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古代中国各行各业作息时间表

今天这篇文章节选自著名学者杨联陞的《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文章主要讨论了两大块，一块是官方的办公时间和假日，换句话说，皇帝和官员每日每年是如何作息的；第二块就是农人、商人、工匠，也就是咱普通老百姓是怎么干活营业、休息放假的。

杨联陞认为一个人的工作和休息时间之比，可以反映这个人在社会中是所取所予的程度，就是说他贡献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 这中间有个挺靓的公式：三W —— 福利（Welfare）=工资（Wage）÷工作（Work）。

中国自古尚勤，“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但是在勤奋劳作之外，也会有一些休息的基本原则，所谓一张一弛，劳逸结合。文中就讲到一位清官放假了不肯休息，被上司下了一道教令，让他回家陪老婆、请客吃饭。

而现在的人，有时候拼起来，一天二十四小时，连做梦都在操心工作；要么睡到日上三竿，嗨它个三天三夜，都是没有度、不明智的表现。

话不多说，文章比较长，但相当有料；有所删减（包括注释部分），想看全文的，可以看《国史探微》一书。文中另有延伸读物，感兴趣的直接后台回复书名。

帝 制 中 国 的 作 息 时 间

文 | 杨联陞

1

首先，我们要问，在传统中国是否有相当于星期天的例假日？

答案是有的．在汉代，官员在 每五天之中可以有一天不办公 ，这个假日称为“休沐”，下至隋代仍然奉行这一个假日。

不过在汉代以后的分裂时期，南方中国曾经有所改变；我们知道，至少建都在今日南京的梁朝曾经规定 每十天之中才仅有一次 的例假。自唐至元都奉行这一个规定。这些假日称为旬假或旬休，在每月的十日、二十日和最后一天（即二十九日或三十日）。

明、清时代再进一步削减，完全废去这一类假日的规定（直到民国时期，星期天才成为官方假日） 。

我们如何解释中国历史上对例假日的不断削减？可以想得到的简易答案有两个： 第一，这种改变可能反映出需要由公务员处理的政府职责（或许是繁文缛节）长期的增加；第二，中国历史上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皇帝对待他的官员越来越像一个严厉的主人。

《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

杨念群著 | 理想国出品

大致说来，这些解释可以用于统治权力较前代集中的明、清时期。唐代的事例则有所不同，因为如我们将要谈到的， 唐代的节庆假日和其他假期相当多。

要了解从五天之中有一天假期的汉制转变到在比例上只有一半的唐制，我们必须考虑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官员的住所。

可以断言的是，汉代官员习惯上住在他们的官署，而不是住在家里。因此在理论上，虽然平常他只在清早和傍晚正式办公，但是在日夜的任何时间他都可以处理公务。由于大部分官员住在他们的官署，休沐的假日对于家庭在一定距离内的官员来说，等于是一个回家的休假。

根据史籍所载的例子，在这样的一个假日里，一个清廉的官员由于无力乘车或乘船，会步行回家。一个喜欢交际的人在回家途中，会首先拜访他的亲戚朋友。无疑地，很少官员会不肯休假。下述的故事可以说是一个例外，有趣而且发人深省。

前汉时期，薛宣守左冯翊（一个邻近首都的郡），在夏至或冬至，所有官员都休假，只有贼曹掾张扶不肯休假，照常坐曹治事。因此，郡守薛宣下了这样的一个教令给他：“盖礼贵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来久。曹虽有公职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从众，归对妻子，设酒肴，请邻里，壹笑相乐，斯亦可矣。”张扶因此自觉羞愧，而其他的官属则赞美这个教令。

2

除了类似星期天的休假外，政府的法令也规定了节庆的假日。 在唐、宋时期，有放假一天、三天、五天或七天的大小节庆。最长的是新年和冬至，各放七天。

在唐代，据我统计，一年共有 五十三天 的节庆假日，包括皇帝的生辰放假三天，佛诞和老子的诞辰各放假一天。

宋代有 五十四天 这样的假日，但只有十八天被指定为“休务”，可以推测到其他的假日至少有一部分时间要照常办公。宋代不认为佛诞和老子诞辰是法定假日，这可能反映佛教、道教影响力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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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规定有 十六天 的节庆假日。明、清时期，节庆假日起初甚至比元代还少。政府法令最初只规定了三个主要的节庆：新年、冬至，还有皇帝的生辰。实际上，端午节和中秋节也变得重要了。

