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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米勒的第二次晚餐

乌云装扮者  · 公众号  · 热门自媒体  · 2016-12-20 23:02

正文

最开始我原想恶作剧性质地,模仿当下既时髦又低劣的报道开头,好让这次见面更显得刻意:“在富丽堂皇的丽思卡尔顿大堂……崭新的圣诞节装饰竞相闪烁,照耀在匆匆路过的、每一位中产阶级的脸上……商人离开后,他们的茶杯还在冒着人民币色的热气……”仿佛非虚构写作就是必须用文字营造出类似于 VR 的体验,延绵一千二百个字,我们的特别嘉宾还没有机会出场。


结果真实情况就是我提着附近买来的礼物,站在酒店大堂里瑟瑟发抖。


近半个小时,也没有见到苏珊。


苏珊·米勒,人们眼中无所不知的占星师,是备受信任的、在全球拥有上亿读者的星座专栏作家。她此行到上海参加一家日化品牌的线下活动,据我所知,这是她第一次来到内地。从事先透露的媒体名单里,你还会发现她尤其受到顶级时尚媒体们的喜爱。


我曾经对星座一窍不通,甚至把它归结为巴纳姆效应(Barnum effect)在人们的身上起了作用,但一年前 我们在纽约的晚餐 ,则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们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她说。


果然,我在过去一年拥有了不计其数的“新的开始”。甚至听到她很快就会来到上海,我最初的反应就是该和她谈谈我的下一个新项目了:说不定她会为我的新项目撰写新的专栏!不过这个计划很快就毁于一旦。“我们受到了警告,”苏珊的中国经纪人告诉我,“她目前尚在合作的女性刊物禁止我们和其他媒体合作。”


虽然她和那家女性刊物的合作最初是我介绍的。我完全能够理解,当一家传统媒体听说自己最受欢迎的专栏作家要和社交媒体合作时升腾出的、动物性的恐慌。“理所应当。”我把从心底飞出去的一整套微信表情包全部撤回之后,心平气和地回复了经纪人。


这句话发自真心。尤其因为经纪人 Weedy 是我难得一见的朋友,我百分之百支持她的工作。


她从电梯里冲出来,没有立刻领我去找苏珊,而是先带我到吧台休息。我预感她有话要说,就点了茶水喝起来。她解释说,下午突然来了一个视频团队,所以苏珊此刻正在录节目,我们的晚餐也推迟了。“这个视频拍摄并没有在此前的计划中提及,”却涉及苏珊与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合作,她用书面语说,“我对此无能为力。”


尽管我对几天来苏珊密集的商业行程充满担忧,却没有当面指出来——那跟我实在没有太大关系。我道听途说地(绝对不是从 Weedy 这里)了解到,不同于前几天的日化品牌活动,这家互联网公司专程为苏珊安排了一个去环球金融中心“俯瞰上海全景”的“惊喜”。也许对他们来说,俯瞰的角度更符合一位占星师观察世界的方式,也许高楼大厦可以加深她对这个城市的印象——但他们可能忘了苏珊·米勒就住在曼哈顿。在那之后,他们还会派“豪车”接送,为苏珊安排一个“私密晚宴”,公司副总级的人都会到场。


包括副总在内的高层们,为了见占星师,集体从北京飞到上海,目的是什么呢?


直到我们走进苏珊的房间,拍摄还没有结束。我站在门边见到了坐在摄像机前的苏珊,尽管每天都在工作,并且饱受时差的折磨,她看上去仍然光彩照人,对答如流。纽约人真是过于健谈了——我饿着肚子想。并且性格开朗的苏珊,在采访中赞美了一切她能赞美的人和事。


她一发现我便张开双臂说:“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我的天,谁能相信我在这儿!我在上海!”


