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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汉奸的嘴脸
80年了！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全面抗战自此展开。经8年浴血奋战，中国取得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回首那段历史，多少面孔应该被铭记？呐喊冲锋的勇士，挺身而出的壮士，慷慨赴死的猛士，视死如归的烈士……他们都是民族的英雄。
但有一类人的面孔，深藏历史阴暗处，也不应该忘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汉奸。
汪精卫
汪精卫爱哭。1943年，在“满洲国”的伪都长春，他大哭了一场。
这一年，他作为伪国民政府的首脑，到长春去庆祝“满洲国”成立十周年，并与“康德皇帝”溥仪进行会面。当然，这是日本人导演的一出丑剧，两个著名的傀儡，凑一起了。
虽然是傀儡，却也有一肚子小心思。这两人为了会见的礼仪，再三交涉，争论不休：溥仪自居为“皇帝”，坚持以旧制礼仪相见，汪精卫想：那不成朝拜了吗？不行，坚持一定要以两国元首礼仪相见。最后在日本人的斡旋下，双方商定采用西礼，同意汪精卫入宫和溥仪互相握手，互相致意。
事已至此，汪精卫猝不及防，勉强行礼，三鞠躬毕而溥仪不答，汪精卫等礼毕，溥仪始与握手。可以想象，汪精卫当时恨不能练成铁砂掌，把溥仪那只瘦手捏个粉碎。
回到寓所，汪精卫痛哭不已——历史就是这般吊诡，当年，汪精卫还是英俊少年时，曾试图暗杀溥仪的父亲载沣。事败之后，他在狱中写下绝命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全国称颂。如今少年已变中年，英气不复，情怀何在？他的曾经高傲的头颅，如今却不得不如此卑微地低下。人生如此，不哭哪行？但眼泪，又如何能洗刷掉他的失落与哀怨？
王克敏
汉奸可悲之处就在于此，虽然一举一动都如提线木偶般被操纵，却仍然企图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演技，努力挤出满脸油彩之下的表情。
抗战时期，有良知的中国人，瞧不起汉奸，而汉奸，也互相瞧不起。汉奸之间的倾轧，无处不在。汪精卫与另一个傀儡政权首脑王克敏矛盾重重，竟然起源于王克敏投降日本更早，在汪精卫面前摆老资格，不把他放在眼里。
他甚至还以“过来人”身份教训汪精卫：“你应当向我请教，跟日本人处事，应虚与委蛇。”汪精卫那个恨啊，为此想方设法处处抬梁鸿志、压王克敏，让另一个大汉奸周佛海连声叹息：“处此残局，尚如此勾心斗角，中国人真无出息也!”
大汉奸如此，小汉奸也如此。上海沦陷后，日本人笼络了一批流氓当汉奸，最有名的是常玉清，一字不识，无恶不作。淞沪抗战期间，常玉清配合日军，带着一堆徒弟，隐藏在战事激烈的闸北，负责燃放信号弹，供给日军作为攻击目标。
余大雄精通日语，成为汉奸文人后，混得风生水起，常玉清生气了，他是个文盲，感觉自己无法在日本人面前跟余大雄竞争，利益严重受损，于是动了杀机。流氓，也不喜欢有文化的流氓。汉奸，也无法容忍比自己能干的汉奸。
黄浚
汉奸，形形色色。有三教九流，也有名门正派；有贩夫走卒，也有高官大将；有一字不识的流氓，也有饱读诗书的文人。他们是意志薄弱又被欲望驱使的一类人。
