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步十六年：默克尔模式及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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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europe/2021-04-20/angela-merkel-singular-chancellor

独步十六年：默克尔模式及其局限性

作者：康斯坦泽·施德岑穆勒（Constanze Stelzenmüller）

译者：陈思翰

默克尔在今年三月的联邦总理发言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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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我在酒店宴会厅拥挤的大阶梯上尽力倾听德国首位女性总理的演讲。尽管我有作为听众的职责意识，但出奇乏味的演讲内容仍然令我的注意力涣散。随后我关闭了收音耳机，发现一位德军准将蹲在我身旁，他是德国总理府的高级官员。我拍了拍他的袖子并问道，“为她工作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他转过身来，面带赞赏的微笑说道：“我就像在一座核电站旁边工作，这座电站不停运行，永不止息。”

是的，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从2005年至今，转眼间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第四任期仅余最后数月时间，随着今年9月26日大选的到来，默克尔的总理生涯即将告终。目前为止，只有1990年主持两德统一的科尔（Helmut Kohl）总理的执政时长超过她。去年的一份皮尤（Pew）调查显示，默克尔是全世界最受信任的领导人；《福布斯》（Forbes）杂志连续十年将她评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性；2009年美泰公司（Mattel）曾推出一款以默克尔为原型的芭比玩具。有段时间，对本国领导人感到失望的英美政治评论家甚至将她称作“自由世界的领袖”（当然，据说默克尔本人厌恶此称谓）。

但与此同时，默克尔的模糊措辞和技术官僚式的审慎风格也令很多人失望甚至恼怒，这些人往往期待德国能就其在自由世界秩序中的角色描绘更清晰的愿景，并为保卫和塑造这一秩序承担更大责任，至少也应当承认并缓和德国政策对邻国和同盟造成的影响。并且，尽管这位66岁的保守派领导人自己仍是德国最受拥戴的政治家，她的政府所获支持率却随着公众对疫情管控混乱现状的日渐不满而显著下滑。

默克尔时代晦暗不明的谢幕，向我们提出三个意义重大的问题，她的继任候选者和更多人都能从中获取教益：她维持权力的法宝是什么，这种方案可以复制吗？她的任期使德国及其邻国和盟友的境况变得更好了吗？她令这个国家做好准备迎接未来了吗？

默克尔能成为德国第八任总理，这在她职业生涯初始时近乎天方夜谭，毕竟，在她之前的联邦总理们都是酗酒、抽烟、玩弄女性并且擅长浮夸表演的大块头西德男人。而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际，默克尔只是东柏林一家研究所的量子化学研究员，时年35岁，离异。她加入了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以下简称“基民盟”），旋即被科尔总理选中，在统一后的首届政府中担任妇女与儿童部长，这个职位无疑体现着提携者科尔个人的慈父式恩惠（patronizing job）。此后默克尔又担任环境部长，在两个职位上她都默默无闻，科尔则忙于打理自己再造一统的政治遗产并剪除政敌，将默克尔轻易地称作“那个小姑娘”（“that girl”）。

然而，当1999年科尔卷入党内政治献金丑闻时，正是默克尔，而非他身旁环侍的那些年轻保守派，成为了科尔落马的真正推手。默克尔在保守派的《法兰克福汇报》（FAZ）头版发表文章，要求科尔以荣誉党主席的身份辞职。这次果敢的“弑父”行动最终使她当选基民盟党首，并在六年后成为首位以东德人和女性身份当选的联邦总理。

此后，默克尔带领德国从内外忧患中一路走来，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的欧元危机，2014年的克里米亚与乌克兰危机，2015年的欧洲难民危机与极右翼“另类选择党”（AfD）崛起，直至当下的新冠疫情。在当代主要工业国领导人中，默克尔的执政时长罕有其匹（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普京）。这使得她能在欧盟、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中无数次纵横斡旋，并在国内四度主持联合政府（合作者三次为左中翼社会民主党、一次为重商的自由民主党）。在同威权领袖、盟友国家、同盟政党和亦友亦敌的党内人士的往来回合中，默克尔的手腕总是棋高一着（outmaneuver）。必要的时候，她也克服自己的疾病、疲倦甚至是在瑞士滑雪时意外遭遇的盆骨骨折。

