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茨参加电视辩论 与现总理克恩“过招” 图/视觉中国
2017年10月10日，26万法国公务员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总统马克龙推行的多项改革政策，其中包括冻结公务员工资上涨指数，未来5年内裁减12万公职岗位以及削减公共开支等。
虽然马克龙上任不过半年，但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遭到民众反抗了。
上任仅仅一个月，他的支持率就下降了整整10个百分点， 如此大幅度的掉价，在法国历任新总统中都不多见，只有1995年希拉克执政时期出现过。8月份的民意调查更是雪上加霜，只有36%的法国人满意马克龙的政绩，与他5月当选时66%的支持率相比，几乎是断崖式掉落。
虽然说不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也足够令人唏嘘的了。
凭心而论，马克龙上台后推出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削减福利、削减公务岗位和公共支出、允许企业和雇主更灵活地雇佣和解雇员工等，并无不对。
法国目前面临的困难是没有新的经济推动力，政府赤字庞大和高失业率。人人明白问题所在，个个要求积极改革。但改革不是请客吃饭，总要牺牲某些群体的既得利益。谁都指望牺牲的是别人，牺牲自己是绝对不干的。
何况，马克龙也绝对谈不上大公无私。
笔者在5月份的《马克龙未必靠老婆 但人脉可深了》一文中曾介绍过，他虽然出身社会党，但很快脱离自建中间政党，而且他的成功得到了工商金融集团的大力支持，“毫无疑问，他的登顶也会给那些支持他的人更大的发展空间。”现在自然是回报的时候。
马克龙以青年才俊、决断有为的姿态出现在法国舞台上，纵观这几年欧洲的政坛演变，不少国家都迅速冒出了一批青年政治家，比如意大利、奥地利、捷克、希腊、马耳他、冰岛、爱沙尼亚、爱尔兰等国，都是青年人掌权或正在走向掌权的路上。
他们的成功，除去个人努力，体现出欧洲选民们厌烦老旧政治家们长久无用的争斗，迫切希望出现一个新面孔能够有魄力和决心实施新措施，把国家推上健康发展之路。
年轻领导人的出现，与其说是选民们的新嗜好，不如说是欧洲长期经济萎靡不振、社会环境愈加复杂和危险的大环境造成的，各个国家的境况都差不多，选民们的心境也差不多，相似的基础“涌浪式”地推举出相似的政治新星。
他们和老派政治家有着极大的不同，以上升速度快、颜值高、抓住社会热点而著称，当然少不了也伴随着起得快也落得快、底蕴不足等弱点，而且在时代的大背景中，他们中的不少人也体现出相似的特性。
快速完成从非经济金融业到经济金融业领导者的华丽转身
笔者在《马克龙》一文中已经叙述了他从哲学领域到银行家之间的谜之转变，本来以为就够独特的了，细看几位年轻领导人的履历，才发现类似情况大有人在：
比如前拉脱维亚总理、现欧委会欧元与社会对话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他1993年拿了物理文凭，95-96年做大学实验室助手的同时拿了经济学文凭，97-98年还是马里兰大学电子工程实验室助手，同时念电子工程博士，1998年就被拉脱维亚银行录用为宏观经济专家，2002年随着大选胜利被任命为财政部长。
还有原芬兰总理，现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司职经济、货币与欧元事务）卡泰宁，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后，一路担任市政委员会成员、国会议员、芬兰民族联合党副主席、主席、欧洲人民党副主席，2007年芬兰议会大选，他领导的联合党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他本人就任财政部长及副总理。
捷克总理索博特卡，攻读法律获得硕士学位，1996年首次当选捷克众议院议员，2002年31岁时就任财政部长。
上述几位，根本没有或仅有极少的经济管理的学历或经验，在某个合适的瞬间，一步跃入经济金融业的高端，其大跃进的升速，足以让常人瞠目结舌。
相比起来，葡萄牙的莫达斯倒是中规中矩了，他取得了哈弗大学MBA学位，曾担任法国Suez集团的项目经理，在高盛从事企业兼并业务咨询工作，之后又在投行从事房地产投资事务。
2008年，莫达斯在葡萄牙创立了自己的投资咨询管理公司。葡萄牙卷入欧债后，他作为专家被社会民主党任命为经济研究单位协调员，以后调至总理内阁，负责监管葡萄牙经济改革。
欧洲首脑级别的青年人不过八九个，有财政金融背景的占了一半。
从英国退欧，苏格兰公投，到加泰罗尼亚要求独立，强调个人权利至上的欧洲正在结出割地自保的果实。
2009年后，经济危机肆虐欧洲，2010年债台高筑的希腊更是带头引爆欧洲信贷危机。而2012年总理候选人齐普拉斯大声疾呼“反紧缩”， 主张废除财政紧缩，要求与债权人商讨勾销此前债务，甚至叫嚣以“退出欧元区”为要挟。
即使当时的希腊民众面对前所未有的状况还心有疑虑，那么2015年齐普拉斯的当选，就标志着这种继续大手花钱享乐并同时赖债的极端利己主义，已经成为从领导人到百姓上上下下的共同心声。
马克龙上台前曾力主同意中国收购图卢兹机场，但他上台后马上要求欧盟限制外来资本进入，矛盾吗？不。这里的脉络很清晰，破产的不良资产尽量脱手给外国人，但本国的优良资产绝不允许外人染指，哪怕合作也不行。
联想到他倡议设立一个欧元财长职务，并发行欧元区共同债券，刻意模糊共同债券谁担保、谁花费、谁偿还的问题，包含着法国希望借机推卸债务负担、并获得更大的欧盟财政控制权的野心，立刻遭到德国明眼人的反对。
其实齐普拉斯和马克龙的做法我们可以从特朗普身上找到相同的影子，一样的“本国优先”，一样的无视他国利益。俗话说“可以共富贵，不能共患难”，如果欧洲经济持续这样萎靡下去，可以想见类似的利己主义会越来越多，甚至演变为候选人竞争时的有力武器。
除了卢森堡首相贝特尔当过卢森堡市市长，意大利总理伦齐担任过佛罗伦萨省省长及佛罗伦萨市长外，几乎没有人主管过地区治理。大多数人都是从议员、顾问、某个部门的领导一路走来，然后跳到国家领导岗位。
过快的上升令人羡慕，也隐含危机。
国小人少的地方，基本面平稳，尚不容易出差错；如果国家大人口多，经济低迷而利益群冲突的时候，要么政策执行艰难，要么强力执行引发大规模抗争，马克龙就是一例。
还能看到希腊的齐普拉斯，2015年他上台以来，与债权人“马拉松式”的谈判，万众瞩目的“退欧”公投，至今仍未取消的资本管制，让希腊人开始厌倦的同时也感觉到其实他和以往的政党没有什么不同。
在野党好当，执政党难做，越是艰难复杂的环境越容易让领导者水平毕露，一方最好的帮手实际就是另一方。
欧洲长久的平稳生活削弱了选民的警惕心和政治判断能力，艰难的经济现状和黯淡的未来又加重了急功近利性和排他主义，民主选举往往选出来的不是最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而是最善于吸引选票的那一个，选领导犹如选快餐明星，取舍无非是从左右之争变成了新老淘汰，端看新人是否比老人更能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