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8月间，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主持一次机密会议，决定采用“以快制快”“制胜先机”的对策，抢在日军行动之前，选择长江下游江面最窄的江阴水域，在江中沉船，堵塞航道，再利用海军舰艇和两岸炮火将长江航路截断。这样就可以将长江中上游九江、武汉、宜昌一带的70艘日军舰船和日海军陆战队围而歼之。
高度机密，却旋即泄露，翌日，在长江中上游沿线各港口及江面正在行驶或停泊的日军船只全部升火飞速驶向长江下游，冲过江阴要塞。许多人甚至丢下了贵重的物品而不顾，有的连摆上桌的饭菜也没来得及动筷子就匆匆上船而走……
事后查明，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是泄密者，他被判处死刑，公开处决，同案犯是枪决，独独他被斩首，可见他的危害之烈与时人对他的愤恨之深。黄浚是当年一个著名的才子，4岁识字，7岁能诗，诗、词、书法文章俱佳，可谓才名满天下，梅兰芳的拿手戏《天女散花》，就是由黄浚创作的。他当汉奸，是为了钱。
当年的上海名医陈存仁著有一本《抗战时代生活史》，写的是上海沦陷后，作者目睹的真实场景：残暴的日军，无耻的汉奸，悲苦的民众，反抗的勇士……
作者因为名医的身份，与上海滩各色人马都有些交往，包括一些汉奸，书中写了大大小小的汉奸，从“名人”禇民谊、傅筱庵、李士群到一些小汉奸，非常翔实，让后人得窥当年的魍魉魑魅之面目。
他们为什么要当汉奸？这是陈存仁在思考的问题。在书中，他记载了自己与一个沦为汉奸的老朋友的对话：
这个汉奸说：“只为了要吃饭，为了要活命，什么事都要做一下。老朋友，请你不要取笑。”陈存仁说：“做这种事并不是单为吃饭活命，老实说，总有一个野心，想靠此发一笔大财，所以才肯落水。”
他说：“真是给你一语道破，但是时势转变，老兄也该跟着潮流走，逆流而行是走不通的。”陈说：“对!对!做这种事情的都是聪明分子，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你老兄的人生哲学。”
他听了我这句话便说：“你的话是讲得透了，但是归根结底，一个人总想发财，所以才走上这条路。”我说：“一个人有了财，还要有势，有了势可以满足一切欲念，现在归附到这一个圈子里，是最能倚财仗势、作威作福的。”
陈存仁写道：“这些对白虽很简单，却可以代表当时所有汉奸的心理。”
李士群
汉奸石友三有句名言：“做过汉奸，孙子王八蛋再要做汉奸!”这是汉奸的困境：正因为背叛了自己的民族，因此也得不到异族的信任，只是用一用的工具，不顺手，就扔掉。
汪精卫做了抗战期间最大的汉奸后，一到南京就组织自己的军队，他一直耿耿于怀没有自己的军队，现在终于当老大了，得有自己的武装。但他忘记了，是日本人让他当这个“老大”的。
《抗战时代生活史》记载道：汪伪政权的“和平救国军”，用的是“拖尾巴的国旗”，国民政府旧旗之上，加上一条长三角形的黄带，带上附有“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有一队是南京伪府直接训练的，就驻在南京太平门外，天天竖着这面有黄辫子的旗，耀武扬威。
日本人喜欢汉奸，又随时提防着汉奸，许多汉奸，都是做大之后，被日本人暗杀的。比如七十六号魔头李士群，为日本人干尽坏事，但因为飞扬跋扈，日本人担心控制不住，就利用一次家宴的机会，将其毒杀。
李士群死了之后，日军担心引起连锁反应，粗暴地压制舆论，捏造李的老婆叶吉卿与人通奸并谋杀亲夫的事实，以此为借口警告叶吉卿闭嘴。”汪精卫知道内情，却哪敢说，甚至还向日本人表示：“传闻日本宪兵队冈村与李士群之死有关，这是外界的谣言，我们没有必要去理会它。”他只是在背后与心腹感叹：“日本人竟会这样不讲信义的!”
