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飞岸：特朗普时代的镜像：亨廷顿与美国政治

2018年，基辛格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爱德华·卢斯采访时评价特朗普说：“历史上会时不时地出现一些人物，他们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并且强迫它脱下旧时代的伪装。”这个结束的时代是被知识界寄予厚望的自由多元主义时代。在2016年美国大选民调预测希拉里将大胜特朗普时，美国的自由派曾经满怀期待，他们相信美国在选出一位黑人总统之后将诞生一位女性总统，希拉里的当选意味着自由主义普世精神的新起点，美国将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自由世界当之无愧的引领者。然而，美国大选的结果撼动了自由主义者的理想国，特朗普以特有的粗鲁方式与他的选民携手宣布： 美国不是全人类的美国，而是美国人的美国；美国也不是多元包容的美国，而是白人优先的美国。 出于对后自由主义时代方向感缺失的恐慌和迷茫，特朗普对自由主义的离经叛道在美国和西方世界引发了一场自由多元主义与种族民族主义的战争，如何理解这场战争，一时间成了世界各国知识分子争相著述的焦点。

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卡洛斯·洛扎达把亨廷顿称作预言特朗普时代的先知。无论是对移民政策的批评还是对白人中心主义的呼唤，无论是对民族主义的宣誓还是对中国作为核心假想敌的转换，无论对“达沃斯人”逆向美国主义的反感还是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愤慨，亨廷顿均与特朗普的内政外交理念存在诸多不谋而合之处。早在1999年美国克林顿总统第二个任期内，亨廷顿就专门撰文批评美国自由派和民主党奉行的对内多元主义，对外普世主义政策，认为这些政策根本没有受到美国人民的认可和支持，也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他呼吁传统保守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联合起来和美国人民一起重申美国的爱国主义传统，转向强势民族主义。在他看来，“强势民族主义是制造分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排外的孤立主义、懦弱无用的普世主义的一个替代选择。它是保守主义者能够联合起来对外促进美国国家利益，对内维护民族团结的基础”。

在亨廷顿逝世近十周年之际，特朗普高举强势民族主义旗帜赢得美国大选。他的出现正像卡洛斯·洛扎达所言那样终于“告慰亨廷顿在天之灵”，并将获得他“由衷点赞和郑重认同”。“特朗普的任期可以称为亨廷顿的美国”。特朗普能否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连任，取决于美国是否走出了由特朗普释放出来的历史问题域，理解这个问题域，回到亨廷顿恰逢其时。

对于美国建制派而言，特朗普最令人反感的一点是不遵守游戏规则。他选择反建制的方式竞选，将美国建制派主导了三十多年的表演政治以表演的方式解构。与特朗普相似，在学术界，亨廷顿也具有反建制的特征。亨廷顿的学生，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的华人学者裴敏欣，曾总结他的治学特点是：“反潮流，人家说一，他要说二”。事实上，亨廷顿并不是刻意反潮流，只是他的治学动机与一般学术建制派有很大不同，他有更加明确的国家利益指向。

自经验主义将规范研究逐出政治科学领域以来，对于学者而言，承认自己的研究带有价值倾向就像否认自己研究的科学性一样。但是，亨廷顿从不讳言自己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也不介意自己理论渗入这种情感后造成的“爱国之心与治学之心的冲突”。他不仅不认为自己是政治科学家，并且认为政治学被称做政治科学是一种不幸。在他看来，政治学首要特性不是科学性，而是国家性。在回答“你是否有意力图生产与政策制定者有关的作品这一问题时”，他坦白承认：“任何对真实世界问题的严肃研究都暗含政策意图。实际上，这对我所有的作品都适用。”亨廷顿的国家至上和不守常规遭到很多人的批评。人们指责他的作品前后观点不一致，在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来回转换，他一生都没有搞清楚自己的身份是学者还是政论家，研究方法也不甚科学。然而，这些指责对亨廷顿无关痛痒，为了获得学术赞誉去做只有同行看得懂的八股论文和量化游戏不是他的追求，他忧思难忘的是“为时势造新学，为美国开太平”的理论功业。他反过来批评学术界对方法和规范的强调妨碍了学者的问题意识，指责这些学术陈规把很多有天赋的学生引入歧途，让他们放弃大问题去钻研小技巧。事实上，正是对政治学国家性的强调和学术性的淡化造就了亨廷顿独一无二的原创视野。建制派学者通常是学术导向的，容易陷入既定的理论和范式中出不来，这就形成黑格尔所说的思想滞后性。亨廷顿是国家利益导向，他能够非常敏锐地识别出特定时期国家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上面临的既存或潜在威胁，并迅速在理论上作出反应。这种利益导向所致的前后观点不一致在学术上当然不严谨，但在战略上是非常正常的。情境变化，应对策略自然变化，冷战时期的敌人可能会成为后冷战时期的朋友，一个时期美国需要支持威权，另一个时期则支持民主。亨廷顿所做的，一是为政策变化提供理论支持，二是为战略转型提供可行方案。