拍摄快结束时,导演希望拍摄苏珊走路的镜头。我和 Weedy 都担心起来,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苏珊的腿不太方便。但筋疲力尽的苏珊仍然非常配合。“知道吗,我曾经和好莱坞的团队合作过。但我要说——”在最后关头,苏珊又一次竭尽所能地赞美他人,“我认为你们比他们专业得多了!而且你们问出了几个绝佳的问题!”这让周围的工作人员们备受鼓舞。


临近收工的时候,拍摄团队希望再补充一些苏珊在酒店里工作的镜头,这让 Weedy 很为难。“如果能在五分钟内拍完的话……”


我立刻就想方设法地建议她拒绝掉这个要求。“我没有见过比你更好说话的经纪人。你怎么能答应所有的要求?”我小声地说,“我见过的经纪人大多数都很刻薄——当然啦,那是工作需要。你脾气太好了!你应该去公关公司。”


总之,在搅黄了这个视频团队的最后一个要求,并且和我的朋友说了不合时宜的话之后,我如愿以偿地带领苏珊和 Weedy 进入了晚餐环节。


但是对于总算可以享受晚餐这件事,苏珊也表现得非常欣喜。这让我轻而易举地告别了内心的罪恶感。拿到我的礼物(巧克力)后,她长大了嘴巴:“哇,这绝对是我最喜欢吃的牌子!Weedy,我们都得小心了。这个人很危险——他竟然知道我最喜欢吃的巧克力。”


好吧。我的天。


整个上海她最喜欢的餐厅就在酒店楼下——这也可能是因为她没有机会到过其他餐厅。路经招牌前,她停下来,让我们教她念出餐厅的名字。“Ding…Tai…”但她卡住了,转而念起了另外一块招牌上的文字。


Weedy 兴奋地告诉我,她们前一天在这家餐厅里用餐时碰到一个印度小伙子。“他认出了苏珊!你能相信吗?一个印度小伙子,在上海……”


我当然、完全相信。我也为苏珊感到由衷地高兴。她是我认识的最勤奋的人之一。在多数人眼里,她已经足够成功,但她到了这个年龄,仍然要求自己做得更多、更好,因而值得拥有真正热心的读者。


她在我们点菜时第一次露出了疲惫的神色。“你想吃什么?这个怎么样?” Weedy问。她心不在焉地回答:“哪一个?哦……好的……就这个……好的……”


“那这个呢?”


“或许……好的……”


在我们下定决心再点一份四喜烤麸,从而让凉菜数量达到四盘的时候,她便彻底放松下来。我们漫无目的地寒暄着,她不由自主地挪来一个空玻璃杯,然后拿起筷子比划着月球的运行轨迹。“你知道,对于川普当选这件事……”作为一名纽约人,她对川普的当选极度失望,但似乎在她看来,这一切又是不可抗拒的。“所以……明年的时候……”


她认真地展示着未来的可能。与此同时,Weedy 则向我投来求助的目光。


我想起来,此前 Weedy 希望我和苏珊说一说国内媒体和社交网络的新趋势,大致因为,一个美国人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的版权会遭受如此之多的侵犯,并且当她下定决心要进入中国市场时,需要面对的是怎样决然不同的媒体环境和社交网络。我们还需要让她接受的事实是,她在纽约遵循的行业规则并不能在中国凑效。(“大部分声称做内容的创业公司,都被投资人掐死了。”我严厉地说。“我们走着瞧。”)


苏珊拥有自己的公司,她除了是个专栏作家,还是个熟练的商人。你会发现,当她面对着一个全新的市场,她仍然盼望着拥有更多的邀约与合作。


“但是很遗憾,正因为这个特殊的媒体环境,我们不能合作了。”我对那件困扰我的事耿耿于怀。


中途,苏珊希望加一杯水,我们转身要叫服务员,但是她阻止了我们。“等他们过来的时候再问吧。”她小声说。她时刻展示着自己的体面——在这个瞬间,我突然想到了什么,却被 Weedy 的话打断了。


“所以他是专程到上海来看你的。” Weedy 对苏珊说。


我就知道话题又回到了我身上。


于是我正式表达了对苏珊的感谢,感谢她一年前的祝福(而不是“指引”)。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我不仅摆脱了长时间缠绕自己的问题,还收获了旅行和新的工作。


苏珊一直强调,她写下星座运势并不在于指引任何人应该如何生活,而是为他们“带来灵感”:“我写星座从来不是为了告诉人们他们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或该做什么样的决定。我是想让他们知道,他们该关注什么,对什么保持疑问。每个人都还是要自己做选择。”