此时说“信义”二字，何等可笑？
《抗战时代生活史》有一个章节叫作“日人养猪，待肥而宰”，其中写道：“
日本人对一般汉奸的态度，起初是扶助他们，让他们尽管捞，捞到了相当程度，他们便想出一个办法，或是令其内讧，或是令其遭受攻击，一旦时机成熟，日本人就用一个更毒的方法，将其逮捕或暗杀，汉奸们捞到的钱财，结果多数落到了日本人手中。”
蔡钓徒
这本书上还写了一个小汉奸的故事：蔡钓徒，《社会夜报》主办人，这张报纸总是信口开河，上海人叫它“野鸡报”。蔡钓徒平素喜欢搞些敲诈，还敲诈过陈存仁，他的外号叫“杀头的”。
上海沦陷后，他投靠了日本人，领到很大一笔津贴，成为日本人的宣传工具。但是此人搞笑的是：用两面手法，出两个版本的报纸，在租界上见到的报纸是红标题骂日本人，而另外印一批报纸同样也用红色标题，却是大捧日军，每天着人送往虹口邀功。
但有一次，他忘记给日本人送报纸了，日本人就到租界买了几份，一看大标题，竟然是大骂日本人在某处奸淫掳掠，骂得有声有色，日本当局大为震怒。翌日，蔡钓徒派人补送昨天的报纸，日本方面的人拿来一看，与他们买到的报纸，头条新闻记载恰恰相反。
日本人当时不露声色，引诱蔡钓徒到虹口，拳打脚踢，使其全身受伤，在他极度疲乏时，车拉到江湾体育路，叫他自己掘了一个极深的泥坑，令他站在坑中，由常玉清的徒弟，把泥土倾倒下去，埋了他的身子，等他断气之后，把他的头割了下来……陈存仁叹道：别人叫蔡钓徒为“杀头的”，竟被言中。
潘毓桂
“来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这是电影《地道战》里的一句经典台词。据统计，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
试想想，如果没有汉奸，或者如果没有那么多汉奸，抗战还会打得那么艰难吗？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方对中国军队的动态了如指掌，例如，中方下达佟麟阁、赵登禹突围的命令尚未到达二人手中，却已出现在日军桌上，结果佟麟阁、赵登禹二位将军遭伏击殉国。出卖情报的，是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潘毓桂，他参加了29军军事会议，然后泄露给日本人。
汉奸总有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潘毓桂被逮捕后接受审判，振振有词：与日军合作，可免生灵涂炭，将华北变为没有军阀、政治开明的地方，为整个中国的开化建立楷模。让29军中的反日力量尽快失败，以免“战事蔓延、祸及生民”，“所谓卖国，实为爱国”。汪精卫也为自己的叛国行为辩解：乃是曲线救国，“目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不能碎片化历史，一个人在历史关键时刻、巨大考验之前如何选择，最为重要。按照某些人的说法，选择做汉奸，固然是尊重了自己的生命权，但是，却是剥夺了更多同胞的生命权，因为，汉奸效力的，是侵略者。不能忘了，大历史中的大是大非。
汪精卫投敌后，是保存了国家元气还是摧毁了国家元气？历史真相是：国民党第二号人物当了汉奸，极大动摇了抗日军民的决心，一些投机政客和军人望风投降，追随汪精卫降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多达20余人，并由此构成了汪伪政权的班底。
汪日签署了“基本关系密约”以及“汪日满共同宣言”，参加谈判的陶希圣事后披露说：日本提出的条件所包括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包含的事物，下至矿产，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大陆上则由东南以至于西北，一切的一切“毫无遗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这是爱国，还是要把国家彻底毁灭？
1945年，抗战胜利后，大同图书公司出版了《汉奸丑史》；1999年，复旦大学又出版了一套《不应忘记的历史》，分为《卫国血史》、《沦陷痛史》和《汉奸丑史》三种，编者写道：揭露那些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的大小汉奸败类，
在祖国、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却为个人的蝇头小利不惜卖国求荣、残害同胞的无耻行径。
是的，丑史，就是丑史。
——抗战谣言大揭秘
当今社会上有一些人以娱乐的心态、猎奇的心理、险恶的用心，大肆抹黑历史事实，刻意混淆是非曲直……打着“解构”、“揭秘”的幌子来制造滔天洪水般的谣言，
这不是第一次，也未必是最后一次。
历史是需要敬畏的，事实是需要尊重的。
跟随团妞的脚步，
用“铁打的事实”战胜“流水的谣言”！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对中国平民和战俘实施长达多日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致使３０多万中国人惨遭杀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大屠杀行为，更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屠杀中国人民最为残暴、最大规模的血腥暴行。
但是，日本右翼势力仍试图抹杀这一铁的历史事实，甚至抛出“南京大屠杀虚构”的谬论。有的全面否认大屠杀事实；有的则在遇难人数上大做文章，妄称死难者人数“未定论”；有的声称日军暴行是少数下等级士兵的个人行为，与军队无关。日本文教部门甚至对历史教科书进行了篡改：把惨杀３０万中国人的“南京大屠杀”改为日本“占领南京时，在一片混乱中，日军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
