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历史上最成功地征服王朝
第三，清代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地征服王朝。而它成功的关键无疑在于早期满族统治者制定了彻底
系统性汉化的政策
。
清代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研究文化吸收的复杂进程的个案，它塑造了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制度与文化的内在力量的认知。本文空间不允许我给出一个系统的解释以阐述为何早期清代统治者会采纳这样一种政策。但这里我们足以认为，对一个征服族群来说，当它的人口远远少于被它所征服的汉族时，
最有效的长期政策是
：支持中华民族特别是其关键阶级，即士大夫阶级所视为正统的那些制度与文化系统。5世纪时北魏孝文帝的系统性汉化政策，以及法国的亨利四世在1598年的改奉天主教，都是取决于类似的政治必要性。
满洲帝国宗室、贵族与官员系统性汉化可由如下事实证明：从立国起，就完全吸收了明代的政府制度，再辅以少数满族的理性的改进与制度创新。无论是康熙皇帝，还是他那些在社会政治关系上持保守消极态度的继承者，都积极扶持新儒家作为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
清代的皇帝对孔子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高度尊敬。（在北京二跪六拜，在孔子的家乡曲阜三跪九拜）对皇室后裔进行以正统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严格的中国历史教育。儒家正统思想被用于为废止满洲八旗制度中的某些封建关系而进行的辩护。在国家支持下，展开了大规模的印刷出版活动，将程朱学派的新儒家著述，以及文字训诂工具书，及个人的文集等收集在一起，编纂进《四库全书》。至于中国的文学、书法、绘画乃至娱乐方式也被满族接受。
当然，雄才大略的统治者如康熙、雍正、乾隆等，事实上并不会认识不到保留满族本身的特点与习俗的重要性。但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如此强大，以至于到了18世纪后期，帝国官方强调的对本民族特点的保持，已经沦为对部分皇室宗亲与满族科举候选人的法律上的义务，比如学习骑射之术，满文等。
尽管满族的萨满信仰似乎还保持到了王朝的结束。有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即使对满族王公来说，
最迟到19世纪初之后，满语也已经成为了一种死语言
。此外，跨族婚姻在整个清朝都十分盛行。事实上，很多旗人逐渐陷于贫困，其结果只能是他们通过通婚日益于汉人融合，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无需详述。
事实上，满族汉化程度如此之深，以致我们竟将其视为传统的儒家国家与社会，这种情形不仅在早期的中国朝代中出现，在清代也是如此。我们有必要提一下，在宋代儒家国家形成的时代，众所周知，在指导思想与实际政策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而且并没有钦定的学术正统。
尽管明朝的创立者选择了程朱学派作为正统，但他的后人，并没有真正的看重这种意识形态。即便是天才的明代统治者宣宗（1425-1435），也曾将一位官员及其家属关进监狱，因为他抗议皇帝，认为应该由渊博的学者帮助皇帝学习宋儒真德秀的《大学衍义》。
而对比之下，从康熙时代到清末，官方选择的皇家教师，以及春秋两季为皇帝讲授儒家学说的学者都是程朱学派的。且不论其后果的好坏，可以肯定的是在满洲异族的统治下，中国成为了一个严格遵循正统儒家思想的国家。在清代，对现代的学生称为儒家思想的那些规范、习俗、价值的渗透之深入，接受之广泛，在清代之前的任何历史时期都是不可能发现的。
尽管满族的汉化与儒家化政策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但其收益同样巨大。满族统治了中国268年，而元朝统治中国只有89年。尽管存在着种种缺陷以及镇压手段，康熙、雍正、早期乾隆的时代，依然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盛世。大部分人民享受着和平、繁荣而心满意足的生活。重大的考验来自1851年，在太平天国的叛乱中，汉民族的大部分，特别是它的关键阶级士大夫，忠诚地站在他们的满族统治者一边为其战斗。这是因为，所谓的“异族王朝”，实际上已经远比过去的中国王朝更为儒家化了。
四、高度成熟的体系
第四，尽管随着清朝的结束，旧秩序崩溃了，但从整体上看，必须认识到，它作为一个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体系，具有高度的成熟性，并且在经济与社会上，实现了高度的跨区域的整合。
就政治制度而言，清代显然从宋明的失误中得益匪浅。比较唐以降不同朝代的行政法，我们可以知道，在很多方面，诸如不同官员之间的管辖权以及相互关系的处理，文件的分类与传递，决策的程序以及其后的执行过程，以及方方面面的官员任免、考绩等领域，清代的制度都显得更加审慎、有序及理性。
尽管实际上很少有——假如有的话——社会经济制度是清代原创的。众所周知，商人行会与手工业者行会，至少可以上溯到唐代。近代的父系宗族可以上溯到1050年，私人学术与针对科举考生的社区学校系统可以上诉到宋代。
同样，各种非政府慈善机构也早在宋代就已出现，如救济孤儿的机构以及提供给穷人的社区公墓，救生船等组织都出现在清代之前。
不过，在清代之前的这些制度与机构可能是零星的，支持不足的，在地理分布上也是有限的，而在清代它们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越来越普及。
一个极好的例子可以说明社会经济制度的成熟，并昭示着大规模的跨区域经济与社会整合，这就是各种各样的志愿者协会，它们基于同乡而形成，一般称为“会馆”。
从现存记录看，最早的会馆在1420年代前期出现在北京，是排他的安徽芜湖的同乡会馆，是中央政府的官方机构。从1560年开始，有些地区商人团体开始在国家的首都建立他们的会馆。到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在长江下游的主要城市和少数繁荣的乡镇，都建立起了各地商会与手工业行会的会馆。
在清代，在江苏南部城市苏州，共建立起了41个会馆，还有很多各种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乡团体建立的行会。在清代，北京共建了400余所会馆，代表着所有的省份，以及那些繁荣富庶的区县，其主要用途是作为本乡的考生进京赶考的旅社。
在我最近的著作《中国会馆史》中，显示出，到晚清时代，无论是向社会各阶层开放的会馆，还是只向同乡同业者开放的，已经遍布于各个省会，大小沿海与内陆港口，某些县城，甚至是一些既不以贸易也不以手工业闻名的内陆县城。会馆密度最高的地方出现于四川，几乎每个县都有最少一两个由远方来的移民建立的会馆，多地县竟至有四五十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