，消灭了地主这个废物的、空占生产资料却不产生任何进步作用的中间阶层，由政府建立高效的征税体系，将被地主侵占的农业剩余一部分还给农民，一部分交给国家。这样农民也满意了也愿意参军保卫胜利果实了，国家也有钱了，两全其美。
从方方面面而言，蒋氏的国民党与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国民党已经是形同陌路，孙中山很明确的形容过他的土地理念：“原夫土地公有，实为精确不磨之伦，人类发生以前，土地已自然存在。人类消灭以后，土地必长此存留，可见土地实为社会所有，人于其间，又恶得而私之耶，或谓地主之有土地，本以资本购乎？”所以“欲求生产分配之平均，亦必先将土地收回公有，而后始可谋社会永远之幸福也，‘土地国有’思想是合乎公理的。”——所以为什么共产党敢光明正大地说自己是“正统”，看看蒋介石，压根没有继承孙总理一毛钱的东西嘛。
而作为弱势独裁党的国民党，既没有改变农村经济基础的动力，也没有改变农村经济基础的能力，这是其性质决定的。这一点我们结合民族工业来说。
我们上面政治的部分说过，国民党确切的性质是军阀“黄埔军政权”，那么为什么这一个军阀有名义上统一全国的的实力呢？看黄埔军政权的地理位置：
站住了长江入海口，就有了当时全中国最大的一比收入——关税。
1931年全国外贸逆差是5.24亿两白银，上海本地的收支逆差是5.47亿两，还要高一些。南京政府从这中间收到了相对旧中国来说，非常了不得的一笔税收。1928年，上海收了3000多万两关税，1931年就达到了1.25亿两，全国进口税达到2.6亿两。这笔钱主要用于偿还国债和军费。到了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51%的收入已经来自关税。再加上可以从沿海地区控制的盐税也占财政的百分之十几。国民政府一多半的收入不直接依赖农村。
国民政府不直接收各地的土地税，不用和地主商量着分享一点地租，也能勉强养活自己了。1928年，国民政府为了换取各地军阀的支持，宣布地方自治，土地税归各省自己花。各地的小军阀乐意怎么和地主折腾都行，反正中央政府不管了。
这样就可以直接收买了各地军阀，让他们名义上服从中央管辖，蒋氏黄埔军政权也成为了类似周天子的“天下共主”。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出口是没有关税的，只有进口有关税，而国民政府关税收入越多，就代表着国外廉价工业品倾销内地越多，也就意味着我们还在襁褓中的民族工业所处的环境极端恶化。所以说，从利益层面上讲，蒋氏政权跟中国的资产阶级都是对立的。所以我们历史教科书给国民党黄埔军政权下了一个非常非常准确地定义：
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只能说我们的教科书字字如金。为什么说国民党政权是反动的政权，是跟地主阶级一样无法带来社会进步的政权，是注定要被丢进历史垃圾桶的政权，上面那十几个字就是所有问题的核心。就拿近年来一直被吹嘘的“黄金十年”来说，十年间国统区的钢铁产量反而始终保持在几万吨的水平。1927年中国钢铁产量是三万吨，到了1931年，汉冶萍公司倒闭跌到了1.5万吨，到1934年靠几个地方军阀恢复到5万吨，上上下下的波动，期间日本人在东北倒是轻轻松松搞了50万吨的钢铁产量。只看当时工业统计数据会说谎，因为把东北日占区也算进去了，就比如说十年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增长的7成是"外资"，而外资的将近9成是日本四大财阀在东北的投资建的电厂。
满清末年大清国还能自行生产军舰，重型火炮，马克沁机枪，到了凯申公30年代兵工厂退化只能生产步枪和一点迫击炮。成渝铁路，是清末保路运动爆发的诱因，也间接导致了武昌起义，这个中华民国建立前就打算修的铁路，到了民国又打算修，结果到解放前一米都没修出来。中国共产党1949年的最后一天打进成都，1950年6月，成渝铁路就开工，1952年通车，全长505公里，车头是用缴获的国民党登陆舰运上来的，民国二十多年都没完成的铁路，共产党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1949年四野准备解放武汉的时候，中央数次电令林彪，要以“当年保护故宫的重视程度保护汉阳铁厂”，结果地下党递来消息，抗战胜利后汉阳铁厂压根就没复产，敌人也没有任何破坏的计划。老佛爷地下有知，估计都要瞧不起蒋介石啊。