事实就是事实，真实的历史绝不会因为谎言而改变！
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国内、国际有目共睹。国民党将领宋希濂指出，这“实为现代战史上破天荒之残暴记录”。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德国人约翰·拉贝，在南京亲眼目睹了日军大屠杀，并在《拉贝日记》中真实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近５００个惨案。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发觉日军攻陷南京后，对中国的无辜良民，抢杀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他出于正义，撰写了《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指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直接拍摄记录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现场。
一些有良知的日本战犯对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也供认不讳。时任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中岛今朝吾在日记中写道：“
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但由于是以１０００人、５０００人、１００００人计的群体，连武装都不能及时解除。”
就连南京大屠杀的主要指挥者广田弘毅都承认日军在南京等地采用血腥手段，使“不少于３０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二战胜利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都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调查，并从法律上作出定性和定论。
敬畏历史，才能放眼未来。二战期间日本强掳与奴役中国劳工，罪证确凿，本来不是问题。但
日本总有人妄图掩盖事实，说中国劳工是“正当的劳务活动”，而多任日本政府内阁，都对掳掠残害中国劳工问题讳莫如深。在国内也有些人对此认识模糊，故颇值得一说。
东北是中国劳工被奴役和残害的主要地点之一。在广阔的东北大地，迄今已经发现60余处“万人坑”“炼人炉”，仅吉林境内就有辽源煤矿、吉林市丰满、延吉老头沟煤矿、通化石人血泪山、通化七道沟、大栗子铁矿等处的万人坑。
“万人坑”的尸骨有的保持张着口、向上爬姿态，有的保留着弓着身躯、呈痛苦挣扎的形状，有的被捆着铁丝、戴着脚镣或头骨被打漏……他们以永远不变的姿势，控诉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这些累累白骨，幽幽冤魂，到底是些什么人呢？大量历史档案、当事人日记和回忆，战犯审判材料以及有关照片资料，告诉了我们真相。
然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更惨酷的是在日本本土。1942年11月27日，日本作出向其本土大量输送劳工的决定。中国战俘和劳工大量被送往日本。1943年试验性地输送8批1411名，后两年输送161批37524名。同时也用“抓浮浪”的方式抓捕了大量劳工。据华北劳工协会等统计，1942年1月至1945年9月，从华北输出的强制劳工有据可查的达260多万人。这些劳工在日本遭受了残酷的奴役和迫害。从来吃不饱，住的是穴仓式木房，衣服单薄。而承担的是正常工作量的3倍。
由于条件恶劣，仅两年就有6830名中国劳工死亡，死亡率17.5%，其中有14个事业处死亡率在30%以上，最高的52%。值得一提的是秋田县花冈鹿岛公司劳工，半年就死亡了200多人，劳工不堪其苦其辱于1945年6月进行了暴动，起义失败，数百人被折磨致死。
强掳与奴役中国劳工，有事实、有佐证、有遗迹、有记忆，铁证如山，岂容抵赖。
日前，有日媒调查显示，多数日本民众难忘二战惨烈，心灵创伤仍存。这表明，上个世纪３０－４０年代，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不义战争，犯下的滔天罪行，不仅对中国及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巨大伤害，而且也对本国人民带来无尽伤害。
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虽然败局已定，可日本法西斯军队仍负隅顽抗、垂死挣扎，用本国人民做人质，致使日本本土成为大战场，亿万日本民众陷入战争灾难之中。东京遭受美军数百架轰炸机袭击，变成一片火海。广岛、长崎毁于原子弹爆炸，数十万人非死即伤。在长达１０多年的侵略战争中，数百万日本青壮年参加日军，他们既充当疯狂的杀人机器，犯下累累血债，同时也沦为法西斯战争机器的炮灰、牺牲品，毙命异国他乡。
严酷的事实写就历史，日本军国主义者丧心病狂地发动这场战争，对中国和其他国家人民是千古罪人，对本国人民同样也是千古罪人。
可是，时至今日，日本国内仍然有一种论调，企图转移罪责、嫁祸于人，将日本人民经受的战争创伤归咎于其他国家，如指责美国不该进行东京大轰炸，不该使用原子弹。这是因果倒置、是非混淆。
