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和郑成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直到今天他们仍获得多种形式的纪念，因此家喻户晓。但在历史上他们的形象并非如此纯粹，而是经过国家权力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提纯和化约。
黄东兰揭示了岳飞历史形象的多重性——因为不同时期的统治者总是根据自己需要去塑造岳飞。其论文的精彩之处在于呈现了不同岳飞形象的不同意涵之间的紧张。岳飞是忠君爱国的典型，但其中“爱国”所蕴含的“夷夏之辨”与“忠君”所体现的“君臣之义”并不总是一致的。正是两者含义的不同指向，到了以“夷”的身份入主中国的清统治者那里，成了一个难题。岳飞因其抗金壮举，最初以诠释夷夏之辨的典范存留于世，雍正因此敌视乃至封杀了“民族英雄”岳飞。其继任者乾隆却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着力于消解岳飞“夷夏之辨”的意涵，把岳飞改造成践行“君臣之义”的人臣楷模。在辛亥革命后的民族国家建构中，岳飞由汉民族的英雄转化为多民族构成的国家英雄。黄克武描述的“史可法记忆”的转变与黄东兰勾勒的“岳飞记忆”的转变相似。无论是传统帝国还是现代国家，其一般性的倾向是把英雄定位为一个永恒普遍的道德楷模和人格典范，以此来消解岳飞记忆和史可法记忆在族群、政治上的歧异性。
文天祥也与岳飞和史可法相似，拥有相同的记忆旋律。本文与前面两篇文章不同，将选择民间取向和地方取向。本文的问题意识是：明清以降的基层官员和民间士人如何建构文天祥形象？国家的忠义文化是如何借此地方化的？
这里的“忠义”一词是在传统主流意识形态意义上使用的。“忠”的对象是皇帝，“义”也是士人庶民因忠于皇帝而体现的“君臣之义”。“忠义”具有普世价值的超越性特质。
一 由“山水孤屿”到“神圣孤屿”
浙江省第二大河瓯江从温州城北向东流入大海，孤屿（也称“江心屿”）就坐落在江口中。嘉庆温州知府杨兆鹤如此表述孤屿的方位：“出永清门而直视，有水横浸城根，是曰瓯江。江之水上有小山焉，宛在水中，是曰孤屿。”古人上孤屿大概就是出温州城北永清门，再摆渡上岛。
孤屿原先只是一个近城的蛮荒小岛，最先给孤屿注入人文气息的是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刘宋永初三年（422），谢灵运出任永嘉太守。据称谢灵运“凡永嘉山水，游历殆遍”。好游山水的谢氏登上孤屿，写下了《登江中孤屿》。其中有四句为后人反复引用、唱和：“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孤屿由于谢氏的题咏突然获得了鲜活的生命，原本只是温州的孤屿，随之变成天下的孤屿。在唐代，孟浩然、李白、杜甫、顾况、韩愈和司空图等都有对孤屿的吟咏。其中李白、杜甫和韩愈终身足迹未至温州，他们的咏孤屿诗篇都提到谢灵运，显然这些名垂千古的不朽诗人涉笔孤屿多因谢灵运而起，于此不难领略“谢灵运之吻”在孤屿历史上的“创世”意味。对这一点，温州人非常清楚，他们在孤屿修了两处纪念谢灵运的建筑，即康乐亭（谢灵运受封“康乐公”）和澄鲜阁（取自谢氏诗句“空水共澄鲜”）。
在孤屿乃至温州全境，在文化地位上，与康乐亭和澄鲜阁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文天祥祠。文天祥与温州本来并无深厚的渊源。简言之，他在温州不过呆了一个月，写了一首诗。据《宋史》，德祐二年（1276）春，文天祥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份，作为使臣到元军中讲和谈判，被元军扣留并押解北上，途经镇江时逃脱。在经历了种种可惊可怖的曲折后，他从高邮泛海至温州，目的原为投奔避敌在温的宋室益、卫二王，但此时二王已到福建。我们相信文天祥复国意志的坚强，但他毕竟是一个文臣，九死一生之后，他的体力和精力都已极度透支，故他在温州主要是休整。此后长达二百余年时间里，温州地方官和地方士人都不认为文天祥与温州有什么关系，在方志、文集中根本没有提到文天祥。
