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的眼睛：志趣是第一资源
——《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编辑手记
好的作品如何被发现？当然靠编辑的眼光；编辑的眼光如何形成？当然靠积累——学养的积累，经验的积累，还有观察力、思考力和举一反三能力的积累。作为一个缺乏经验缺乏各种积累的新人来说，有没有“发现”好作品的可能？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你的生命历程也是一种积累，其中你的志趣是你跨入这个行业的第一笔财富，是一个新编辑的基石。你可以从此出发。
举个实例。那是1986年的3月，我刚刚进入编辑行业才一年，第一次上北京出差，去居住在劲松小区地下室的周国平先生宿舍拜访。当时他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助理研究员，也是我大学同学阿良的老友。阿良介绍他是个才子，让我有时间去串门。
上世纪80年代中叶是中国继“五四”以后最宽松和开放的年代，也是充满朝气和乐观向上气息的年代。那个时候，最初的外国文学热潮刚刚涌过，社科人文领域虽然还有禁区栅栏，但各种思潮已经暗流涌动、欲罢不能。比如存在主义通过萨特的戏剧开始流入中国（我和我的同学就看过《肮脏的手》并且彻夜讨论，还为《书林》杂志写过短文）；无意识理论也通过《梦的解析》在年轻人圈里迅速蔓延。但系统的著作尚未在国内出版，年轻人乃至整个学界都处于饥渴状态。作为年轻队伍中的一员，我对这些思潮和命题虽然一知半解，但对其新鲜度和群体的饥渴是感同身受的，也就是说，来自底层知识层的躁动和我对此的兴趣和了解已经让我具备了一定的“眼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与正在研究尼采的周国平先生邂逅“相识”了。
当时他已经写完了《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一书，这也是他独立写作的处女作。但是由于尼采在官方的定论中一直是被作为法西斯思想家来对待的，所以这几乎就是一个禁区，书稿辗转了几家出版社都不敢接受，甚至有的出版社的终审意见差不多写成了一篇批判文章。但也正是这些出版社和“检察官”的“不取”和“遗漏”，才让我和这部难得的佳作“一见钟情”，使之既促成了一颗明珠的发光，又使得我一个新人的快速成长。
在劲松地下室的周国平宿舍中，我看到了他刚刚被退回的手稿。一页页绿色格子的稿纸里端正地记录着作者的心血。上面还有鲜红醒目的前出版社用毛笔涂改和删节的痕迹。看着作者的心血和如此敏感的选题，我答应试一试，但当时更多的还是礼节性的。以我一个刚刚入道的新兵（而且是在那个还崇尚论资排辈的特定年代里）要争取一部被多家出版社领导枪毙的书稿，谈何容易？我完全没有把握。
那时北京上海之间的列车是夜发朝至的。告别后，我就直接登上了列车，然后看稿。
谁知道，这一看就一发而不可收，卧铺的夜灯亮了一宿。我通宵未眠地在列车上一口气看完了整部书稿，而且血液沸腾。这是一部内容全新思想敏锐感受独特表述完美的精品之作。如果说表达是剑，思想是气，那么，作者周国平的自身思考与尼采的天才思想、冷静的学理分析和激情四溢的表述水乳交融地剑气合一了。这正是我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作品，这对一个刚刚入道的新手而言是多么令人兴奋和鼓舞的事情啊！
虽然能否出版的问题依然像一座大山般矗立在出版的进程上，但我的精神状态显然已经大不一样，我下决心使出浑身解数来促成此书的出版。
先是清晨下车后就直奔办公室第一时间找到了当时我的室主任马嵩山先生。他是老革命，共青团出身，虽然不太了解哲学理论却对新鲜事物有着较强的敏感性。其实，内行之长往往也是其短，被自己的常识（也是禁锢）所拘，反过来也一样，只要找到相关的说服点，外行的视角往往倒有可能超越局限。我决定试试三寸之舌。