诚然，遇难于毁灭性核武器的平民应该永久悼念。但痛定思痛，究竟是谁造就了这样的惨痛恶果，谁才是战争罪行的始作俑者，这是无可争议的。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挑起战火、滥杀无辜，招致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群起反击，彻底打败日本成为正义战争方的共同意志。历史不容歪曲，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不顾日本人民的生命安危，强行将他们绑上了战车，拖入了战火，丢进了深渊，留下了伤痛。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不反省战争罪行，何以求得谅解，包括本国人民谅解？不承担战争罪责，何谈取得信任，包括本国人民信任？
只有牢记历史，军国主义才不会重来，历史悲剧才不会重演，和平生活才可以保证。只有勇敢直面历史、彻底清算二战“幽灵”，坚守防卫国策，日本才不会重走老路、重蹈覆辙，才能真正成为“正常国家”，逐渐抚慰日本人民的战争创伤。
历史虚无主义者认为，我们党领导的游击战是“游而不击”，没发挥什么作用，敌后战场没什么贡献。这种观点是极端错误的。
不可否认，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是主要的，敌后游击战是辅助的。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正面战场，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担负敌后战场。但游击战在敌后的广泛开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有力地牵制了日伪军，对于阻止日军进攻、减轻正面战场压力、使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发挥了关键作用。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游击战逐渐成为全面抗日战争的主要作战方式。
自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日军对华方针有了重大变化，基本上停止了在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逐渐以主要兵力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成为抗击日军的主力，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从1938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是：1938年59%，1939年62%，1940年58%，1941年75%，1942年63%，1943年58%，1944年64%，1945年69%。
同时，游击战还为人民军队进行战略反攻准备了条件。可见，我们党领导的游击战，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决不能否定其意义和贡献。
同时，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以游击战为主，并不是不进行运动战。我们党提出的抗日方针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从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总部对华北日军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以破袭敌人交通线为重要目标的进攻作战，作战部队陆续达到100多个团共20多万人，史称“百团大战”。这次大战，共对敌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5万多人，给日军企图分割根据地军民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提振了全国人民抗日信心，也有力回击了对游击战“游而不击”的指责。
在8年全国性抗战中，我们党领导的抗日军民，
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万多人，伪军118万多人，共计170余万人。
历史虚无主义者为了说明国民党在抗战中功劳最大，往往不把我们党抗击的伪军统计在内，这是不对的。因为伪军是日军的帮凶，是帮助日本控制中国，是抗战的敌人。就歼灭日军数量而言，我们党领导的军队确实没有国民党军队歼灭得多，但国民党军队基本没有歼灭伪军。就日伪军总和算，我们党领导的军队歼敌数量是国民党的两倍多。
可见，历史虚无主义者批评我们党领导的游击战“游而不击”，没有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功劳大，是站不住脚的。
互联网微博上曾有许多贬抑共产党敌战区战场的帖子。最耸人听闻的一则谣言出现在新浪微博。
有署名“小右派”的网友发了这样一则长微博：“日本公布了二战在华阵亡数据：死于国军之手：318883人。死于共军之手：851人。基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吻合。共军百团大战毙敌302人；平型关大捷毙敌167人；38年晋察冀秋季反围攻毙敌39人；39年冀南春季反扫荡毙敌37人；39年冀中冬季反扫荡毙敌27人；40年春季反扫荡毙敌11人；115师陆房突围毙敌16人。共击毙日寇599人，加上小战斗，合计被共军杀死851人。死者都有姓名年龄、家乡，部队、死亡地点、被谁所杀详细记录。”