成化十八年（1482），文天祥祠的创建是孤屿继谢灵运题诗后的又一个划时代变化。文天祥祠的创设极为偶然。成化十六年（1480）莅任永嘉令的刘逊在《宋文丞相信国公行祠记》中说：
（文天祥）夏四月八日至温之江心寺，既去，留诗五十六字。后二百有三年，是为我皇明成化之改元之十四年戊戌，其宗人姑苏文君林宰永嘉，欲祠公于此，以及瓜去，因刻其诗于石上，且道所以欲为之志，以俟后之人。
刘逊显然也觉得文天祥与温州关系太过单薄，仅“留诗五十六字”。给文天祥立祠起意于刘逊的前任苏州人文林。刘逊特别点出文林是文天祥的“宗人”，如果没有这一层关系，文林未必产生建文天祥祠的念头。文林的意念相当强烈，在因任职期满（即“及瓜”）来不及完成的情况下，他将文天祥的“五十六字”刻于石，寄希望于后人。“文”本为小姓，属小姓的文林不仅成为进士，而且分发温州永嘉作知县，他又对同姓的文天祥很感兴趣，已有多重难得的巧合。更巧的是，文林的继任者刘逊恰好又是文天祥的同乡，俩人均为江西吉安人，因此刘逊对满足文林的愿望格外热心。文天祥祠于成化十八年建成，里面供奉有文天祥像。温州人每年四月八日致祭，主事者为祠置田若干亩，以作每年祭祀的开销。
如果说文天祥祠的出现纯属偶然，似亦太过。明成化、弘治间，温州有过一个“教化”运动。成化间任永嘉县令的文林“兴学校，举乡约，毁淫祀”。成化十九年（1483）任平阳县令的王岳“常以正风俗、明人伦为首事，六年之间，境内以治，无一家敢用浮屠以治丧者”。弘治二年（1489）任平阳县令的王约“毁寺庙三十六处，悉改为社学”。刘逊亦热心教化，在任期间，除文天祥祠外，还立有乡贤祠、汉东瓯王祠、唐二颜太守祠、宋陈潜室先生祠和明温州知府何文渊祠。只有在“教化”形成热潮的大背景下，才能理解与温州关系如此微弱的文天祥竟在温州受祭祀。
刘逊的《宋文丞相信国公行祠记》作于成化十八年，主要记叙立祠的缘由、经过。真正着力阐发“文天祥精神”的是台州籍官员谢铎作于同年的《永嘉文信国公祠记》：
成化壬寅夏四月，宋丞相文信公新祠成，祠在永嘉江心孤屿。盖宋德祐中公避难兴复之地，去今且二百年矣。即其地与其时，尚想见其风声义概，历历如前日事，虽小夫妇女，皆知公之为烈也，于是祠而祝之，固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而。亦安知公不死之心其不眷眷于此也哉！当夫宋社既屋，天下为夷。公方间关万死，脱京口，走真、杨，涉江浮海，力求二王之所在以一至于是也。人孰不曰无可为矣，而公也指日誓天，载踣载奋，尽瘁鞠躬，不震不詟，以一旅未亡为兴王之期，以一息尚存为报国之日。必欲诛浞，若臣靡之于夏；必欲讨卓，若王允之于汉；必欲挫温遏坚，若谢安之于晋。凡其区区致力于未极之间，强此之衰以艰彼之进者，皆圣贤之所屑为也。故在《易》之《遁》曰：“小利贞。”又曰：“与时行。”若乃并命于一死，以自异于忘君误国之徒，夫岂公之所难哉！故即是以究公之平生，不难于死，而难于未死；不责其未死之功，而予其必死之志。不然，宋亡殉国以死者何限，而独公为之首称哉！
谢铎的记突出了当时文天祥处于“无可为”的境地，铺叙文天祥为兴复大宋鞠躬尽瘁之情状；又把文天祥处境的艰难写到极致——“不难于死，而难于未死”。在无望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只能理解文天祥是在实践忠君的“天理”。虽然文章也提到“天下为夷”，但文章的主旨似在歌颂主人公的“君臣大义”。