亨廷顿对国家利益的坚守和对情境转换的敏感源于他独特的政治哲学理念——情境保守主义。1957年，亨廷顿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政治哲学论文《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在文章中，他系统梳理了保守主义的历史，阐述了不同于贵族式保守主义和自主式保守主义的情境保守主义观念。在亨廷顿看来，保守主义不同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观念性意识形态，它是一种制度性意识形态。“现代西方社会所有一般的观念性意识形态都以一种应然的要求来对待现存的制度，即应当重塑现存制度以体现意识形态的价值。”而保守主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理想，“没有一个政治哲学家曾经描绘过保守主义的乌托邦。任何一个社会都可能会有需要被保守的制度，但是从来就没有保守主义的制度”。作为制度性意识形态，“保守主义的本质是对既定制度之价值的强烈肯定”。“保守主义的动力来自于理论家面前的社会挑战而不是他背后的智识传统。驱使人们走向保守主义的是重大事件带来的震撼和如下可怕的感觉，即他们所赞同或视为当然的、与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或者制度可能会突然不复存在。”

正因为保守主义附属于既定制度而不是既定价值和特定阶级，因此，它具有很强的情境性，只要出现威胁既定制度的历史情境，既定制度的支持者就会采用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进行防卫。对保守主义进行制度性意识形态的定位赋予了亨廷顿非常明确的、以捍卫美国既定制度为目标的研究动机，也让他选择了一种最适合维护既定制度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

长期以来，围绕亨廷顿到底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的争论层出不穷，以至于人们得出结论，亨廷顿具有保守主义的大脑和自由主义的心灵。事实上，亨廷顿在价值观上的模棱两可恰恰反映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实质也徘徊于二者之间。他的情境保守主义是一种非观念性意识形态，服务于美国的既定制度。在亨廷顿看来，美国的既定制度既不是保守主义也不是自由主义，而是保守的自由主义。然而，自进步运动始，美国的自由主义已经分裂成辉格式强调“财产权”的自由主义和普罗大众式重视“人权”的自由主义两个版本，前者是美国自由主义的制度版本，后者是美国自由主义的理想版本，亨廷顿将这两种自由主义分别称作“自由主义的保守形式”和“自由主义的民主形式”。亨廷顿认为，美国没有欧洲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它有的只是自由主义的保守版本，他认同路易斯·哈茨所说的美国是以自由主义立国的国家，但是他也指出，无论是哈茨还是他自己，他们眼中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都是辉格党式的、强调财产权的保守的自由主义，亨廷顿把这种保守的自由主义看作美国保守主义者坚持的信念，称其为“教义保守主义”。这种美式保守主义或者说自由主义的保守形式“与发扬工商业、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私有企业和最小政府等原则等同。它历史地与财产所有者、企业家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关联，反对财产较少阶级的利益”。

然而，自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两种自由主义之间的冲突逐渐演变成代表中下层阶级利益的民主党与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共和党之间的冲突，并且，两种自由主义在美国的主次地位发生了颠倒。在新政之前，财产权自由主义一直是美国自由主义的主导模式，新政之后，原本在美国原生状态中具有更多财产权倾向的自由主义按照民主党的人权自由主义价值观进行了重塑。于是，在美国大多数人的理解中，自由主义的主旨不再是自由意志至上和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以人的平等权利为诉求的自由主义的民主形式，国家在此过程也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它不再是守夜人式的必要的恶，而成了一种为了对抗财产权优先而代表大多数人权利的必要的善。为了应对这种变化，倾向财产权自由主义的人士不得不放弃了自由主义者这一称谓，转而将自身称作保守主义者，而在这些保守主义者心中，他们无疑是想借保守主义的外壳将自由主义的内核重新引上自由市场至上的“正道”。亨廷顿，正是这些保守主义者中的一员，只不过与哈耶克、弗里德曼这些主要在理念上全方位批驳民主自由主义国家观、自由观的保守自由主义者不同，亨廷顿选择了一条“曲线救国”路线，他对两种自由主义之间究竟孰是孰非基本避而不谈，刻意回避二者之间的价值差异，反而另辟蹊径选择了“民族主义”这一美国国民价值的最大公约数。