我们国旗上四颗小星，其中两颗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资产阶级会支持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原因很简单，国民党是站在资产阶级对立面的，而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的目标是与资产阶级相一致的。看看抗战胜利后党国“接收大员”的表现，就知道站在对立面是什么表现了。
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有六大世家，分别为：汝南周家，吴兴沈家、会稽顾家、陇西李家、东海陈家、中山张家。其中周学熙是洋务运动中重要人物周馥的儿子，其父周馥曾任两广、两江总督，近代民族工业创始人之一，华北地区早期工业化的奠基者之一,他所开创的实业集团奠定了京津唐地区近代工业的基础。周学熙亦因此与同时期在江浙一带致力于实业救国的著名状元资本家张謇并称“南张北周”。周学熙的后人（应该是重孙）的回忆录在香港出版，我摘取其中几段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民族资产阶级会支持共产党：
那时的中国，是充满了变革的希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是一个党派一个阶级之功，而是各阶层、各有关党派共同建立起来的……民族资本家为何要跑到台湾呢？战乱结束后，国家还是要建设的，且当时国家的痼疾（兵乱、匪患、娼妓、烟土、地痞、恶霸、拆白党、租界等）正在被逐一清理，很多中国人都有一种“今日得见黄河清矣”的兴奋感，国家、民族也确实是一派向上的气象。“富豪”们选择留下，我认为并没有什么错误。
1945年抗战胜利，国人熬了八年，终于等来云开日出。江浙一带的富豪，八年中基本都将产业撤到了重庆，与国家共荣辱。“8、15”以后，避难的富豪们又面临“复员”的问题，千里长江，将机器、人员、财产运回江浙，谈何容易。时间紧迫，流民思归，船只紧张，甚至雇木船回来的也有，又历尽了不知多少艰辛，耗费不知多少心血，打点了不知多少关卡，才得以成行。富豪们——我指的是旧中国的民营资本家，在那时要想维持一份产业，可说是战战兢兢、惨淡经营，不仅受日酋侵略的威胁，也受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营资本的挤压与吞并威胁，哪里有什么心情夸富？又怎能飞扬跋扈地骑洋马、喝洋酒、包飞机？
光复后，富豪们一心以为重开天地，可以大展宏图一番了，却不料国民党处置战后经济极为不当，“劫收大员”满天飞，借没收“敌产”之名中饱私囊，这种蠢举使这个政权顿失民心。内战起后，蒋管区物价飞腾，当局又强迫民间上缴黄金，兑换成一钱不值的“金元券”，百姓买几根油条都要拿成捆成捆的钞票，新疆银行更发行了人类史上罕见的“亿元”大钞。整个经济呈现崩溃之势，神人也无力回天。民营经济在这种背景下，不知出路何在，心头只有愁云惨雾。因此民族资本家这个阶级，在内战时，多持观望态度，只盼望尘埃早日落定，大多没有跟国民党共进退，甚至有“国民党早点亡了”也好的心态，可谓不足为奇。
先祖的产业，遍布华中、华南，产业范围涉及机器制造、电力、煤矿、纺织、金融、交通等等，内战时只能维持不垮，已经谈不上赢利或发展了。各重要城市易手之时，国民党特工机关都曾有毁坏工厂设备的图谋，于是“保厂”又成为头等大事。先祖心劳日拙之状，可想而知。所幸工人此时与资本家的利益基本一致，因保了厂才能有饭吃，所以“护厂队”大都起了重要作用。这方面，中共的地下组织也作了很多工作。
1948，大军如狂飙席卷，国人是看了一场大戏。现在的伪自由主义学者论及此，总不免惺惺作态，似乎是什么“铁幕降下了”之类。实况却不如此。当时家父在北平读研，家母在南京本科快要毕业，平津战役一起，被隔在了战线两边，但邮路还能通。家父曾向家母介绍“解放了的北平”之一般情况，说一切正常，市面平安。战线另一面的整个家族为此悬着的心才稍定。接着1949年4月，大军又投鞭长江，进占南京。先祖当时正在香港处理事务，家母在南京，又写信告之，说解放军秋毫无犯，南京只响了一夜枪，就“解放”了，一切正常。
江山底定后，共产党待先祖并不薄，无论是新中国的建国方略，还是当时中共面临的实际问题，都还是需要民族资本助一臂之力的。名份、待遇都有，中共高层对知名的资本家是礼遇有加的，也能非常虚心地听取建议。建国之初合衷共济的景象，还是值得怀念的。
国民党既不能发展农业，又不能发展工业，那么他们在靠什么续命呢？答案是美援。截至1948年6月30日止，根据美国政府各有关机构向美国财政部的报告，美国自对日战争胜利以来，移让给国民政府的租借物资总价值达7.81亿美元（整个抗战期间美国共援华8.457亿美元），主要种类如下：