这则微博一出台，诸多实名网络大V争相转载。目前，这则谣言在网上阅读量百万次以上，转载量超过数万次。如不说明真相以正视听，将来又会如同此前“日本人从没有轰炸过延安”一样，由“谣言”上升为“真相”。
我们阅读日本人撰写的资料后，得出一个印象：共产党抗日武装每天都在战斗状态，都在袭扰日军。
《华北治安战》这部书，详细记载了日本侵略者与坚持在华北敌战区与之进行游击战的共产党抗日武装之间的反复“拉锯战”。
兹举书中若干记载：
华北方面军第一一0师团报告，在1938年8月——1939年10月一年多一点时间中，与共产党武装交战次数约为2250次，每日平均约5次(上卷第156页)。
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报告，从1939年1月至1940年11月间，仅该师团出发讨伐次数大小合计29168次，讨伐战斗次数为2759次(上卷第278页)。
1941年1月的所谓“冬季肃正作战”，日军各部与中共交战次数，仅在1月份内就达1682次，每日约有五、六十次战斗（下卷第17页）。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尽管没有正面战场那样的大会战，但在正面战场几乎所有的会战都以失败告终的情况下，惟敌后抗战节节胜利，不仅陷日寇于“每日面对不可测的恐怖”这样的惶恐不安之中，而且“积小胜为大胜”，有效消灭了敌人有生力量。
即使是从日本人的记载中，敌后战场战果与正面战场大会战相比也毫不逊色
。
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写道(第326页)：“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
《华北治安战》中还记载有“百团大战”期间，日军几个小部队被共产党武装全歼的案例：
“9月23日夜，各据点同时遭受共军急袭，各自孤军奋战。东圈堡（当时也称东团堡）及三甲村的守备队虽奋勇战斗，但终为玉碎。共军最后从两阵地撤退时，在墙上写下‘该阵地日军守备队打的勇敢’等字样而去。”(上卷第316页)
关于各方歼敌总数量方面
，在拍摄《战事》过程中，我们特地找日方研究战史专家证实，所谓“共军总共毙敌851人”没有任何根据。相反，任何人仅仅只要根据日本防卫厅现有资料中零散的数字，也会清楚那则谣言是多么荒唐!
需要说明的是，日本防卫厅在编撰系列战史时，关于战果部分，是根据战时日军各部上报给大本营的记录整理出来的。但正如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在回忆录中所承认的那样，日军各部都在夸大己方战果，抑减中国方面战果。“大本营发表的统计数字相当可观，但其中70%是为了夸耀战果而增加的水分。”（转引自《华北治安战》译序第2页）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把国共歼敌数量进行一个简单对比。
“第一一0师团报告，1938年8月—1939年10月间(即日方对我发起的所谓‘第三期肃正作战’期间)，师团阵亡者，为533人。” （上卷第156页）
“第二十七师团报告，从1939年1月至1940年11月肃正作战期间，我忠勇的官兵丧失了649人，负伤1378人，甚为遗憾。” （上卷第278）
“在此次作战（第二次冀中作战）中，虽未查明彼我全面的损失，但在第一军方面损失最大的是独立混成第四旅团，（根据旅团第二期晋中作战战斗详报）战死71名、负伤66名、失踪2名。另据旅团战死名簿记载，从8月20日至12月3日在旅团战死的276名。”（上卷第312页）
“关于此次作战（指1940年9月23日——10月12日间日方发起的所谓‘察南南境反击作战’）彼我的损失，根据军的统计，仅我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方面我战死133人、生死不明31人。”（上卷第315页）
1942年6月的冀中三号作战，“我方战死161名，其中军官9名，伤323名，其中军官14名”（下卷第161页）
1943年9月对中共抗日武装发起的所谓“冀东一号终期作战”，战事于11月中旬结束，日方报告说，“我方损失也较大，计战死221人，伤91人。”（下卷P214页）。
另据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79页），仅1941年这一年，华北方面军各部与中共交战次数为17198次!日方损失是战死2352人，负伤501人。
可能有读者仍然认为，战死2352人，与共产党宣称的毙敌数目仍然有较大差距，且无法与国民党正面战场相比。那我们就进行一个对比。
第一次长沙会战与第二次长沙会战，均由国民党战将薛岳指挥，国民党方面声称每次歼敌都在4万至5万余人。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在《长沙会战》一书中有如下记载：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没能给予重庆军以应有打击……我方损失竟达战死1591人，战伤4412人。”（第214页）
“第11军发表的第2次长沙作战的战果及我方损失如下……敌遗弃尸体28612具……我方损失战死1591人，（其中军官数108人）战伤4412人（其中军官数241人），死伤战马1766匹。”（第215页）
对比一下，两次长沙会战，毙敌数量均远少于同一部书中所记载的1941年中共抗日武装所击毙日军数量的2352人!