根据《明实录》，宋代另一个大忠臣岳飞早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春正月，就由朱元璋下诏，将包括岳飞在内的三十七个人，从祀历代帝王庙。与之相比，文天祥被国家树立为道德楷模则要迟至宣德二年（1427）二月，皇帝朱瞻基“遣顺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但皇家真正把祭祀文天祥制度化则始于宣德十年（1435），自这一年到成化二十三年（1487）的52年间，《明实录》载皇帝遣人祭祀文天祥共103次，大体平均每年2次，即春秋两季各祭祀一次。孤屿文天祥祠修建在国家祭祀文天祥后的半个多世纪，这说明孤屿的建祠动力并非来自国家的倡导，而是出于地方士人与官员的自身需要。
应该说文天祥忠义形象塑造的完成要到二十年后的弘治十五年（1502），其契机是文天祥祠的异地改建。弘治十三年（1500）浙江提学副使赵宽看到文天祥祠狭小局促，跟温州知府邓淮商量重建。邓淮另在孤屿选择了一个令赵宽满意的新址，“倚岩临流，崇深虚明”。新祠建成后，也同时出现了两个碑记，作者分别是赵宽和邓淮。赵宽的《重修文丞相祠记》意在彰显文天祥事迹所蕴含的“夷夏之辨”：
元可丧，膝不可屈，卒之从容燕市，谈笑而蹈白刃。非学问之大成，操履之素定，优入孔孟成仁取义之域，其孰能之?故尝谓公当中国礼义垂绝之余，夷狄禽兽方张之日，天实生之，以主张乎吾道，扶植乎人纪，振中华之风，弭乱贼之萌，百行赖以不堕，九畴赖以立，万化赖以行者也。不然，腥膻污浊，四海一流，斯民其不被发左衽矣乎。
文天祥祠的创设乃至该碑用激烈的语言阐发“夷夏之辨”，或许与此时北方形势的刺激有关。正统十四年（1449）蒙古卫拉特部对明王朝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歼灭明军二十余万，在怀来县土木堡俘获明英宗朱祁镇。景泰七年（1456），喀喇沁部进入河套。自天顺五年（1461）至成化六年（1470）又有多股蒙古力量入套，明军全线溃退，被迫让出先前明朝控制的漠南蒙古地区。此后明朝长期承受蒙古的巨大军事压力。另外，温州籍的忠君模范章纶还卷入了土木堡之变后的储君废立争端。因此，尽管蒙古高原距离温州十分遥远，但由于章纶的事迹，温州士大夫当较能感受到蒙古人的存在。
如果说谢铎和赵宽着力阐发了文天祥的忠义精神，那么邓淮则首次把文天祥的忠义精神建构到温州地方传统之中。他在《文信公祠记》中说：
公一至温，其名与雁荡争雄，其诗与浙水争鸣，夫人皆得而知之。孰知公之勤王，当时慕忠效义如杜大卿浒、徐正将榛皆温台人，其详载诸《集杜诗》及《督府忠义传》。呜呼！二公当时亲炙之者也，抑孰知闻其风而兴起焉者，如吏侍卓公敬，礼侍章公纶，又皆温之人，其事载诸国史，及诸名公传。之四人者，或同时而心孚，或异世而神会，要皆以身殉国而与公为徒者也。呜呼！公于是时，初亦何暇计其感当时而及后世如此哉，岂非忠义人心之所同，而温又多贤故尔哉！……以公之孙及杜、徐二公配，卓、章二公则又别建祠以祀之，所以表死者于既往，励生者于将来，且以见温之忠义亦不为少，而士之旷百世而相感者，亦不可以为无也。
邓淮首先以与文天祥这个“名人”争雄的形式引出温州“名山”雁荡，建立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指出当时追随文天祥左右的就有一个温州人徐榛，最后导入明代两个大忠臣卓敬和章纶，断言这两个温州人的忠烈行为因文天祥事迹的感发所致，这样一来，就建构出了文天祥与温州地域忠义传统的关系。
