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刘震云老师通读后反复咀嚼并为其作序的故事行业揭秘力作究竟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冲击?这本洞见行业本质的《给青年编剧的信》真的既适合青年编剧读又适合不编剧的任何人?正如本书作者著名编剧宋方金老师所说:“纸短意长。那么,见字如面。”下面我们来领略一二,以下为《给青年编剧的信》中的第二十七封信“破译故事的秘密”,特此独家发布。
中国的文艺创作分两个序列。一个是作家序列。作家天然同人生的关系是很紧密的,我手写我心,所以他基本不会游离在人生之外。另一个是编剧序列。中国的编剧,进入2000年以后犯了很大的错误,他们跟生活离得太远了,技巧性过多。大家都知道,对于影视工作者来说,很多人都是接活儿的概念,这导致他离自己的生命体验很远,切断了同自己内心的联系。
我曾坐在校园里面的椅子上,看见来来往往有很多女同学、男同学,在校园里我总共见了五个穿超短裙的女同学。穿得最短的一个走近的时候,我注意到她是一个日本人。最先告诉我夏天到来的消息的是一个日本人。另外四个,一个是美国人,还有两个是德国人。只有一个中国女同学穿裙子,但还穿着一条—我不知道叫丝袜,还是叫秋裤,可能是丝袜—我不太懂女士服装。
这是不是说明我们中国的同学比较怕冷呢?穿衣戴帽、一颦一笑特别能体现族群的区别。这让我想起2008年,我们在中美编剧交流班毕业典礼上的事情。那天是5月12日,我不太爱参加集体活动,向来独来独往,就没有去,我在宾馆里洗完澡后躺在床上休息,突然感觉到床在动,一瞬间我觉得这个宾馆的质量不太好,可能隔壁有什么动静影响到了我,然后从来没有经历过地震的我,马上也醒悟过来:好像这是一场地震。我很快面临几个问题。第一,要不要冲出去?那个时候我刚洗完澡,没穿衣服。第二,接下来怎么办?即便我今天牺牲在这里,也一定是穿戴整齐,因为你是一个知识分子,你要有尊严。
我穿好衣服后,又想到了一个问题,我的电脑带不带?因为大家都是编剧、作家,你们肯定特别珍惜你们的电脑,我想了想,电脑也还是要带的,我又把电脑背上。这时候面临第四个问题,眼镜戴不戴?那个时候眼镜已经不能戴了,就冲了出去,在楼道里看到一群男男女女很有秩序地从楼上走下来。我非常惊慌地冲到大街上,看到大街上有很多人衣衫不整,而那群男女却在大堂里安静地坐着,很快我发现他们是日本人。我就找了一个宾馆的翻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跑?”他们说:“我们训练有素,从小就经过逃生灾难的训练,我们不大害怕这些东西。”后来宾馆的人一再邀请我们进楼,中国人是不大敢进的,只有那些日本人还在里面喝咖啡。我突然发现人在遇到巨大的灾难时,训练有素和不训练有素的选择有如此大的区别。
那是我在宾馆遇到的事。在西安朱雀影城毕业典礼上发生的故事是这样的,吴天明导演正在讲话,突然发生地震,他马上说“大家跟我来”,那一年他六十九岁,身手非常敏捷,他们从很高的楼层往下走,走的时候看见来参加毕业典礼的一个导演抱住影城的大柱子死死不放,吴天明老师对该导演说“咱们走吧”,该导演说“不,这样是最安全的”,因为时间非常紧急,吴天明就领着其他同学走到了大街上,然后清点人数,突然发现少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编剧,这对主办方来说是重大事件,马上联系她,但女编剧的电话断了,两三个小时之后才打通。我们后来才得知事实是这样的:这个女编剧比吴天明跑得更快,她跑到大街上拦住一辆出租车,说往空旷地带开,司机问什么地方是空旷地带,她说你就一直往前开,不要停。我们给她打通电话的时候,她已经快到宝鸡了。工作人员在电话里说你回来吧,女编剧说我不回来了,你们那儿太危险了。
我们可以从地震这个事件中看到几种人物的选择:比如某导演,他肯定在以前受过这种地震逃生训练,危难来临立刻抱住一个柱子,因为柱子不会倒;比如那个编剧大姐的逃生行动,特别体现她的性格;比如吴天明,作为一个组织者,他要照顾所有的人;还有那些日本人,毫不惊慌;还有我,至少是保留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我后来回望这一刻的时候,特别后怕,万一那天我就赤身冲出去了,必会成为一个笑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日常大家在交际的时候,都是彬彬有礼、互递名片,但你永远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只有一个大的事件降临,人的性格和行动才显现出来。越极致的事件越体现人物性格。
我们写剧本,或者说写故事性作品,就需要把人物置于危境之中,来激发出这个人物的选择。写故事和剧本最重要的一点,或者说写剧本同写小说最重要的不同点就是—人物必须时刻处在压力之下。“人物要处在压力之下”,这句话在之前很多的编剧课程、讲座,包括好莱坞好多骗钱的教材里面会看到,任何人都知道,但是必须要有一种把人物逼到压力之下的能力,得把压力做到实处。压力与选择,是写剧本特别重要的两点。这是常识,但我们经常忽略。
故事本身没有什么无法破译的秘密,故事的秘密就是两点:一点是选择和压力,另外一点是人物关系。我们可以把人物关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怎么说它重要也不为过。什么是人物关系,什么是富有张力的人物关系,什么是人物关系的变化,写剧本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和时代相对应的人物关系。
举两个例子。电影《社交网络》,讲的是一个特别俗套的故事,一个大学生获取了别人的核心创意内容,成了全世界的首富。大家知道Facebook是当时全世界最新的社交媒体,它解构了人类对财富的态度。从钱币产生以来,我们一直在处理人同钱的关系。迄今为止,中国影视界所有的乱象都因钱而起。从2010年热钱、傻钱进到中国影视界以来,制片人、导演、投资人、编剧、演员都处理不好人跟钱的关系,《社交网络》中则能看到这些人如何在钱面前保持基本的体面和尊严。
中国有一部借鉴《社交网络》形式的电影,叫“中国合伙人”,陈可辛导演也是特别有才华的导演,它的形式模仿得很好,拍得也很好,那些演员也都演到了极致,但是可以发现,《中国合伙人》对财富的态度特别土。中国的故事大部分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都是大情节的故事,因果关系过大。因为怎么样所以要怎么样,缺少现代化的价值观。中国大部分故事的核心,基本上都是两个字:复仇。你得罪了我,我要把你怎么样。
《中国合伙人》是用现代化的结构包装了一个复仇的因果关系的故事。我们几十年来没有在用影像讲故事的方面有什么进步。不要用因果关系去写故事,因果关系是线性的,不能体现生活真理,戏剧的力量来自于转折。
另外有一部电影叫“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讲的是一个男孩喜欢从小一起长大的女孩,女孩身陷黑社会,他把女孩救回来了。这部电影用最现代化的方式—电视栏目—来作为结构,这就是一种原创。
内容有时候很难原创,但如果有一个好的结构,故事就会出现原创性。结构使故事出现新的意义。
E / N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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