亨廷顿深知，在一个客观上存在着利益分歧和阶级差异的社会中去探讨自由主义两个版本的优劣不仅不会有结果，反而会在持续的争论中进一步撕裂社会。就像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阶级政治的强化能够冲破民族国家的壁垒制造无产阶级的联合一样，亨廷顿认为民族主义的强化也能够冲破阶级之间的壁垒制造超阶级的联盟，从而最大程度上维护美国的既定秩序。因此，与哈耶克等自由保守派不同，亨廷顿从来不是最小国家信条的鼓吹者，与国家权力大小相比，他更关心国家权力行使的目标，他认为国家权力不应把主要精力放在管制资本主义、回应多元社会各种应接不暇的民主诉求上，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国家的民主化也没有止境，当民主国家以回应性作为自己的宗旨性目标时，反而会因为民主超载导致国家权威的耗散，最终引发美国民主制度的危机。在亨廷顿看来，民主自由主义最大的问题不是对美国保守自由主义传统的背叛，而是它完全改变了自由主义的问题指向，从个体自立诉求转向了个体解放诉求，接受了民主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美国人，会倾向于将自由作为一种对内的批判性力量，进而会对马克思主义及其衍生物——共产主义国家产生亲近感，这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自由派普遍左转，并导致美国内乱不止，在冷战中处于守势的根本原因。亨廷顿认为，美国国家权力应该以对内巩固美国的制度优势和新教伦理，对外维护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在不同的时期，及时找到威胁美国制度存续的内外敌人，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凝聚共识。主张最小国家的市场至上主义尽管在意识形态上与共产主义和各种集权主义势不两立，但最小国家无疑无法承担捍卫自由制度的使命，也无法形成塑造超阶级联盟的有效话语。因此，亨廷顿认为，维护美国的自由制度需要超越保守自由主义和民主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至上的共同弱点，转向民族主义这一弥合价值分歧的利器。

从自由主义始到民族主义终，情境保守主义赋予亨廷顿的不是理想主义者的狂热，而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宜。现实主义者不是没有理想，而是他的理想已投射到现实之中，与现实合二为一。在亨廷顿那里，美国式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理想之间不仅没有横着一道由制度设置的鸿沟，相反，却架着一座有着坚实基础的桥梁，这座桥梁不是三流思想家的陈腐教条，而是一流制度的成功业绩。自豪于美利坚已达理想之巅的现实功业，亨廷顿纵以理论创新为使命，但他的使命不是做一名勇往直前的制度开拓者，而是做一名兢兢业业的制度守成者。守成者与开拓者最大的区别是对待价值理性的态度。开拓者需要高举价值理性的旗帜破旧立新，观念性意识形态是一种确立此岸世界真理的必需品。守成者需要把价值理性的破坏力降到最低，所以会转而求助于一种工具性意识形态，工具性意识形态不是没有价值，只是它的价值是排他性和功利性的，它价值的实现有赖于把观念性意识形态诠释成一种从属于工具性意识形态的制度模式，而不是某种与现实始终保持疏离感和破坏力的远大理想。熟知政治本性的亨廷顿深谙守成之道，他尽管信仰自由主义，并把它上升到美国信条的高度，但他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始终不是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在他那里不是美国信条而是美国制度，要维护自由主义，反而不能成为自由主义者。与哈耶克嫌弃保守主义没有方向而拒绝承认自己是保守主义者相反，亨廷顿恰恰因为保守主义没有方向只有权宜而选择做一名情境保守主义者。情境保守主义者若想做制度的堡垒，就必须拒绝做观念的囚徒，美国要想在国与国之间激烈的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要从观念意识形态的绝对理念中走出来，不仅要保持对民主自由主义的警惕，同样需要保持对保守自由主义的警惕，二者任何一方过度张扬，都会把现实带入理想之殇。然而，仅靠情境保守主义就足以完成守成重任吗？亨廷顿的答案也是否定的。情境保守主义由于缺乏价值观，难以形成感召力，它需要与一种工具性意识形态相结合去满足民众不可或缺的情感需求，将民众的激情从普世的理想主义中拯救出来投入到排他的现实主义战斗之中，民族主义无疑堪当重任。

1999年，亨廷顿发表了《强势民族主义》一文，进一步明确表示了只有民族主义才能捍卫美国既定制度和国家利益的观点。这提醒我们，无论亨廷顿为学术界提供了多少原创性的理论和范式，他的这些理论和范式都主要服务于美国的既定制度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与此同时，由于将服务美国既定制度和既定秩序作为研究动机，美国既定制度和秩序的缺陷就必然既是规范亨廷顿学术视野的边界，又是屏蔽其问题意识的盲点。这意味着，通过批判分析亨廷顿的文本，我们至少可以实现两个目标：第一，揭示他理论背后潜藏的、不同历史情境下美国的国家利益，为理解他前后不一的观点提供一个一以贯之的线索；第二，批判他文化中心主义的研究路径，并指出这一路径与特朗普主义的重合之处，以此探讨特朗普时代的实质与危机。