可以看到，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已经近四倍于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是非常大手笔的支持。1946年，国民党为了换美援，和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全面开放市场，美国商品潮水一样的涌入，短期内给国民党吃了兴奋剂，维持了内战的攻势。从几年的周期来看，完全摧毁了中国工商业发展机会和国民党在城市的执政基础，引爆了前面所说的政治矛盾。等到美援断绝，缺乏经济基础的黄埔军政权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印钞票，这也创造了千年以来中国经济史上的奇迹——消灭假钞。
从政治上来讲国民党是军政权的附庸，是靠特务政治、白色恐怖维系统治；从经济上讲，没有任何改变现有农业、工业经济基础的动机，反而是新兴产业的抑制者。所以国民党的黄埔军政权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法西斯政权。而我国的解放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延续，1949年新中国成立、法西斯政府败退台湾，意味着世界主要大国中，已经彻底地把法西斯从地图上清洗干净，共产主义在于法西斯主义的决战中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可以看到，作为一个法西斯军政权，国民党总是处处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从未让人失望：国民党为彻底“消灭”红军，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从3岁孩童到80岁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敌人起初杀人以人头计数报功请赏，后因杀人如麻，改以耳朵计数。国民党独立三十三旅残杀宁都、瑞金、于都、兴国、广昌、石城等县人民数万人。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门岗一次枪杀了500余人，国民党瑞金县长邹光亚在云龙桥下一次集体屠杀了120余人。瑞金竹马岗被杀害的人数以千计。“瑞金县城内的人口差不多减了一半”。
据不完全统计，瑞金有18000人被屠杀；兴国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于都被敌人屠杀3000余人。赣县田村一地被杀害94人，其中有14户被杀绝；寻乌被杀害4520人，杀绝900余户；会昌被杀害972人；石城县被屠杀的干部和群众576人；宁都有1442名干部和3378名群众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上犹县被杀害的干部达1466人，群众658人。在敌人的血腥屠杀下，不少村庄被杀光，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
可以看到，所谓共产党只不过是所有进步势力的集合，所谓国民党只不过是所有旧势力、阻碍社会进步势力的集合，至于你是叫国民党、共产党都没有任何关系，新事物战胜旧事物、发达的生产力取代落后的生产力，是现实世界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如是而已。
国民党之败，败得毫无意外，当他们选择成为旧势力的代理人之时，也就是他宿命消亡之日。组织基础和经济基础都输了，在战场上的一败涂地也只是一个表象而已，根基都断了，再怎么打也是打不赢的。这就是为什么，1937年我们被人屠了首都，短短十四年过去，国家面貌焕然一新，雄赳赳气昂昂打进别人的首都；为什么同样是这一波人，解放战争的时候让林彪感慨“敌军溃退神速，我军追击不及”，到了朝鲜战场上就打出一个“万岁军”。
国民党当年可是个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天才政党。搞民主选举能选出两个军人当总统和副总统。搞宪政能破了戒严长度的世界记录，能把人口的3%当政治犯关起来。经济上能长年维持100%以上的通膨。当年开始发行法币之后，通膨最温和的一年是1936年的55%。之后的八年抗战每年110 %，抗战后每年1000%，国民党在大陆最最后一年法币改金元券，十个月膨涨2000000%。人家是劣币驱逐良币，国民党是劣币驱逐自己。而且国民党的四大家族是一群在GDP只有30多亿美元的年代能敛出60亿家产的经济奇才(光被美国查出并冻结的在美非法资产的现金部分就有20亿美元)。国民党还有个有三倍的兵力优势和装备优势，一千多仗能只打嬴20多场的军事天才。国共二次内战初期，国军对共军的兵力对比是430万对120万，两军打了一千多仗，国军一共只嬴了二十多仗，国军给共军差不多提供了8成的武器弹药和三分之一的兵员 ，把共军打成400万，自己只剩下60万。