不过明、清时期的主要改变是采用了长约一个月的新年假或寒假。 钦天监的官员会选择十二月二十日左右的一天，作为全国官员“封印”的日子。大约一个月之后，又会宣布另外一天来“开印”。

在这一段期间，官员仍要不时到他们的官署，但是司法案件完全停止处理。 寒假可以看作是对例假日和节庆假日损失的补偿。

当个人为了执行对家庭和宗族的责任时（例如，近亲的婚丧），政府的法令也规定有回家的休假和相类似的假期。最宽大的是唐代的规定，包括：

一、父母住在三千里外，每隔三年有三十日的定省假（不包括旅程）；父母住在五百里外，每隔五年有十五日的定省假。
二、儿子行冠礼时，有三天假期；如果是亲戚，则有一天。
三、儿女行婚礼时，有九天假期，不包括旅程；其他的近亲行婚礼，则分别有五日、三日、一日的假期。
四、父母亲去世，强迫解官三年；如果是军职，则为一百天。
五、其他的近亲去世，分别有三十日、二十日、十五日或七日的假期；如果是远亲，则分别是五日、三日或一日。
六、亲身受业的老师去世，给假三天。
七、个人的忌日，给假一天。
八、在五月有十五天的田假，在九月有十五天的授衣假。

除了最后一项，这些规定似乎大部分为宋代所遵循。

明、清时期，许多这些假日或者完全取消，或者成为特殊的，必须等待皇帝的批准。唯一完全严格执行的规定是，父母亲去世之后强迫解官三年。

这些改变似乎显示了个人对皇帝及父母亲责任的增加或不断强调，相对的忽视了其他的社会关系——譬如对其他亲戚和老师的责任。这显然是明、清时代道德的一个特色。

3

皇帝的时间表通常从清早的朝会开始。仪式性质的集会通常在节庆的日子，或每隔三天（三日、六日、九日）、五天（五日、十日）举行。比较不正式的集会则在其他各天甚至每天都可以举行。

朝会的时间早得惊人，约在早上五点或六点。如果朝会到七八点才举行，就被认为晚了。

《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 著 | 中华书局出品

清代皇帝常在北京城外有名的圆明园视朝，许多官员为了准时到达，必须半夜起床。大致上，清朝的统治者相当忠实地遵守这个早朝的时间，这一事实无疑有助于清代成为一个稳定而长久的朝代，虽然它是外族。

不过，清朝皇帝的榜样并非一定为地方官所仿效，虽然他们在自己的官署或者会依据类似的一个时间表。甚至当雍正皇帝对各省长官作特别严密的监察时，官员工作仍然十分弛慢。根据雍正朝刊刻的《州县事宜》，许多府、县官简直都不在早上开始办公。

中央政府通常用鼓或钟宣告办公时间的开始（或结束）。地方政府，特别是府、县级，一般使用声音比较不威严的传梆和打点。在笞打的处罚下，衙吏和差人不得不准时到衙。

在元代，权相桑哥甚至在相府严格地使用这个方法对付他的属僚； 有名的艺术家兼学者赵孟頫就曾因为在晨钟之后才到达而受笞打。 在赵孟頫向更高层的机关控诉之后，桑哥才把这个处罚限于曹吏以下。

对于官员的升迁，服务的时间（劳）和服务的表现（功）同样地受到考虑。至少早在汉代，就已经如此规定了。不过，从哪一个朝代开始，政府使用签到簿让官员签到，则不十分清楚。

在元代有一个例子，政府仓库的官员、胥吏和警卫必须在所谓“卯酉文历”上签到。明、清时期，在许多机关里，使用类似的签到簿似乎已成常例。

在唐代，定期值夜的官员要在“直簿”上签到，这种直簿大概在较早时期已经存在。

有时候值夜只不过是虚应故事， 譬如在北宋时期，四馆的官员常常冒称肚子痛来躲避值夜。结果馆阁的值夜签到簿“宿历”得到了“害肚历”的外号。

4

当然，一个谨慎的官员不只遵守办公时间，而且还会增加许多额外的工作时间。 我要引用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内的工作时间表作为例子，当时他正领导平定太平军的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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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十九日的日记记载，他决定他的每日时间表必须包括下列各项：