由于将政治学特性定位于国家性，亨廷顿一生关注的问题都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大问题。然而，作为“近五十五年来，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亨廷顿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不仅有发现大问题的眼光，还有建构大理论将利益诉求隐藏于宏大叙事的能力。以往学术界对亨廷顿代表作的研究倾向于对他内容的转述或理论的凝练，很少有人关注动机的阐释。实际上，文本研究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重申作者公之于众的观点，而是揭示出其不便道出的隐微，那些隐微才是作者创作的真实意图。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提醒人们注意语言边界之外的语言，本文想提醒读者注意亨廷顿文本之外的文本。

亨廷顿一生独著、合著、编著过17本书，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有6本，分别是：《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民主的危机》（1973）、《美国政治：失衡的承诺》（1981）、《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1991）、《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2004）。在这些横跨比较政治、美国政治、国际政治多个领域的鸿篇巨著中，亨廷顿凭借其深入细微的现实感受力、高屋建瓴的历史洞察力，提纲挈领的理论建构力，为学术界贡献了三个应用广泛、影响深远的理论范式：冷战高峰期的政治秩序论、冷战中后期的民主巩固论和后冷战时期的文明冲突论。他的每个范式都展现出内政外交双重维度，体现出从整体着眼的大战略家眼光。统观这三个范式，其中恒定不变的主题并不是人们普遍强调的政治秩序优先的权威主义，而是国家利益优先的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权威主义于亨廷顿都是可以随着情境转换收放自如的工具论意义上的术，民族主义才是与维护国家利益方向一致的目的论意义上的道。

理解亨廷顿的作品，除了国家利益这个主线之外，还有一个关键词不容忽视，那就是国家特性。在亨廷顿那里，确认国家特性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国家利益源自国家特性。我们要想知道我们的利益在哪里，我们必须先要弄清楚我们是谁”。我们是谁？对于美国这样一个自二战后就肩负着捍卫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使命的超级大国而言，不仅是个身份定位问题，还是个性质定位问题。国家特性包括国家身份和国家性质两个要素。国家身份是我来自哪里的问题，国家性质是我主张什么，我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亨廷顿始终在国家特性的基础上谈国家利益，在他看来，如果美国特性出现混乱或者遭受质疑，那美国的国家利益就无从保证。国家特性在亨廷顿那里分为两个层次：一层是对内的，美国要知道自己是谁，才能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稳定的、持久的共同体；一层是对外的，美国要让别国认为自己是谁，以何种理念、何种形象、何种战略面对冲突不断的世界，并在此基础上保持永久的世界霸权地位。一旦亨廷顿发现美国国家特性遭遇了认同危机，他就会挺身而出、著书立说，从理论上为美国指点迷津。

在20世纪六七十年的冷战高峰期，亨廷顿出版了《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提出政治秩序优先论，成为现代化理论的终结者。当时很多美国学者批评他，说他将苏联政体与美国政体相提并论，否定民主的价值，堕落成了威权主义者。但事实上，亨廷顿在此书中解决了美国当时面临的一个道德困境。现代化理论本身是冷战的产物，这一理论预设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扩张会带来民主化，而民主化能阻止发展中国家向共产主义模式靠近，最终帮助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战胜共产主义。但实践中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并没有形成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它产生的民主是一种平民性质的强调“实质性正义”的民主观，这种民主诉求与美国所期望的自由民主有很大偏差，反而在世界各地催生了很多激进左翼运动和民选左翼政府。左翼政府在国内实行反资本主义、反美的国有化政策，引发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满，但多数民众支持左翼政府，既得利益集团无法通过选举上台改变政策，唯一的选择就是颠覆民主，实行专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支持民主就得接受左翼政府，左翼政府都是反美的；支持独裁，对美国更有益，独裁政府不仅铁杆反共，对美国也比较友善，但会背上反民主的坏名声。在民主和反共之间，美国最终站在了反共的独裁者一边。在那段时间，以反共为名，美国参与了一系列推翻民选政府的活动。其中较著名的包括1953年推翻伊朗民选总统莫萨德、1954年颠覆危地马拉阿本兹政府、1964年颠覆巴西古拉特政府和1973年颠覆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除此之外，美国还在亚非拉各国参与扶持独裁政府、遏制民主运动的活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亨廷顿后来所总结的第二波民主回潮很大程度上是拜美国所赐。在当时，亚非拉各国的独裁政府，例如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府、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多米尼加的特鲁希略政府、海地的杜瓦利埃政府、巴西的布兰科政府、阿根廷的昂格尼亚政府、智利的皮诺切特政府等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得到过美国的支持。乔治·凯南为此辩护说：“那里的民主政府太软弱以至于不能抵御共产主义攻击，我们必须承认政府压制是唯一的选择。”