国民党在大陆执政之时，对拯救民族危亡不感兴趣、对提高民众识字率不感兴趣、对提高粮食产量拯救民众于饥饿不感兴趣、对发展理工科技不感兴趣、对改善黄河水利不感兴趣、对土地改革发展工业化不感兴趣、对解决遍地土匪恶霸乡绅不感兴趣，唯二有兴趣卖力去做的，第一是捞钱——是坐拥东南控制海关当外国买办打压民族工商业的兴趣；第二是剿共，因为共产党妨碍它实现第一个兴趣。
民国的38年里，人口几乎没有增长。常说的4.5亿人口实际上是 清末的户籍数字，实际人口应该比这个数字多一些。到了1954年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发现1949年中国人口为5. 4亿人。38年满打满算也只增加了9千万人，年增长0.48%， 实际可能大大低于这个数字，增长率基本接近零。在当时的医疗和避 孕技术条件下，正常的人口出生率应该为3.7%到4.3%之间， 而自然死亡率应该在1.5%到2.0%之间。也就是说，民国38 年，可能有2左右的非正常死亡。一年要死将近一千万人，38年累 计有三亿非正常死亡。饥荒、战乱、贫困以及传染病蔓延等应该是主要的死因。因为民国那38年里一共只有7年没有大的饥荒，3年没有战乱。49年以后，满打满算才闹了三年饥荒，可民国那38年闹 了31年的饥荒。49年之后死亡率最高的1960年也不过2.543%，还赶不上民国时候的平均值。现在的小清新幻想民国风月如何如何，他们穿越到那个时代估计就是组成人口死亡率的那个小数点。
从几十年国共交锋的历史看，蒋公最不适合干两件事：搞经济和打仗。他老人家适合当特务机关的负责人。当然，把全国四分之一的高级人才和全部国库金银外汇储备交给他，让他去管十个县的经济他还是能胜任的。可问题是全国有一千五百多个县，没有那么多资源让他老人家去挥霍。所以他老人家还是转进到一个小岛上去比较合适。
自清末之后列强入侵、军阀林立、战乱频仍，偏偏到共产党这里终结了百年战乱，总得有什么道理吧？要知道中国大一统之后的大分裂，无论是春秋战国、两晋南北朝、五代辽宋金，都是超过三百年以上呐。
看现在台湾，蔡英文主席已经开始清算国民党党产了，国民党最后一丝气就要被掐尽了，作为一位中国无产阶级，自然要对这一历史性的事件击缶高歌：好的国民党，就是死的国民党，国民党反动派为祸中国九十年，生于不义，也必将死于耻辱。
1976年毛泽东逝世，世界革命的灯塔已熄，远隔重洋的日本左派又一次陷入了沉痛与迷茫之中，更有一些左翼青年在绝望中自杀。次日，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的日本群众近两千余人。其中一位日本同志自1967年起，每年都要把自家采种的茶叶托日本左翼运动领袖寄给毛泽东，这一次他直接把茶叶送到了大使馆，希望能转交给毛的家人。他也是在十年前加入了轰轰烈烈的“日本文化大革命”的大潮中，经历了日本共运的高潮与低谷、激进与徘徊，最终回归了自己的生活，但曾经的初心从不会忘。
中国文化大革命最早波及的地区就是香港和日本，早在1966年，早稻田大学中便成立了“全体学生共同斗争会议”（即“全共斗”），诉求小到反对学费涨价、大到治理政治腐败限制大资本，不一而足。随后日本警察介入，逮捕学生领袖，占领大学本部，学生随即设路障进行封锁。很快，学运的风波就传递到日本大学、东京大学。1968年以早大、日大、东大为代表，在全国各大学以“全体学生共同斗争会议”为中心的学生运动从罢课示威发展为了武斗：东京大学的正门上悬挂着“造反有理”“帝国解体”“毛泽东思想万岁”等标语，学生设置路障、街垒阻碍警察，用石块、木棍作为抵御政府暴力机关进攻的武器。1969年上半年，日本的300余所大学中有近四分之一的学校因学生运动停课。仅4月9日当天就有82所大学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政府不得不出动自卫队镇压。
