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近期，汉语学术界流行以“经学”的名义研究国学、研究经典。新国学和新经学的兴起，最主要针对的是民国以来以哲学的、史学的方式解读十三经。民国以降，以西方哲学、史学理念重读儒家经典，被当下新国学和新经学研究者指认为扭曲儒家、歪曲传统。
民国以来把儒家重要典籍作为“经”来拜读，或者作为“经典”来阅读，从而走向政治学、哲学、史学，
到底
是一个横空出世的现代性事件？还是传统文化必然的现代性走向？
经学在现代性的处境中，似乎已经终结，并裂变为“政治学”、“哲学”、“史学”或其他的知识形态。究其原因，人们一般会将之归结为西方的知识压力和由之引发的儒学知识形态的重构。这就忽视了“经学”自身多重取向的思想史事实。
儒的解经，自古就有三重取向，其一，“经”的政治取向是为王权提供服务的，因此其视野是聚焦性的。其二，“经”的历史取向，负载民族的文化命脉，“六经皆史”，表明六经是历史文献、典章汇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表明“经”既为民族提供心灵秩序和政治秩序，同时也为民族文化的历史传承提供载体。其三，“经”及解经，促人思辨，蕴含大量哲学信息。现代经学家努力阐释建国理论，历史学家致力在经学中挖掘典章制度，哲学家以儒家传统与德国哲学比较，就此都有了合理化根据。
经学呈现的中国思想史，不能说是一部衰变史，但确是一部演化史。在其演化过程中，经学家总是适时地借助外部思想，缓解衰落的经学，从而重建与时代需要相一致的经学论述。
姑不论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古典成果，将经学仅仅处理为权力服务或仅仅只是想规训权力的理念，既把经学看得太狭隘、太低级，也把经学的丰富蕴含抛撒掉了。就此而言，经学累积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智慧，是一个完备性的观念体系，它为人们指示个人生活、社会政治、未来发展、人生理想各个不同界面的生存与发展智慧。
在现代处境中，经学必须面对一个儒家建国思路的现代转变。旨在复兴秩序的经学或儒学，需要守持原始儒家的基本立场：
第一，需要秉持一种现世态度。
孔子“入太庙，每事问”， 这是务实的文化态度；“子见南子”， 这是务实的政治态度；损益可知，这是务实的变革态度。孔子以现世的态度，实现了“一心开二门”，既整顿人心秩序，又重构政治秩序。对经学重建而言，坚守政治的德性立场，实际上是宗“经”的问题；具有一种务实的态度，则是一种“权”变的必须。这就是所谓“超级政治家”足以训导政治活动家的深厚根据。就像在西方思想史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代师生能够教育国王，就在于亚历山大这些人再伟大，也只是一个实操的政治家，他们需要政治思想家们这样的超级政治家指点迷津。孔子也是超级政治家。“子见南子”不过是方便规训她，并借助这样的举措实现对王权的规训。一个人只知孤芳自赏，致力建构书斋儒学，无力规训政治实践家，那是不足以阐扬经学的。
但在人心与政治之间，常易偏执一端。孟子便走到了偏执心性一端的地步，他将规训王权的心性力量，张扬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大丈夫”精神， 使孟子达到了道德高位，但却处在干政的低位。实际上，孟子以德性态度代替了政治态度，以知性高位遮蔽了为政技巧。训斥一个国王，不等于就训导了一个国王。一个成功的超级政治家，要能够做到让国王言听计从，那才是真正的成功。而“王顾左右而言他”， 表现的是国王与超级政治家的分道扬镳。这意味着孔子后儒没有能够实现自己同时收拾人心与政治的目的。训导王权，只有在坚持原则立场的合作中才有可能，仅仅是表达一种不为王权理睬的不合作道德姿态，没有任何限制和规范王权的实际意义。
第二，立于孔子确立的、后儒守持的“经学”立场，不只是一种政治取向的问题，而且还是一种哲学的态度。
人们要思考，就要思辨。这种思辨，在儒家那里是一种伦理型的思辨，但所取的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柔” 的对应性理路。后起儒家将之改变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旨在建立社会-政治权威，在现代处境中，显然没有必要对之进行勉强的辩护。董仲舒为了救世，已经不像春秋时期的儒家对整顿人心社会秩序抱有从容态度。因此，对应性的思辨需要下降了，定位性的分析上升了。这是一种不得已的偏狭性定位。当下经学家也就有必要回到原儒立场，而不必拘守汉儒主张。
这样的一种哲学思辨，促使人们采取一种哲学化的边际思维，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的对应性考虑中，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边际的照拂，从而保证相关各方的归位。君不仁，臣就可以不忠；父不慈，子可以不孝，这是具有显见的现代性边际思维特点的认知。《孝经》强调“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 试图移借的就是这种相关性思维，不过此乃一种古典式的移借，在家国结构分流的现代，未见得仍然存在通道。此间，在四书五经与十三经之间，有着经的地位之别：作为官方考试的四书五经，真正代表儒家大师的精神宗旨，不是随便列出的几部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构成四书，《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构成五经，四书五经的元典精神，都是哲学化的、对应性的，而不是偏狭性的、单方面的。坐实这样的经典汇编，也就是坐实儒家的合法性建构。疏离其间的精神宗旨，也就疏离了原儒的伦理真精神。
发达的经学，彰显了儒家精神的秩序供给能力。这不仅从中国古代的汉族政权体现出来，也从中国两个著名的少数民族政权体现出来。在元代，四书学非常发达。蒙古人接受经学的理念，建立了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吻合的统治哲学，让经学大放光彩。而奇怪的是，蒙古这个大汉国，在中亚的分支，却都没有接受经学的统治哲学，要么融入征服地政治秩序，要么迅速陷入崩溃。只有在“中国”本土、中原文化的地域内，四书学特别发达，维持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建制。
经学还有一个史学的维度。
近有学者认定，史学的兴起，宣告了经学的终结。这个结论是可以商榷的。史学，其实是经学内蕴的学术形式。众所周知，上古中国的官学传统，就是卜、史、巫、祝的传统。 史官，自然不是史学，而是以“微言大义”的方式记录政治事件的官学，所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后来的《资治通鉴》，更明快地呈现了这种特质。但史官之学，毕竟蕴含了历史学的学术含义，它可以在脱离权力制约或权力需要的情况下，走向现代历史学。
司马迁的《史记》，著述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是作为史官的司马迁对历史记录的理解。这与儒家的史观有些区别。按照孔子著春秋，申述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让历史记录负载了政治道德的评价责任。这又与现代史学理论的主要创制者德国的兰克学派趣味迥异，兰克主张客观地书写历史，这就完全将历史记载转变成了学术研究。中国传统的史官之学，尤其是认同儒家价值的历史记载，主要著述目的是匡正人心和捍卫社会政治秩序。但史官之学毕竟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记载，来确立是非善恶的边际界限的。至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断，大可以看成是史论融汇的说辞。可见，并不是在现代处境中由史学终结了经学，经学本来就有史学的指向，经学与史学大致处在互动的状态。尽管经学的强势一直压制着史学影响力的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