亨廷顿当然对美国政府反共优先于民主的政策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但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当时受到了国内外左翼学者的批评，并在国内风起云涌的激进政治运动中形成影响。对国家认同问题极为敏感的亨廷顿意识到，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强盛的时代，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美国国家特性都遭遇到了重大挑战，人们意识到美国理念和美国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面对这种认知失调，亨廷顿认为：“美国人不得不发展出一些独特的方式来应对自由主义理想与政治现实间之鸿沟，以此实现权力的合法化，让人民接受统治。”基于美国信条对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质疑自然不能靠重申美国信条去加以平息，亨廷顿选择不从正面回应质疑，反而对美国信条提出了批评。亨廷顿指责美国人历来对政治权威的必要性认识不够，他们无法理解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初级阶段需要的恰恰是权威。他论述说：“美国人从未为创造一个政府而担忧。这一历史经验的差距特别使他们看不到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奠定有效权威方面的问题……信奉洛克哲学的美国人骨子里便抱有如此强烈的反政府倾向，以至于将政府本身和对政府的限制混为一谈。”因此，尽管“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建立能站得住脚的政权是美国的主要权益所在。但是美国政府在其所采取的影响这些国家的所有行动中，却几乎没有一项是直接涉及旨在促进其政治稳定和缩小其政治差距的”。鉴于美国人对政治秩序的忽视，亨廷顿提出政治秩序优先论，他重申美国国父麦迪逊的箴言：“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政治秩序优先论的基础上，亨廷顿认为，在政治制度化缓慢的国家，保持政治秩序的前提就是不要让社会动员走在政治制度化之前。

在学术界普遍以民主优先论去建构政体类型学的情况下，亨廷顿独辟蹊径，建构了具有原创性的、秩序优先论的政体类型学。他以政治制度化程度与政治参与程度的比率为基准，将政体分为公民政体和普力夺政体。制度化程度低而参与程度高的政体叫普力夺政体；制度化程度和参与程度比率与此相反的政体叫公民政体。公民政体的稳定性优于普力夺政体，当社会呈现出全民政治化的普力夺状态，就需要权威出场去提高制度化与参与程度的比率，如果人们不能建立民主的权威那就建立独裁的权威，因为独裁的权威也好过无权威。亨廷顿政治秩序优先论的提出不仅为20世纪60年代威权政治的复兴提供了正当性，也为美国支持独裁政府提供了正当性。他将独裁军政府看作从普力夺政体到公民政体的建设者，他们不仅不是罪人，还是救国家于危难中的护卫者。“军人领袖在政治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不会面临进退维谷的困境。作为一个集团，军政府能够保持政权，同时使之制度化。”既然军人干政对于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普力夺社会是有益的，那美国援助军政府在客观上也是为发展中国家做了一件好事。

从《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我们看到，亨廷顿并不是到20世纪80年代出版《美国政治》时才开始关注国家认同问题，他始终将国家认同看作国家利益的根基，他表面上是在谈政治秩序，事实上是在维护美国行为的正当性，美国行为的正当性不是靠外在价值来检验，而是由内部需求来检验。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亨廷顿应对的是这样一种情境，民主化带来了反美主义和亲共的领导人，而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家并没有意识到现代化不一定带来美国化的问题，陷在既定的民主范式里出不来。亨廷顿具有战略政治家的敏锐，他能迅速意识到：第一，如果发展中国家社会动荡，会为共产党上台提供可趁之机，因为“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式的运动恰恰有本事来弥补社会动荡的短处”。历史证明，“共产党政府最大的长处就是善于维持统治，它们能统治得住，它们能提供有效的权威”，“对于那些深受冲突和动乱之祸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共产党人能提供某些保持政治秩序的定心丸”。所以，在这种动荡的环境下，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选择，相对于共产主义而言，威权主义无疑更符合美国的利益。第二，尽管从反共大局出发美国必须支持发展中国家亲美的独裁政府，但美国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却不容许它在道义上有过多的失分。若想美国支持独裁和颠覆民选政府的行为被世人理解和接受，他们还需要更为精致、更有辩解力的理论，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适时地承担了这样的任务。

在1975年提供给三边委员会的报告中，亨廷顿再次重申了他的政治秩序优先论，只不过，这一次亨廷顿应对的是美国国内自由民主的危机。他指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主势力的扩张打破了自由民主之间的平衡，平等主义和大众参与的压力使人们对民主政府的诉求增长，而于此同时，民主对权威的否定却降低了政府治理危机的能力，这种民主与权威之间的矛盾使“人们对政府要求的超负载超过了它的反应能力”。民主是治理国家的手段，它不能作为目的威胁到既定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因为，“要形成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并发展我们这些地区之间的合作关系，我们的政治系统的生命力是一个首要的前提条件”。