日本思想界同样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冲击，许多学者开始致力于研究文革、传播文革思想。学者高桥和已在其著作《新的长城》这样介绍中国文革：“文化大革命不是单纯的权力斗争，不是单纯的思想整风运动，也不是单纯的学生正义运动，而是具有革命的志向，目标是通过政治的顶端与一般大众的奇妙协作的前所未有的第二革命。”米谷健一郎在《对面中国》一书中说：“文革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另一个革命，那是追求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人和人之间应有的关系，造就中国革命接班人，将中国建成永不变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运动。” 安藤彦太郎则说：“文革是经法国革命和俄罗斯革命之后，成为世界上又一转机的革命，是经济革命、政治革命之后触动灵魂的‘文化革命’。”日本左翼学者把文化大革命高度赞美为“社会主义的文艺复兴运动”。
日本主流媒体同样受到了这一股思潮的影响，二战后《朝日新闻》的立场一直是拥护台湾蒋政权的，直到发生文革后立场才开始发生转变，譬如1964年法国承认中国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并与台湾断绝外交《朝日新闻》的社论就说:“统治中国的政府只有一个的议论，作为姿态来说虽说是正确，但现实上主张对中国有统冶权的政权存在着两个：即北京政府和台北政府……承认台湾现在，并且将来有可能统治整个中国的正统政府……因此，不言而喻我们无法立刻就采用像法国那样的想法和观点……”而到了1966年5月2日《朝日新闻》的社论《中国整风运动的背景》，则完全变成了一副“红色”的气象：“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以感觉到中国斗争高昂、意气奋发要想建立成为‘道德国家’……”即便是对于打砸抢烧的红卫兵，《朝日新闻》甚至这样评价：“红卫兵运动……（虽然破坏了党和政府的权威）对掌握权力的党和政府中官僚主义进行了批判。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根深蒂固的东西。从这点上看红卫兵运动具有进步意义。”即便是到了革命热情普遍消褪的七十年代中期，《朝日新闻》依然评论：“采用让工人、农民管理学校的新方式，尝试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毕业后再回到生产第一线，缩短学习时间以及学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等，这都是文革的成果。”
随着运动的发展，学生革命团体开始提出自己的纲领和政治诉求，包括要求废除出入国管理法案，反对歧视在日朝鲜人；要求出台严厉的反托拉斯法，限制包括三菱、住友在内的大财团；要求限制日本政治世家的权力继承；要求驱逐美国驻军。更有一些走在时代前列的团体，受中国革命思潮的影响，开始进行小范围的社会主义改造，如学生领袖新岛淳良将曾先后五次造访中国，发表了大量研究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号召学生中建立“毛泽东式的公社”，并捐出全部个人财产，发起了山岸主义幸福学园运动。
然而新岛淳良的尝试在三百年前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就做过同样的事情，他也毫不意外的失败了。面对政府的镇压、学生的摇摆、革命道路的不明确，一部分日本左翼学生认为必须要发动暴力革命、武装夺权，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才是日本真正的出路。于是，日本学生共运进入了暴力革命的阶段。由革命组织“人民革命军”中关西系为主体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激进派与关东的“赤军派”合并，于1971年7月15日组成统一赤军（即联合赤军）。
（日本赤军领导人之一重信房子）
担任联合赤军最高领导的是永田洋子，学生运动爆发后她是“京滨安保共斗”的领导者，她认为只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才是日本革命的出路，提出了在日本农村进行游击战的道路，并模仿毛泽东军事建设思想，在军队设立党支部、指导员等职位。然而赤军的表现并没有证明这个组织是他们自己声称的“解放者”，在爆发了人质事件、劫机事件、虐俘事件之后，赤军的名声已经被彻底败坏，随后被警察和自卫队击溃，永田洋子被判死刑，散落各地的赤军成员在随后的十几年中发动了不少恐怖袭击行为，让这一组织完全脱离了左翼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范畴，沦为了恐怖袭击组织。
无产阶级革命者，从来以解放人民群众为目的。而当所谓的“革命者”用平民的生命作为他们的政治筹码时，他们就不再是革命者，而成为了恐怖分子。