这是我和苏珊的第二次晚餐,总地来说,它没有第一次那么妙趣横生。在这间“全上海苏珊·米勒最喜欢的餐厅”里,她甚至没有把自己点的一小碗面条吃完。没有点甜品。“我觉得我的房间里已经有足够的甜品了——那就是你送的巧克力。”


我们很快就捕捉到了这句话中的小小的信号:那就回房间好了,她现在比任何人都需要休息。


回酒店只有几步路,但因为要扶着她,我们走得不快。“这实在让人困惑,为什么这个城市到处都有一些很小很小的台阶?”我几乎是第一次听到她表达出心中的不满,“只要你一不留神,就会踩到一个小台阶。”


她在电梯口想起来要送我的礼物,那是一本 Weedy 担任编辑的日历,当中按照日期标注了苏珊撰写的星象提示。苏珊在上面小心翼翼地签了名,嘴里念叨着:“不能签在扉页……再往后翻一点儿,好了,这里的纸质更适合书写……”




Dear Jon,

You are a great Gemini. Love.




最后她走进了电梯。我应该不会再见面了,这并不代表任何人将遇到危险,而是有时,你预感到一些人会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安全、持续地生活着,但你们再也不可能碰面了。


我才记得晚餐时脑子里在想的那件事。


苏珊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的人。她的重要不在于她最大限度地改变了社会,而在于她改变了很多人对于“明天”的看法。但是,一个疲惫的、用筷子夹起灌汤包的她,很难让我意识到这一点:她是一个重要的人。


至少对我来说是重要的,对 Weedy 来说,她也是重要的。


苏珊回去之后,Weedy 顶着时差请我到刚才喝茶水的地方,让我针对她目前工作的计划,给一些建议。突然,就像一个公众号软文的巨大转折,她说:“我拿到了纽约另外一家公司的 offer……”


“你告诉苏珊了吗?”


“没有。”


“但我支持你去。”我认真地说。我知道她意志坚定,不是那种解决不了工作问题、知难而退的人,完全值得一份全新的、更好的工作。“苏珊会理解你的。”


几年前,Weedy 还在我的部门实习,那是传统媒体最好的时候。她那时还是一个还没毕业的小姑娘,被我派到河南一个偏远贫瘠的地方,采访一家帮助孤儿的私人慈善机构。采访拍摄之后,其他同事有其他拍摄,先回城里了,她还是被我催着做补充采访,不得不继续留宿一晚。


当天晚上,她在电话里跟我汇报了采访情况,大概是说采访对象很不友善,情绪受到严重打击,几乎被采访对象赶出家门。在电话里,她泣不成声:“我在美国学新闻,暑假回到国内实习,这次经历跟我从小生活的环境、在美国的经历,落差太大。我从来没有在没有空调的地方睡觉,我已经两天没有洗过澡了。”


在那个炎热的夏季,为了一个刊登在时尚杂志上的精美专题,她和一群无家可归的小孩子们挤在一起。


“但是,”她最后咬着牙说,“稿子一定会写出来!你放心。”


虽然我保证不再提任何一个实习生的事——活在“我的实习生”这种阴影下,对任何事业有成的人都是不公平的。当然了,此时此刻,我的确有些沾沾自喜:谢天谢地,她和我从前带过的大部分实习生一样,天赋异禀,却绝不选择原地踏步。


和苏珊·米勒的晚餐不仅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晚餐也让我有些自我感觉良好——在一个最靠近“重要的人”的地方,我知道了一些重要的事,一些关于未来的信息,并迫不及待地分享出来。这导致我觉察不到另外一些“不重要的事”:两次和苏珊的晚餐, Weedy 都在场,而事实上,这都是她的安排。她是那个在“重要的人”身边工作的人。三年前在北京实习,回到纽约,又一年时间过去,是苏珊·米勒最信任的工作伙伴之一。过去这些时间里,她也成长了很多。


这个全新的发现,让我突然想起并且接受了前老板说过的话,“这是岁月多么美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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