上半日 见客审貌听言 作折核保单

点名看操 写亲笔信
看书 习字
下半日 阅本日文件 改信稿
核批札稿 查记银钱账目
夜 间 温诗、古文 核批札稿
查应类事目

曾国藩又决定在早上特别留意吏事和军事，下午特别留心饷事，晚上则专心于文事。大致上，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来这是他每天工作的方式，虽然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些变化。

我还要补充一件事，为了平衡他的工作，他每天要下一两局的围棋，但是由于他不是一个特别高明的弈手，因此他只是偶尔玩玩，可能不花很多时间。

很显然，他非常勤劳谨慎地恪尽他的职责，他的榜样影响了很多和他同时的人。

曾国藩是一个谨慎的家长，他不仅为自己订下了工作时间表，对他的家人也是一样。根据他幼女的自传，1868年他在两江总督任内时，他为家里的妇女订下了这样的一个时间表：

早饭后 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 食事
巳、午刻后 纺花或绩麻 衣事
中饭后 做针黹刺绣之类 细工
酉刻（过二更后） 做男鞋、女鞋或缝衣 粗工

家中的男子则要做四种功课：看、读、写、作。曾国藩亲自验功，有些功课每日验一次，有些几天一次，有些则每月一次。

这使我们联想到帝制时代中国学生的时间表。中央官学（太学或国子监）学生的待遇大致和官员相同，同样地有相当多的假日。

这些学生的数量不多，多半是数百人，而数千人的时候较少。大部分学生在私学私塾读书，他们在上、下午都用功，只有主要的节庆才放假。明、清时期，私学私塾也有大约一个月的新年假或寒假。

和学校的时间表有关的，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教育史上通常被忽略的一点，那就是农家子弟的学校只在农闲季节上课。

汉代的作品《四民月令》这本书主要是业农者的时间表）载，九岁到十四岁的幼童要在一月、八月、十一月人小学，十五岁到二十岁的成童要在一月和十月人大学。

唐代的中央官学学生，在五月也有十五天的田假，在九月也有十五天的授衣假，显然是为了适应来自农村的学生。

在宋代，农家子弟就读的乡下学校称为“冬学”，因为这些学校只在冬天开课。冬学这个名称甚至现在仍然使用。

5

僧侣和道士的作息时间表比较严格，原因是他们具有自治团体的性质。僧侣每年的时间表中最引人注意的项目是源于印度的“夏安居”。从四月十五日到七月十五日，僧侣必须留在他们自己的寺院里。

对这个要求的解释是： 在夏天的几个月里，行脚僧会遭受豪雨之苦，或者他们会不知不觉地犯下杀生的罪恶。 前者的确是在印度比中国容易发生，后者也有这种可能。但是这个规定却在中国实行了好几个世纪，特别是在唐、宋时期。

“夏安居”以在各自寺院里的一餐大斋为开始，也结束于各自寺院里的一餐大斋。

在寺院里，用钟和鼓来宣告每日时间表的时刻，而且寺院准确的钟声也实在有助于邻近的俗人。有些僧侣的确负起唤醒人们的责任，在每天早上打铁牌子或敲木鱼。

在宋代，他们在首都里极其活跃，不只用他们的工具唤醒人们，并且报告气候是晴朗、阴晦或下雨，以及各个清晨朝会的类别。每一个报晓僧都有他们自己的地区，并且不时沿门向区内的商店和住家求乞斋粮。

寺院的生活应该是安静的，但是在节庆和每月的初一、十五却非如此。这时寺院会打开大门让人们来烧香。

在一些节庆的日子里，这些地方变成忙碌嘈杂的市集。僧侣也必须在一定的时间里携带些小礼品去拜访他们的施主，以募化施舍。这和报晓僧以服务换取的施舍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