再作一个对比：1943年5月至8月间浙赣作战，日方作战部队为中国派遣军第十三军和第十一军，对手是国民党第九战区长官薛岳指挥的第五十八军、第七十九军和第四军。日方在《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中记载日第十三军报告战果如下（上卷第170-171页。）
“第一阶段（5月15日至5月29日），国军遗弃尸体48151，我方战死281人。
第二阶段（5月30日至6月15日），国民遗弃尸体12180，我方战死484人。
第三阶段（6月16日至8月14日），国军遗弃尸体6048，我方战死442人。
第四阶段（8月15日至9月30日），国军遗弃尸体1351，日方战死77人。”
“总计国军遗弃尸体共64430具，日方战死人数1284人，其中军官76人。”
“国军共遗弃尸体15758具，我方战死336人，其中军官22人。”
日方结论说（上卷第189页）：“第九战区长官薛岳在赣江以东使用了三个军，但是，他将这三个军逐个投入，最后，被我军各个歼灭。同时，当他发现战场是在赣江以东之后，他仍然坚持在赣江西岸保存兵力，以致使兵力未能在战场上集中。”
对比一下可发现，浙赣会战各阶段，国民党军毙敌数量，与1942年以来共产党抗日武装在任何一次反扫荡作战中日方所记载的毙敌数量在同一个量级! 如：日方记载，“对中共的察南南境反击作战中，仅我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方面我战死133人、生死不明31人。”“冀中三号作战，我方战死161名，其中军官9名，伤323名”。
因此，在评价国共抗战战果上，
国内知识界有人在故意使用“双重标准”：在评估共产党战绩时，用日军大本营资料，且用不完全材料；在评估国民党战绩时，用国民党当局资料。而他们最害怕的，就是用一把尺子量：因为如果都用日军大本营资料时，国共两党抗战战绩如何，就将大白于天下!
还要看到，共产党敌占区游击战固然要歼灭敌有生力量，但最大的功效是“心理战”：
让敌人恐惧，让人民看到胜利的希望!
日本战史刊物《历史群像》2002年第10期也刊登一则日本老兵回忆录：“我和国民党军打过仗，也和八路军打过仗，论武器装备是国民党军好得多，但八路军极善运动，也就是说对战场的控制力极强，随时随地都会向你发动进攻。和他们作战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中。作为战士我们更不愿和八路军交手。……和国民党军打仗，敌人败了就一跑了之，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追击，和八路军打仗，即使撤退，他们也会设下各种陷阱，我们决不敢掉以轻心。”
由于共产党抗日武装深深扎根于人民，成功粉碎了日寇一次次疯狂扫荡并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对此，《华北治安战》有记载。
“八路军的工作已深入到居民当中，村民正如‘空室清野’的标语那样，几乎逃避一空不见踪影，并且好像曾经积极协助八路军。因而在作战期间，日军的动向被详细地泄露给八路军，但在日本方面则对八路军的情报完全不明。”
综上所述，仅仅根据日方极少部分部队很零散的参与所谓“肃正作战”时的战报，不包括共产党武装主动发起的攻击，消灭日军已经甚众。不知何来“抗战八年共军击毙日军仅851人”的根据？！
抗日战争是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抵抗外侮获得的一次伟大胜利。纪念抗战胜利70年，本是再次宣示捐弃历史前嫌、共同努力振兴中华的一次契机，但一些公知、大V出于消解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目的，大量制造和传播贬损中共敌后抗战谣言，其结果只能是重翻历史旧账，再次撕裂阶层鸿沟。对此，我们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视和坚决反击!