卓敬，温州瑞安人。建文元年(1399)七月，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四年（1402）六月入南京，自立为帝，杀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文学博士方孝孺。时任户部给事中的卓敬拒绝改侍新皇帝，遂被杀害，并夷三族。章纶系温州乐清人。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后，郕王朱祁钰即皇帝位。景泰三年（1452）朱祁钰废原太子朱见深（明英宗朱祁镇之子）为沂王，改立自己只有一岁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景泰五年（1454）仪制郎中章纶上疏要求复立朱见深为太子。皇帝阅后大怒，当即传旨逮捕下诏狱，“拷掠五日，体无完肤，必欲致之死”，濒临死亡时，遇“天大风雨，黄沙四塞”，审讯官以为上天示警，“乃得密敕稍缓，公得不死”。应该由谁来当皇帝，理当立谁为太子，本来都是朱家的事。但卓敬与明成祖朱棣的对立，章纶与明代宗朱祁钰的矛盾，在当时已经超出“家事”的范畴。皇位继承，储君废立，事关人伦秩序。卓敬、章纶冒死抗争体现了对纲常的担当和维护。明代瑞安县令王士翘在论说卓敬的忠义精神时说，“此国家元气所以培植，万世纲维所以放赖”，并称颂“忠贞大节炳于霄汉，公之死义成仁至矣”。后人论及章纶事迹时也以阐扬忠义大节为旨归，明代温州人何白在叙述章纶承受酷刑九死一生的经历后说，“万古纲常”系于章纶一身，并撰写了这样的铭辞：“节凛风霜，忠贯日月。大义大纲，万古昭揭。”邓淮正是从卓敬、章纶与文天祥在体现君臣大义上的一致性上，建构起地方忠义精神的传承谱系。
上述几篇阐发文天祥、卓敬和章纶忠义精神的文献，指出三位英雄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天理”。卓敬、章纶以身犯难对皇帝的异议，就在于他们违背了忠君大义。朱棣虽然已经称帝，但他首先以臣子的身份夺取建文皇帝的帝位，得位不正。朱祁钰（代宗）继承朱祁镇（英宗）的帝位却废去朱祁镇儿子的储君身份，已然不忠。卓敬、章纶不是忠于某个特定的皇帝，即便皇帝也应受到纲常伦理的约束，这样就赋予了伦常以凌驾天地之上的绝对性、永恒性，从而具有超越意义的神圣性。
围绕文天祥祠这一地理空间的神圣建构，自成化十八年起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其间有三个事件特别重要。首先是弘治十五年文天祥祠在孤屿异地重建，邓淮开启了忠义文化地方化的序幕。其次，万历九年（1581），完成了纪念文天祥的第二个建筑——浩然楼，取文天祥《正气歌》中所称孟子“浩然”之旨。从纪念性建筑物的数量上看，文天祥获得了与谢灵运相当的地位。再次，万历十一年（1583），原先设在府城南郊的卓敬祠移建孤屿。按明人的理解，此举意在“配文山”。在焦竑所作的碑记中掘发卓敬护卫纲常的神圣意义，并指出人心“靡常”，只能用神圣的纲常去规范。
由文天祥祠创设发端的孤屿神圣化趋势还可见于后人诗词楹联创作。我们可对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江心屿历代题咏选》进行分析（以下简称《题咏选》）。根据后记所载，该书编纂得到数量庞大的温州地方各界人士以及分布全国各地的温州籍文化名人的鼎力相助。《题咏选》共收录诗词749首：其中南北朝1首，唐13首，宋37首，元15首，明118首，清290首，近代70首，现代205首。文天祥祠建立后的诗词667首。其中标题直接说明纪念文天祥的诗歌为120首，其他明显具有歌颂文天祥忠节意涵的诗133首，共253首，占诗歌总数的37.93%。
自南朝谢灵运来温州至明成化十八年文天祥祠修建前，吟咏孤屿的诗篇内容多为瑰丽奇幻的自然景色，对友人的怀想，对故乡的思念。文天祥祠一出现，孤屿文化内涵突变，自此孤屿成为“为千古忠义宅灵之地”，并被后人不断书写。记忆主旋律产生变奏，由原先的“山水孤屿”变成“神圣孤屿”。
二 忠义文化的话语操练
在今人的眼中，文天祥是一个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这种单面的、已经被固化的形象是在历史记忆塑造中慢慢形成的。下文拟将文天祥形象的单一化过程置于忠义文化地方化的背景中加以考察。
（一）对“黄冠归故乡”的认知和阐释