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面对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首先，苏联因为入侵阿富汗、与美国搞军备竞赛以及国内经济增长停滞陷入内忧外患，国力衰退，在冷战中转攻为守；其次，曾受美国支持的各独裁政府镇压异己的暴政在国内遇到了越来强烈的反抗，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再次，经济全球化改变了劳资力量对立，发展中国家民主化面临的再分配压力减小，精英阶层对民主化的惧怕减少；最后，民主去社会主义化的理论工作已经完成，自由民主观成为民主排他性概念，民主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共生性前所未有地增强。以上四个因素使发展中国家民主化与美国国家利益之间的张力减小。亨廷顿意识到，如果美国改变外交政策，顺应并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潮流，一则可以消除自己曾作为独裁政府支持者的不良影响；二则可以规范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通过在强硬派和转型派之间斡旋，最大程度保证符合自己利益需求的领导人在民主化后当选。就在这个时期，亨廷顿曾短暂涉足政坛，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分别在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长程整合与战略委员会任职，他参与了卡特政府人权外交计划。卡特政府人权外交政策被后继的里根政府延续并发展。里根启动民主促进计划，建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支持反共组织和异见人士，并帮助自己支持的候选人赢得大选。在新的历史情境下，亨廷顿逐渐弱化政治秩序优先论，开始成为民主化的支持者和诠释者。

1981年，亨廷顿以美国信条信仰者的姿态出版了专著《美国政治：失衡的承诺》。他一改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民主的危机》中对美国信条不重视政治权威的批评态度，把美国信条上升到美国国家认同的核心要素，提出了一个不同于进步理论、多元理论、共识理论的理解美国政治的新范式。他指出，美国人不同于欧洲人，美国人之间没有意识形态分歧，他们共同信仰包含了自由、民主、平等、个人主义、法治、有限政府等原则的美国信条。美国人对美国信条的信仰如此真诚，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遭遇严重认知失调的时刻，他们也没有选择放弃信条这一解决方案，“如果美国人真能轻松地通过改变或放弃自己的价值来解决问题，那他们就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没什么两样。但是他们做不到。美国人的政治理想是民族认同的核心。既要放弃政治价值，又不改变作为美国人的根本意义，不变成非美国人，这是他们无法办到的”。正因为对信条的信仰，美国人对美国现实与美国理念之间的裂痕格外敏感，美国国内爆发的冲突不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而是美国完美的理念与不完美的现实之间的冲突。每到信条激情时刻，道德主义者就会用理念去问责现实，揭露美国的种种“罪行”，在他们的描述中，美国就是一个打着自由民主人权旗号但从未想过兑现的谎言。亨廷顿承认道德主义者的批评有现实依据，但他不同意把美国理念与制度之间存在的鸿沟看作一个谎言。在他看来，“美国不是谎言，而是失望。但它之所以是失望，正因为它也是希望”。亨廷顿强调，美国看起来虚伪、邪恶，不是因为它比其他国家更坏，而是因为美国人对他们的理念更当真，更经常性地主动把虚伪暴露于世人瞩目之下。他承接“美国例外论”的传统，不做任何证明就直接断言：“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政策制定者对于不同目标的权衡取舍更为敏感，也更不愿意牺牲自由民主价值”；报纸上充斥着对腐败官员和糟糕政绩的相关报道，“并不意味着此类行为在美国比在别国更普遍，而是说明美国社会比别国更不能容忍此类行为”。与《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采取间接的方式为美国外交行为辩护不同，《美国政治：失衡的承诺》直面美国制度与理念的鸿沟，却达到了为这一鸿沟正名的目的。这种通过理论建构重塑人们对现实的理解是非常高明的，经亨廷顿论证之后，美国制度与理念之间鸿沟不再是现实与理想背离的虚伪，反而成了在现实世界里保持了一点理想主义的可贵。

历史发展到1989年，“民主化洪流几乎淹没了共产主义世界”，苏联对发展中国家影响的衰落使美国对外输出民主变得更加安全，亨廷顿不再满足做美国理想的诠释者，转而开始扮演推动者的角色。他于1991年出版了《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在书中，他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盛赞民主，却又非常巧妙地规范了民主的程序主义定义，将民主的有效性与合法性进行了分离。他认为，民主的功能主要是为政体提供程序合法性，“威权政体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绩效之上，而民主政体的合法性不需要绩效，民主本身就具有程序合法性”。为了规避自由民主推广中出现的民主有效性缺失的困境，亨廷顿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民主巩固论”。他特别强调，民主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分离是民主巩固的前提。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必须树立这样的信念：“民主并不意味着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但它意味着统治者可以被更换，民主的实质是更换统治者，当公众意识到民主只是为专制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而未必为所有其他问题提供解决办法时，民主就会变得巩固”。如果人们不满足于此，就会很快患上民主失望症，民主的巩固就无从谈起。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亨廷顿主张对外推广民主，并不是关心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状况和治理绩效，而是他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全球民主化对美国是有益的。“世界民主的前景对于美国人民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其他国家也许可以根本改变它们的政治制度，并继续作为国家而存在下去。但是美国不可能做出这种选择。因此，美国人民对于发展一种适宜民主生存发展的全球性环境，怀有一种特别的兴趣。”