网友提出：为什么抗日的“中流砥柱”延安没遭到像重庆那样的毁灭性轰炸？甚至从1941年开始，延安几乎没受到任何轰炸？“日军为何不轰炸延安”，是网络时代讨论抗日问题时极常见的一种质疑。
（太小瞧日本人的情报了吧？延安当时不过一万多守军，主力部队只有一个三五九旅，日本人会怕得要命？）
说法3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本人同苏联有默契，双方不战，延安受惠。
说法4
：日本是为蒋保留一个潜在敌人，使其不能全力以赴对日作战。
说法5
：延安根本对日军毫无威胁，甚至私下勾结，所以日军从不打扰延安。
揆诸史料，其实很容易发现，以上种种质疑并不成立。事实上，自1937年始，延安即着手采取措施，准备应付日军之空袭。据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工作的曹慕尧回忆，该校在“1938年窑洞挖好之后，逐渐向外迁移，搬到北门外和东门外的几个山沟里……上级一再提醒，要注意防空。”（①《日机对延安的轰炸》，魏久明主编《烽火忆抗战1945-1995》，人民出版社1995年，P25—P28。）
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之前，曾派飞机到延安上空侦查，延安百姓尚以为是苏联飞机，有的拍手大呼：“我们自家飞机，蒋委员长送钱来！”（②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P175，转引自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但当局很快从飞机的飞行高度做出判断，认为来的应是敌机。
1938年11月20日，第一批日本飞机15架，自东向西，直扑延安城。日机空袭重点在凤凰山，那里有许多中共领导人之居所。毛泽东借住的李建堂家石窑遭到轰炸，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的窑洞被炸，30多名八路军干部、士兵阵亡。有一颗炸弹就落在陈云窑洞旁，所幸没有爆炸。延安人推测“一定有特务测绘了中央首长在延安城的居住地。”11月21日，日机再次轰炸延安。
自此始，
至1941年10月为止，日军不断空袭延安。因有准备，延安所受损失不大。据1946年3月10日《解放日报》的统计，日机共轰炸延安17次，投弹1690枚。损失包括伤亡：伤184人、死214人；毁坏建筑：公共房产1176间、石洞5座、民房14452间；另有基督教礼拜堂一座、房室94间；天主教堂房屋75间；牲畜伤亡：197头；毁坏粮食：34.4万斤。
这是1939年10月15日，侵华日军对红色抗日根据地延安的长翔、中国共产党第八路军的兵营、陕西大学等设施进行空袭的图片。照片中数处军需品仓库燃起大火，延安市街道大部分覆盖在黑烟中。 6月30日，重庆市北碚区档案局（馆）公布一批民间征集抗战档案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侵华日军随军记者和行军档案留下的多份档案真实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细节。这些日本档案中细致地描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危急形势下挺进华北、华中的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日寇，开辟广阔敌后战场等情况。新华社记者刘潺摄影报道
近日，网络上有人发文总结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五大战略贡献，文中称蒋介石“最早提出持久战的作战思想”，在学习了蒋介石讲话精神后，“毛泽东连夜写了《论持久战》的学习心得体会”。
此文不仅在网络上公开传播，也在一些较为隐蔽的公众微信号中广为传播，混淆视听，误导大众，有必要澄清之。
持此论者称：蒋介石早在1932就告诉记者说，万一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我们就把首都迁往四川，以适应长期持久战。这也被认为是蒋介石最早提出“持久战”的证据。
且不论这段资料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如何，也不论蒋介石事实上表现出来的对抗日态度的暧昧和反复，单就其中对“持久战”思想的理解，就显得十分幼稚和偏狭。
“持久战”是一种系统的军事理论，有着丰富的内容，缜密的逻辑论证，远不是某人的一两句话就可说清道明的。
蒋介石是否对记者有过上述表述，尚有待考证；但仅从字面看，只能说他有一个说法，只是他作出的一个简单判断，并未上升到一个理论，因为他没有对持久战进行系统全面的论述，更没有将这种思想装进“所有官兵和民众的脑子里”，成为指导全民族抗日的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倒是国民党内陈诚和蒋百里等人有过“持久战”论述和言论，但均与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主张不同，立场也不同，难以望其项背。
事实上，毛泽东的“持久战”观点早在1935年12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就提出了。他说：我们还得准备再花一个应有的时间，像过去那样地过分地性急是不行的。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也经历了一个从提出到完善的过程，至1938年5月才臻于成熟。还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均对持久战思想有过积极贡献。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正式发表后，不是束之高阁，也不是用来装点门面，而是用其指导当时的战争实践，他不仅用“持久战”的思想武装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而且也设法装进了包括国民党军官在内的中华民众的“脑子里”。史料表明，蒋介石、白崇禧等国民党要人看到《论持久战》后，深为叹服。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军，把它作为抗日战争的指导思想。
1939年《论持久战》英文版发表，其影响进一步扩大。实践证明，《论持久战》确实是全民族抗战的精神武器和旗帜，“是夺取抗战胜利的指路明灯”。
和平的年代里，我们不再需要流血牺牲，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忘记勇于献身的精神；安定的环境中，我们不再需要艰苦抗争，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失去顽强坚定的意志。
中华民族正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行，而铭记历史正是拥抱未来最好的姿态。
（内容选自青春山东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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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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