既然障碍在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标签，那么化解也就要有针对性地消解“法西斯思想家”这一症结。为此，夜晚列车上的未眠之夜除了激情之外还需要冷静理智地做好功课，找到说服决策者的理由和争取其同盟。首先是这本书的意义之一正是拨乱反正，与大环境气质契合，它在揭示尼采对现代哲学开启意义的同时，也划清了哲学家思想本身和法西斯领袖对这一思想自己理解后（难免歪曲）运用的界限，纠正了传统评价中过于政治化的误解和翻译语词所造成的理解偏差（如“权力意志”一词容易联想到政治权力，因此作者翻译为“强力意志”以示区别而突出尼采鼓吹生命力健全强盛的本意和从古希腊酒神精神导引过来的资源）。同时又拿出汝信（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序言详细说明在学术上的价值和意识形态上的分寸。最后还表示对一些词语和说法作者仍然愿意修改的态度，最终感染和说服了马嵩山先生，决心一起来承担可能有的风险并且一起去说服终审、促成出版。为此，我们俩都详细地撰写了审稿意见，集中而有针对性地回答了可能遭遇的种种问题和应对理由。最终，哲学专业背景的终审唐继无先生支持了我们的意见。
志趣决定态度，态度决定结果。态度之所以能够决定是因为它有仔细的准备和不懈的努力。该书在作者交稿两个星期后一口气通过初审、复审和三审，这对于当时尚处于菜鸟阶段的年轻编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不仅如此。该书还在排版和印刷条件尚处于铅与火的年代里于3个月后出版，被周国平先生视作奇迹。他在第一版的扉页上给我书写了这样的题词：
奇迹。
我寻找一位编辑，却找到了一位朋友。
我也不仅找到了一位优秀的作者，并且从此进入中国学术圈结识了一批中坚力量，同时也找到了一位给人启迪的好朋友。
《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当年获得了首届“金钥匙”奖。我也成了所有获奖者中唯一获得双奖的编辑（另外一本俞吾金先生的《思考与超越》也是一部哲学读物处女作，他当时刚刚硕士毕业，任复旦哲学系助教），而且是最年轻的编辑（编龄一年半）。《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后来被北大人所著的《第三代人》一书称为“八十年代的启蒙书”。的确，它后来所引领的尼采热，与存在主义和精神分析一起，成为八十年代学术思潮的显学，并且先后有过三个版本（2006年出版了它的第三个版本）连续印刷数十次（仅第三版就印刷了7次）而至今依然畅销不衰。
1986年初版的图书封面
这个案例给人的体会首先是编辑之识（发现）的重要性，能够识人所未识，能够从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兴趣、自己的学养、自己所经历所思考所感悟的最熟悉的领域中形成自己“发现的眼睛”。
其次，如何将“己识”化为“共识”，即让自己的见解表述呈现为被他人（尤其是决策者）接受的观点和理由，这一步尤其重要。这需要做冷静、既有针对性又有说服力的工作。
再次，工作热情的感染力与谈话方式和技巧两者对决策者同等重要，前者是后者的动力，后者是前者的实施。
《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是我独立申报和编辑的第一本书，也是相对于当时现实显得“离经叛道”的读物，但也正因为此，它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荣誉、稿源和正面激励，也使我得到较快成长。对此，在以后的三十多年编辑生涯中，我一直记住这一点并且勉励年轻编辑从自己最熟悉最有热情最具兴趣的领域（而不局限于自己的专业）出发开掘选题，也鼓励其敢于向领导不熟悉的领域发难或者对被否定的选题抗辩，坚持自己有理有节的陈述。为此，也曾经培育出了一大批我并不熟悉却因为予以尝试而结出硕果的畅销书群，给年轻人带来了自我实现的喜悦。当然，这已经是另一个话题了。
总之，谁也不是一块飞地，只要你用心，哪怕只调动你兴趣的这一点资源，被遗漏的珍珠还是可能被你的慧眼发现的。
2006年至今仍在销售的第三个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