运动的扩大化、斗争的失控、组织的变质，永远是左翼运动无法摆脱的痛。
文化大革命引发的全球共运高潮同样波及到了美国，许多美国年轻学生纷纷穿上了切格瓦拉的衬衫，高举着毛主席语录，在各大高校纷纷成立“造反组织”，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1968年春天，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首先发难，学生们在给哥大校长格雷森·柯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这些年轻人使你心惊胆战。我们说，这个社会垮掉了。你和你们的资本主义是社会的病根……你要的是社会安定和服从领导，而我们则要正义、自由和社会主义！”紧接着，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康奈尔大学、俄亥俄肯特州立大学都相继爆发了学生运动，学生们占领广播室、校长办公室，提出了“夺权”的口号，要从腐朽的管理层手中接过学校前进的方向盘。
在罢课运动后，左翼学生开始在学校内尝试组建“苏维埃”，模仿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基层民主选举、建设武装力量，要效仿苏联和中国革命成功后的“无产阶级专政”。新左派的一个组织“气象员”在它的宣言中写到：“我们处在世界范围的魔鬼的心脏，我们的任务是消灭美帝国主义，创造一个没有阶级的世界。”然而美国左翼的尝试也仅限于此了，没有完备的先锋队建设，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斗争路线，没有工人阶级的支持，没有争取更广泛的群众组织，更没用经济基础，而仅仅是凭借着一腔热血和革命激情，所有的努力注定都是无根浮萍。美国的左翼运动和日本一样，最终也在无意义的破坏、暴乱甚至于恐怖袭击中迷失了自我。
这一波全球共运的大潮同样波及到了欧洲，
比如日本早稻田大学生津村乔在日本学生运动热情骤然冷却的情况下，通过研究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运动如何更紧密地与大众结合的问题，并尝试从农村和群众路线入手，为革命找到坚实的依托。在学生运动退潮之后，津村乔发起了“兴办农塾”运动，几十年如一日的在农村传播思想、撒播火种，帮助农民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组织农民开展反对工业大资本对农村污染的环保运动，并数次访问中国，为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道歉。
1968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性学生运动在浪漫之都巴黎上演。3月22日巴黎楠泰尔文学院学生集会，拉开了法国共运的序幕；5月3日，巴黎学生再次集会，当日下午，1600名警察包围校园，逮捕300多名学生，学生们高呼“还我同志”的口号进行抵抗，结果遭到催泪瓦斯和警棍的镇压，最终数百名学生受伤，超过600名学生被捕；随即法国全国学生开始罢课、示威、游行，声援巴黎学生，席卷法国的“五月风暴”正式拉开帷幕。学生们纷纷占领学校，并在卢森堡广场筑起了第一道街垒——这一法国革命中标志性的建筑，巴黎和一些主要城市的学生甚至与警方展开了巷战，多人牺牲。
5月6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和全国中等和高等学校教师工会（SUESUP）举行总罢课和罢教；8日，法国学界领袖萨特联合一批学者发表声明发表声明，号召：“所有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在物质和道义上支持学生和教师们发起的斗争”，人们开始挥舞旗帜、高举毛泽东画像、齐唱《国际歌》，上街游行。示威群众与警方再次爆发激烈冲突，上千人受伤，近900人被逮捕。左翼组织号召在重要城市举行起义，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里昂、南特、斯特拉斯堡等地群众纷起响应，每一座城市都建立了大量的街垒，这一夜被称为“街垒之夜”。