尽管在今天留给我们的历史资料不是很多，但我们仍可从中窥见一个食人间烟火的、有血有肉的文天祥形象。文氏在温州孤屿所留的具有强烈“爱国”象征意义的“五十六字”中也蕴含有普通人的情感。诗曰：
万里风霜鬓已丝，飘零回首壮心悲。罗浮山下雪来未，扬子江心月照谁？只谓虎头非贵相，不图羝乳有归期。乘潮一到中川寺，暗度中兴第二碑。
后世地方官员和士人出于建构文天祥道德偶像的需要，特别重视末句“暗度中兴第二碑”。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赵构被金兵所追，也曾来到温州，住孤屿半月，后在临安建都，此即句中“中兴”的含义。因此，该句意谓文氏希望在自己辅助下二王像赵构一样复兴大宋。在这首表达“爱国”大义的诗里，文氏也透露了儿女情长的一面。当时作者的家人住广东惠州，惠州境内有罗浮山。“罗浮山下雪来未”即表达了文氏对兵荒马乱中的家人的思念。另外文天祥还有怀念亲友的大量诗作，凄切哀婉，抒发了对家人的至深情感。
被俘后，面对一轮接一轮前来劝降的原南宋皇帝、大臣以及元朝的高官显贵，文氏唯求“速死”。但《宋史》一段甚为关键的史料透露了他别样的心事，他曾对降元的王积翁说：“倘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意谓如果朝廷放他回故乡，他愿意以道士的身份回故乡，甚至可以在朝廷有事之时帮忙出主意。有论者大概出自维护英雄“纯洁性”的角度质疑史料的可靠性，但温海清通过相当绵密的考证，指出文氏在求死的决绝态度外，在被囚大都的岁月里有产生“不死”想法的可能，现有的材料显示文天祥或曾有过“黄冠归故乡”和“方外备顾问”想法的可能。姚大力则更加明确地断定，这个使文天祥得以活下去的方案即便出自前去劝降的王积翁等人，其本人至少是认可此种安排的。他进一步指出，文天祥对其二弟文璧出仕元朝也是理解的。其在给文璧的信中说：“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隐。……使千载之下，以是称吾三人。”在易代之际，兄弟三人各有担当，自己为故宋尽忠，二弟文璧当官（出于尽孝的考虑），三弟学伯夷、叔齐当隐士。文氏想象后世会因为他们弟兄三人的不同选择而成为佳话。可见文天祥并非一味地大义凛然。而当元朝不让其“黄冠归故乡”的情况下，他把纲常伦理看得重于他的生命，于是引刀为快，从容全节。曾经有过的“不死”心态，乃至“求生”念头的萌发都无损于英雄的光辉，甚至比被后人抽象为一个纲常的干枯符号，更具激动人心的力量。
《题咏选》共7首诗有“黄冠”字眼，明末1首，清5首，民国1首。这些诗并不认为“黄冠归故乡”有什么问题。试以下列诗句为例，“青草可能消碧血，腥尘何处到黄冠”， “天水有声沉白雁，神州无地著黄冠”， “残山剩水悲臣主，碧血黄冠感古今”，这是在为文天祥没有达成归故乡的结局感到遗憾和悲凉。“竹枝一阕迎神曲，仿佛黄冠归故乡”更是祈祷文氏的愿望能够在另一个世界中得以实现。但后世由于道德规范的严苛，“不死”被认为有损英雄形象。康熙年间任永嘉县学训导的陆进不惜以文氏的“暗度中兴第二碑”（前事）否定“黄冠归故乡”（后事）。孤屿文天祥纪念馆1997年编印的《文天祥祠诗词楹联碑记》干脆把“黄冠归故乡”解释成文天祥为再举抗元谋求脱身的策略性说辞。
（二）从“文谢”对举到“文卓”并提
文天祥祠建立后，文天祥形象的道德纯粹化趋势也见于《江心屿历代题咏选》诗词内容结构的演变。这部诗词集中的作品既有把文天祥与谢灵运放在一起以对举的形式出现的，也有拿文天祥与卓敬并提的。这两种内容所具有的意涵截然不同。谢灵运是一个书写山水诗的圣手，诗作题材多为清新秀丽的大自然美景，绝少道德意味，而卓敬却是纲常伦理的化身。
对《江心屿历代题咏选》的分析统计显示，文天祥祠创立后文谢对举的诗明代5首，清代7首。文卓并提的诗，明代1首，清代激增到22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