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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封闭到开放，从自身到他者
语言如此，翻译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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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翻译家许钧教授
（特约撰稿
文敏）
如果让许钧在诸多闪亮头衔中只能选择一项，他肯定毫不犹豫地在“翻译家”这一项上重重打钩。与美好的语言投契的思想相遇，然后把它转为另一种语言，在他看来简直是一场可遇而不可求的“浪漫艳遇”。
而关于身份，还有一个重要选项是许钧自己念兹在兹的：浙江龙游人的乡民身份。
出生在龙游塔石镇钱村普通农家的许钧，自
16
岁离开家乡，
46
年后终于心愿得偿，回归了故乡的浙江大学，任文科资深教授，成了院士级的文科学者。
未见许钧之前，见过他照片——气宇轩昂中有沉静笃实，给人感觉他是一个中西文化铸就的性情中人，及至见面，果真如此。
62
岁的许钧说起手头计划中的翻译大业，滔滔不能绝口，根本不屑什么年纪做什么事的老派说辞。但说到家乡父老兄弟姐妹，语气转柔表情温和。“父亲
85
岁，母亲
82
岁，身体倒还不错。今年已经回家
10
次了，每次回去总是待不够。”
关于“不可译”与“无需译”
从自己文化角度出发会有不同的发现
问：
对于当代翻译来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都很有市场。
一种说翻译不可为，即“不可译”说，因为两种语言虽然在基础层面上可以完成交流，但在形而上的思想层面上却完全没有互通性，不可说，一说即是错；另一种说法是“无需译”，因为英语会成为通行语言，世界各个地方的人多少都会一些。请问您的看法？
许钧：
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存在
三个层面
的矛盾：可译不可译是哲学层面的；语言的异与同是文化层面的；形与神则是美学层面的。
比如法国作家纪德，翻译家李玉民说：“纪德是少有的最不容易捉摸的作家，他的世界就是一座现代人的迷宫。”
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确实是有限度的，但正是种种的不可能召唤着翻译家的努力，在不可能中去追求翻译的可能性，在新的语言、文化语境中，《红楼梦》有可能产生别样的味道，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别样的味道，让《红楼梦》获得新的生命，味道更美了。我觉得，这是就文学翻译而言，哲学意义上的可译不可译与日常普通翻译关系不大，不同的语言当然不可能有完全对等的翻译，但还是可以找到对应的沟通交流方式，比如人家说吃饭，翻译过来要看对象，西方人是吃面包，我们中国的南方人是吃米饭，陕西人吃馍，这就是对应的关系，不能机械地去翻译，要作对应的理解。
反过来，假如设身处地让一个中国人去理解一个法国人，尤其一个有复杂思想与性格的法国人，那确实是有些难，有些“不可捉摸”。
但关键是你有没有去了解他的愿望，有没有去理解他的愿望，如果有心，有尊重，你从自己文化角度出发去看，会有不同的发现。
至于英语的流行，那是由许多因素许多合力造成的。英语的大流行也造成了它自身不可避免地被“异化”。前法国总理就曾对我说过，法语是文化性语言，英语是工具性语言。工具很实用，人人都可用，但它也因此会失去自身的文化根基。所以现在那些“
chinglish
”“
singlish
”已完全被大家接受，无所谓正宗不正宗了。
所以在全球化文化交流相融的过程中，语言也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自身走向他者。翻译也是如此。
问：
说到文化沟通与交流，刚才提到了《红楼梦》的翻译，目前最著名的是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以及英国人大卫·霍克斯的译本。通常公认杨戴译本更忠于原著，而霍克斯采用“归化”手法更顺应英语读者的接受。其中一些文化层面的分歧很有意思。比如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遇见警幻仙子，原著对其描述的句子有“美彼之态度兮，凤翥龙翔”。杨戴译本直接把“龙凤”翻译出来，而霍译本则译成西方人普遍认同的神鸟，因为在西方文化中，“龙”的意象并非如中国人所指的吉祥神物，而是邪恶丑陋的象征。所以有人提议用拼音译作“
long
”。您的看法如何？
许钧：
我的看法是我们可以继续把“
dragon
”作为吉祥神物的象征，不必改动。中国文化正在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假以时日，别人也会慢慢接受我们对“
dragon
”的意象，
两种意象可以并存，这才是文化多元化丰富性的意义所在，而且这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然结果。
现在在中国，就翻译总量而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主要是外译中，而现在，据有关统计，中文译成外语的比例是
64%
，而外译中则降到
36%
。翻译的样式也在变化。现在拼音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英文中，而不是归化成英文的解释。比如美国
CNN
对于中国小吃的推介节目中，所有小吃几乎都以拼音标注。
问：
那就不会再出“童子鸡”译成“没有性生活的鸡”笑话了？
许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