5月13日，法国工会号召全国工人总罢工支持学生，随即80万巴黎工人大罢工，紧接着全国超过250万工人卷入了罢工浪潮，工人们占领了300多个重要的工厂、火车站、矿山，扣留经理等资方人员要求释放关押学生。一些学生组织开始奔赴工厂和全国串连，号召“工人阶级从瘦弱的学生手中接过领导权”，罢工浪潮开始席卷法国。29日，五月风暴达到最高峰，这一天仅有5000万人口的法国全国有1000万工人罢工，300多个工厂被工人占领，30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就在同一天戴高乐突然失踪，甚至有传言他已自杀。
在法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来自中国的革命思想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UJCML）是运动中最具“正统毛派”色彩的组织，他们定期向中国使馆索取最新的文革宣传材料，以获得“来自中国的革命经验”。早在运动之初共青联就提出，学生要首先走上街头，打起红旗；等到工会宣布支持学生，工人开始罢工，学生们就应依照“中国战友”们的榜样和“五四运动”的经验，进行大串连，深入工厂，扩大运动的规模和声势。还有如“马列主义联盟”、“马列主义小组”等一些组织他们喊出了“与工农结合”的口号，并且真的深入法国农村，试图组建游击队和革命根据地。在欧洲左翼运动中，马克思、毛泽东和马尔库塞并称为“3M精神导师”。从历史上看，第三世界能够向第一世界输出价值观的，千年以来，只此一例。
除了第一世界国家，东南亚和南亚、拉美、大洋洲等国同样受到了这次意识形态输出的波及，东南亚各国普遍爆发了共产党领导的起义，许多共产党游击队至今还在东南亚、南亚诸国中是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南美洲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为之后左翼政府的全面上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险些因为左翼运动而夭折，政府被迫在奥运会期间下令向学生开枪……
然而包括法国的五月风暴在内的全球共运还是失败了，原因与日本、美国的病根如出一辙。比日本和美国好一点的是，法国的工人发动起来了，这要感恩于法国共产党在当地一直以来的高地位和老欧洲工人运动的传统，然而这场运动依然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组织、缺乏一个明确的革命纲领个革命目标，空谈建立苏维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却没有一个系统的方法论来完成这个目标。工人阶级是发动起来了，是给政府以压力释放了被关押的学生，然而然后呢，洗洗回家抱孩子去了？左翼运动的另一个顽疾就是，他们砸烂这个旧世界的方法论已经很熟练了，然而再造一个新世界的能力就不是谁都有了，毕竟这也太难了，历史上成功再造一个新世界的一只手就能数清楚。看一看五月风暴中的口号就能可见一斑：“直到用最后一个资本家的肠子勒死最后一个官僚之前，人都是不自由的。”“没有什么东西叫做革命思想，只有革命行动。”“前进，同志，旧世界已经被你抛在脑后。”
统治阶级搞定这一类状况早已是轻车熟路，总罢工当天戴高乐没有自杀，而是去德国会见了法军总司令，在获取军方支持之后，戴高乐回国着手镇压运动：无非就是杀一批、抓一批、压一批，然后再拉一批、抚一批、养一批，许多跟风而起的群众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还是那句话，空有革命激情是办不成事的。
意大利左翼导演伯纳多·贝托鲁奇（《革命前夕》、《末代皇帝》的导演），作为意大利共产党党员，法国电影巨匠也同样是共产主义者戈达尔的徒弟，拍摄了以68年法国文革为背景的经典影片《戏梦巴黎》。影片中破旧的家中数次出现了毛的形象，体现了毛的精神在世界底层人民中的影响力。
然而就像这一部电影所展示的那样，轰轰烈烈的运动最终只是一出华美的梦幻剧。青年人依旧在迷茫中徘徊，革命的进程仿佛又回到了原点，前路何方？当明灯熄灭后人们再一次堕入黑夜，如盲人在未知中沉沦。再美丽的泡沫也终究是泡沫，最痛苦的，莫过于梦醒之后，无路可走。
由中国文化大革命引发的全世界共运高潮，是迄今为止无产阶级运动最后一次绝唱，自此之后，再也没有成规模的左翼运动，自1976年至今的四十年里，全球共运已经完全从世界政治的主流舞台上消失。
从主流舞台上消失，并不意味着这股力量的完全消退。日本早稻田大学生津村乔在日本学生运动热情骤然冷却的情况下，通过研究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运动如何更紧密地与大众结合的问题，并尝试从农村和群众路线入手，为革命找到坚实的依托。在学生运动退潮之后，津村乔发起了“兴办农塾”运动，几十年如一日的在农村传播思想、撒播火种，帮助农民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组织农民开展反对工业大资本对农村污染的环保运动，并数次访问中国，为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道歉。