然而，亨廷顿很快发现，民主化对美国未必是一件有利的事情。尽管共产主义不再成为发展中国家民选政府的选项，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化的结果就是美国化或者亲美化，相反，“非西方社会对西方民主体制的采用鼓励了本土主义的和反西方的政治运动，并使它们能获得权力”。“ 竞选可能导致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上台执政”。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冷战后新保守主义大肆推进民主的主张并未引起民众的共鸣”。这促使亨廷顿开始思考这样两个问题：第一，美国化为何对发展中国家不再具有吸引力？第二，如果美国大多数人民不关心自由民主的命运，那美国信条是否还足以作为民族凝聚力的基础？

经过深入思考，亨廷顿发现，在后冷战时代，美国霸权和国家利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首先，冷战后，美国因为一超独大在全世界各国包括传统盟友国家都激起了恐惧、愤慨和嫉妒的情绪，在许多国家眼里，美国正变成一个超级无赖大国，这将使美国变成一个孤独的超级大国。其次，美国虽然一超独大，但霸权却在衰落，新的世界权力结构正在出现，呈现超级大国-地区性大国-次地区性大国的“单-多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地区性大国致力于建立一个多极世界。最后，美国国内对国家利益缺乏共识，外交政策被国内的、跨国的商业利益与非国家的种族利益主导。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移民问题、种族问题、精英阶层的“非国家化”和“达沃斯现象”等问题威胁着美国人的国民身份认同，在美国最需要凝聚力的时刻，精英主导的多元文化主义却在谴责同化，挑战美国信念，宣扬以种族、民族、性别、性取向等界定的群体权利取代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面对新时代的新挑战，亨廷顿认为美国需要做到两件事：第一，重新设立假想敌，这是美国对内凝聚共识，对外团结盟友的基础；第二，对世界上的地区大国和次地区大国采取分化瓦解的战略，既要阻止地区霸权联合抗衡美国霸权，又要联合次地区大国遏制地区大国的发展。如何做到这两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应运而生。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亨廷顿继《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后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他自称建构了理解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格局的新范式。在这个范式中，亨廷顿直面美国霸权衰落的事实，试图给美国建立一个以文明的基础的最广泛、最牢固的统一战线。他将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划归为七个文明圈，分别是：西方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声称后冷战时代是意识形态退场，文明出场的时代，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没有带来西方化，反而增强了本土文明的自信，“西方所造成的文明间的政治思想冲突正在被文明间的文化和宗教冲突所取代”。确立文明冲突论后，他又把这七个文明一分为二，“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分为二的，主要的区分存在于迄今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然而，其他文明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简言之，世界被划分为一个统一的西方和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非西方”。经过亨廷顿的阐释，西方变成了一个没有冲突的统一体，而西方的对手，不是一个整体的东方，而是一个分裂的非西方。亨廷顿强调，尽管美国作为一超霸权与欧洲地区强国法国、德国有冲突，但因为同属于西方文明，它们之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彼此之间应该“加强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协调政策，以防止属于其他文明的国家利用它们之间的分歧”。美国作为西方文明的领导者，不应在西方文明内部制造冲突，应该“采取与欧洲伙伴紧密合作的大西洋主义政策，保护和促进大家共同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文明的利益和价值观”，“保持西方技术和军事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的优势”。

建立了西方文明统一战线之后，亨廷顿还为西方文明重设了后冷战时期的假想敌。他将非西方文明分为挑战者文明和非挑战者文明。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拥有与西方极为不同的伟大的文化传统，并自认为其传统较西方的优越。在与西方的关系中，随着其实力和自我伸张性的增强，它们与西方在价值观念和利益方面的冲突日益增多和加剧”，因此，属于挑战者文明。但由于伊斯兰文明缺少一个核心国家，组织涣散，最终构成西方文明挑战者的只有中华文明。亨廷顿强调，软实力是建立在硬实力基础之上的，只有中国这种天生具有现代理性和高度组织性的文明真正有能力在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上构成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他评论说：“美国和中国几乎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的目标，两国的分歧是全面的。”“ 一个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与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松散的西欧联盟，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但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可能构成这种威胁。”“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再持续10年，如果中国在权力交接期能够保持统一，那么东亚国家和整个世界就必须对人类历史上这个最大参与者越来越强的自我伸张作出反应。”

