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国内外各界对于中国金融开放的下一步抱有极大关注，眼下，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的节奏和顺序成为关键。
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浙商银行独家支持的《2017·径山报告》（下称《报告》）9月23日在杭州发布。《报告》主题为“积极、稳健地推进中国金融开放”，对金融开放领域的关键问题提出了独立分析与主张。
《报告》课题组成员包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CF40高级研究员张斌、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和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所有课题组成员均以个人身份参与研究。
管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金融开放通常涉及金融市场开放，而资产价格调整快于商品和劳动力价格，因此，顺周期的跨境资本流动会导致资产价格超调，开放需要注意顺序，加速国内配套改革。未来，需要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建立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框架，而跨境资本管理应是临时性措施，为其他改革调整争取时间。
张斌对记者表示：“眼下是进一步推进汇改、提升汇率弹性的好时机。可先采取所谓宽幅波动，即钉住一篮子货币，同时设定宽幅年度汇率波动区间（上下7.5%）。”
积极稳健地开放中国金融业
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是全球金融领域的发展主流，也在中国政策制定中逐渐占据更重要地位。
针对过去中国金融发展的成绩，朱民表示，中国的银行业从“技术性破产”到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按资产排名，1996年全球前20大银行中，我国只有工商银行一家入选，排名第十，资产规模是当时德意志银行的74%，而到了2016年，我国四大国有银行全部入选，且包揽前四名；中国的资本市场在国际上由“无足轻重”转变为“举足轻重”，2016年，中国股市总市值在全球排名第二，占全球比重11.3%，债市规模则排名全球第三；中国的保险行业在全球地位显著上升，中国保费收入位居全球第三。
但朱民也提及，外资银行占中国银行业资产比重、外资保险占中国保险业资产比重仍较低，且QFII持股数量占A股比重、境外机构持有国债占比仍有待提高。
未来，针对中国金融的渐进式开放，《报告》分析认为，近四十年金融开放政策成绩很大、问题也不少。
例如，汇率政策改革一直在朝着双向波动和市场决定的方向努力，但始终没有呈现出足够的灵活性；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最近两年出现了一些反复；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实际进展相对有限；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受制于境内外市场规则、制度方面的差异以及我国“通道式”的开放模式；对外投融资合作才刚刚才开始，金融机构走出去滞后于企业走出去，跨境金融服务的能力还比较弱。
黄益平认为：“从保持经济增长、防控金融风险和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角度出发，中国金融业应该进一步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助开放。”
《报告》指出了中国应进一步推进金融开放的必要性，金融开放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有利于促进金融创新；金融开放是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金融开放也是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途径。无论是对积极维持经济全球化的方向，还是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落实“一带一路”倡议，都要求中国与国际金融体系接轨。
强化改革、合理安排开放顺序
对于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政策，各界最关心的问题包括，会否放宽对外资机构持股比例限制、进一步开放的时间表及路线图等。
近期，有境外媒体报道称，中国央行牵头初步拟定了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的一揽子计划。具体计划尚不得而知，《报告》已就上述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给出了政策建议。
《报告》指出，要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并放松外资机构的持股比例，真正推动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
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就是中国的境内机构，接受中国监管部门的监管，相当于金融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对于金融稳定的含义与短期跨境资本完全不同。因此，监管部门应该在持股比例、设立形式、股东资质、业务范围、牌照数量等方面对中外资机构一视同仁，为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具体而言，《报告》建议在金融机构方面，要放开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允许设立外商独资证券公司和独资寿险公司；取消对外资银行股东总资产的要求，取消对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的最低开业年限要求，取消对合资证券公司中方股东必须有一家是证券公司的限制等。
根据《报告》，上述关于解绑政策约束的措施应在短期内尽快落实，中期工作则应着力促进境内外资本市场深度融合，如在完善“沪港通”、“深港通”的基础上，研究通过“沪伦通”、“沪新通”等方式联通境内外资本市场，最终实现股票市场的全面开放。
此外，管涛也强调，“改革”和“开放”就像一架马车的两个轮子。如果一个轮子快、一个轮子慢，马车在行进过程中就容易翻车。因此，开放与改革要坚持“双轮驱动”，协调配套、整体推进。
“如果国内金融市场的改革不跟上，市场扭曲就有可能被放大。一旦资本流向逆转，国内经济金融的脆弱性就可能会爆发。”他称。
因此，管涛认为，以下领域的配套政策或改革调整，即便不是中国扩大金融开放的前提条件，至少不能滞后金融开放太多。
配套政策包括：第一，促进宏观经济金融稳定；第二，推进汇率形成市场化；第三，建设规范高效的金融体系；第四，在推进利率市场化基础上增强央行核心能力；第五，健全产权保护制度；第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增加汇率弹性
眼下，在所有金融改革之中，最受关注的改革之一无疑是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张斌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企稳、全球经济复苏，是人民币走向浮动汇率的好时机。
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考虑到国内当前对向自由浮动汇率体制过渡时的种种担心，建议可以实施类似于浮动汇率体制的人民币汇率宽幅波动制度。
“所谓宽幅波动，即钉住一篮子货币，同时设定宽幅年度汇率波动区间。《报告》给出了上下7.5%的年度波幅建议，原因在于若波幅太小，给市场留下的空间太小，不能真正发挥市场供求的作用，会消耗过多的外汇储备；但若波幅太大，可能国人难以接受。”他称。
需要注意的是，宽幅波动方案中没有日中间价和日波幅，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动取决于所选择的汇率波幅，以及美元对货币篮子中的其他货币的汇率变动，人民币对美元可能升值也可能贬值。与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相比，宽幅波动的优点在于：其一，市场供求力量得到较充分释放，投机人民币贬值的风险增加；其二，外汇储备的消耗得到最大限度的降低；其三，相对稳定的篮子汇率有利于稳定对外贸易；其四，随时会因为市场环境变化自发转为双向浮动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管涛对记者表示：“从国内外经验来看，形势好的时候改革的风险相对较小，形势差的时候，改革风险相对较大。但改革就意味着改变，改变就有不确定性。我们也要做好准备，要做压力测试，要有预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