法国“五月风暴”中的左翼社会党人“毛主义者”乔治·弗雷切在蒙彼利埃市连任了27年市长，任职期间在解决贫困问题、改造旧城区、环保领域颇有建树，在他些人之前，曾经力排众议，把毛泽东像立在了蒙彼利埃的市中心广场。（虽然说我看起来稍微有点吃藕吧……）
但是曾经的左翼力量回归正常的社会后，但是曾经激情燃烧的岁月在他们身上的烙印并未，他们依旧用自己微小的力量、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着这个世界。
讲历史的意义就在于此，细细品味就会发现，国际共运陷入沉寂，法西斯主义在萌芽中酝酿，世界在经济危机的泥潭中挣扎，又一次礼崩乐坏的开始……
可以说，2016和1916并没有什么太大不同。
当然，历史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我们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远超以往，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远不是马克思经历过、列宁经历过甚至毛泽东经历过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是用历史的生搬硬套，用“宿命论”“循环论”来解释问题会陷入机械主义的窠臼。讲历史是学方法论，是要用方法论来解释现实世界
什么是“人间正道”，我前面说了，历史前进的潮流就是人间正道。由毛泽东亲笔修改，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就非常体现这一点：
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历史在斗争中发展，世界在动荡中前进。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困难重重，日益衰败没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们相信，只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加强团结，并且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就一定能够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长者的三个代表同样非常体出这一点：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个点找的非常之准确，体现了长者不知道高到哪里去的姿势水平。当然这里也有问题，用三个代表来规定党的性质，彻底对共产党完成了“去革命化”改革，相当于我们认定自己不再是一个革命党，而是一个执政党，党的性质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在历史滚滚前进的潮流中，旧势力是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者是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的，就如本文中陈述的那么多。那么，既然要站在历史前进的方向，始终代表先进的潮流，丢掉了革命这把“屠龙刀”，怎样来保证先进性这一柄“倚天剑”呢？
有很多事情我还可以再往深处分析，我知道你们也愿意看，但是不是我不想说，而是不能说。随便给你们截一个后台被删文章记录，我说了也等于白说对不对？
方法论我说出来了，剩下的分析就要自己去领悟了，要提升自己的慧根，就比如说我讲美国的生产过剩危机，那我国现在经历的是不是生产过剩危机呢，当然是啊，完全可以用这些方法论来分析啊。就像我本文将近六万字写下来，已经不需要再回答“美国大选后世界将何去何从”这个问题了，所有分析的方法论已经在文章里了。
20世纪始于1914，终于2016，历史踉踉跄跄终于走完了一个轮回。八十年前一位中国诗人来到了昆仑山脚下，在巍峨万年的山脉下留一下了一首词，就用作本文的结尾吧：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