亨廷顿将中国和伊斯兰国家看作假想敌展现了一种施密特式的敌友政治观，这种政治观认为分清敌友是政治的首要问题。“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能爱我族类。”敌友政治观是一种危机政治观，民族生存问题是这种政治观的核心关怀。

从第一部作品《士兵与国家》到最后一部作品《谁是美国人》，可以说亨廷顿所有研究都指向一个出发点，那就是：美国如何在现实世界的生存斗争中永久立于不败之地。他的研究随着历史情境的转换不断地变换着主题，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亨廷顿清晰地看到美国霸权已呈衰落之势。这种危机感使亨廷顿曾经潜藏于文本之后的隐微呈于纸面，他急切地希望为美国面临的国内外挑战提供分析和解决方案。他的基本判断是：非西方文明在崛起，西方文明在衰落。在这种情境下，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应该对外处于守势，对内走向强势。

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结尾，亨廷顿对在外推行普世主义，在内推行多元主义的自由主义内政外交政策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应该反过来，对内实行文化一元论，对外实行文化多元论。他评论说：多元文化的世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维护美国和西方，就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与对外实行多元文化论不同的是，亨廷顿对内主张一元文化论，“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当文明冲突论转向美国内部问题时，亨廷顿担忧外部多元文明会与美国内部的多元文化主义互相渗透，在美国内部瓦解少数族裔对美国的国家认同。

早在《民主的危机》和《美国政治》两本书中，亨廷顿就开始批评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内聚力的侵蚀，但那时有苏联这一强大对手存在，他没有将多元文化主义上升到危害国家认同的高度。冷战结束之后，亨廷顿并没有像福山一样欢呼历史的终结，相反，在他看来，“从一开始，美国就是通过他者建构自身共同体信念的”。对立面意识形态的消失，反而给以美国信念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带来了危机。亨廷顿认为，“如果历史的终结、民主在全球的胜利真的发生，那很可能对美国是最令人不快、令人不安的事件”。“ 考虑到美国国内异质性、多样性、文化多元主义、人种和种族的分化力量非常强大，美国比大多数国家更需要一个对立面的他者去维持自身的团结”。基于对美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缺乏内聚力的了解，亨廷顿对美国人自己就国内各种理念、种族、阶级冲突达成共识缺乏信心，因此，他寄希望于通过外部挑战去激活内部团结。

2006年，亨廷顿出版了他此生最后一部专著《谁是美国人》，系统评估了多元文化主义和移民类型变化对美国信念及其基础盎格鲁—新教文化的冲击。他修正了自己在《美国政治》一书中提出的美国信念立国论，认为如果美国放弃了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主导地位，作为意识形态的美国信念是有可能被边缘化的，那时候，美国就不再是美国了。如何避免盎格鲁—新教文化主体地位的丧失？亨廷顿指出，问题不在美国大众，美国大众是爱国的，他们相比精英更有国家意识、文化意识、民族意识。但美国的精英与大众之间存在严重的精神和利益断裂，精英利益的全球化和集团化使他们漠视大众的国家主义需求，在精英眼中，“民族主义是邪恶的，国家特性是可疑的，爱国主义是陈腐的”。他们用多元文化主义不停地解构美国的核心文化，这场解构与反解构之战结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本土是否反复遭受恐怖主义的袭击，以及美国是否不得不在海外与自己的敌人作战”。“ 如果没有反复的外敌袭击，在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力量作用之下，精英人士非国籍化的趋势就很可能还会继续。”

由于亨廷顿将外敌看作激活美国精英国家意识的前提，谁是美国人的问题就变成了谁是美国敌人的问题。谁是美国的敌人呢？亨廷顿指出，美国的敌人“是意识形态上与己为敌，种族上和文化上与己不同，军事上又强大到足以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可信的威胁”，从长远来看，这个敌人只能是中国。鉴于中国在亨廷顿著述的时期还没有强大到构成美国的威胁，亨廷顿建议美国应该在外交上收缩战线，不要四面树敌，就美国国家利益而言，美国没有理由卷入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大多数问题。“现实的美国决策越是自我克制，将越有助于时机成熟时美国采取积极做法以重新获得国民认同，以便追求全国人民愿意以生命、财富及国家荣誉感来捍卫的美国国家利益。”一旦那一天到来，美国的民族主义就会被外力激活，美国就可以借强势民族主义整合内部力量，消解多元文化主义，巩固恢复盎格鲁—新教文化作为美国主体文化的地位，从而避免苏联在经济、意识形态衰落时解体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