对这位总理而言，最为外显的首要特质仍然是她指挥若定的稳健风格（determined normalcy）。默克尔清晰明亮、语调平缓的嗓音带有勃兰登堡的家乡风情：柏林西北郊，松林遍布的沙土原野养育了默克尔的父亲，一位路德宗牧师。在衣着方面，默克尔风格则包括朴素的平底鞋、黑色长裤和各色长夹克。她和自己的第二任丈夫，一位退休的化学教授，都居住在柏林自家旧公寓而非总理官邸，仅有的安保措施似乎就是门口的一位警察。柏林市民们也经常目击证实，默克尔有时在城市中心散步或超市购物，身边仅伴随几位保镖。

可以说，默克尔的平和谦逊本身就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权力展示。一位德国人告诉我，默克尔是一个行走的力场（force field），“在每次对话中，你都知道自己将被一种平静而无所不包的精审（scrutiny）所征服。”另一个人回忆起2013年默克尔与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在柏林会面的情形，拜登在她面前展示个人魅力的企图却被以柔克刚的默克尔轻易化解，她坚持自己的议程，直至确定得知所有自己所需的内容为止，随即取消了第二次对话的会面约定。“拜登的结束语是，他曾看着俄罗斯总统的双眼并说，‘我能够洞察你的灵魂，我不喜欢它’，默克尔则回报以自己对普京绝对准确的个人印象。”

默克尔的工作风格与她鬼才般的幽默感（wicked sense of humor）、对概括能力的驾驭感以及对信息与论争如饥似渴的吸纳能力同样传奇。一位曾目睹她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进行电话会议的人告诉我，“他们像是在进行一场硕士生研讨课。”默克尔的部长们对于她强大的公文细节记忆能力感到恐惧，尤其在涉及复杂的科学技术细节，例如贸易、数字技术以及疫情时。然而，默克尔真正的出类拔萃之处仍然是她逆水行舟、稳掌权柄的能力。

她的这套权力秘方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便是谨慎修辞的演说技艺，这种方式同时令政治评论家和外交人员无力应对。默克尔能在议会辩论或采访中随心所欲地使用四两拨千斤的妙语。曾有一位脱口秀主持人强势地询问她德国人有何特质，她只是冷淡地回答：“密闭的窗户”（well-sealed windows）。她的惯常演说风格已经被概括为一个新造德语词：“默言”（merkeln），意指面无表情、敛藏态度，以至于无懈可击。而这种“默言体”背后的政治策略则是德国军事战略家所言的“不对称遣散”（asymmetric demobilization），即淡化争议的重要性并将冲突议题与政治脱钩，以降低反对派选民参与投票的意愿。这种策略使得默克尔能够带领联盟党转向现代化并走进德国政治权力中心，并将同盟的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压制在边缘地位，安于追求默克尔为其指派的议程纲领，如对父母育儿的税收优待或法定最低工资标准。

默克尔驾驭权力的第二大法宝是向下分担责任而不轻易给予信任。默克尔最核心的班底仅包括少数共事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旧日心腹以及足够审慎和自律的可信之人。而除此之外，从内阁高官到党内职员，所有人都始终处于默克尔的遥制之下（keep on a long leash）。下属的成绩能得到赞赏和奖励的回报，但那些游移两端或纠缠不清的人，或是在清醒地认识自己的选择后洗心革面、坚定追随，或是退出政界转向它处发展。

默克尔方案的第三个要素是密切观察民意并见风使舵，及时回应其支持者的情绪变动。在2003年党内会议上关于经济自由化改革的演讲中，她首次竖起竞选全国领导人的雄心旗帜。但当事实反映出，这种改革对于党内代表而言过于激进并可能损害其总理竞选时，她迅速调转航线，放弃了过去的党派联盟。数年前，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揭露称，她的总理府平均每周委托开展三次社会调查。作为结果，她的两项看似最大胆的决策，即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宣布德国拆除所有核电站，以及2015年拒绝为百万中东难民关闭边境，事实上都得到了民意调查的绝对支持。

当然，默克尔也有两度逆风而行的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时，调查显示德国人坚决反对向欧盟成员国救急，但默克尔顶住全党和公众意见的压力推动救济计划通过并坚持要求保留希腊为欧元区国家。而吸纳难民的决策本身便充满争议，最终也的确招致极右势力的崛起。2015年，我在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同事菲欧娜·希尔（Fiona Hill）通过一场对话询问荷兰前首相吕贝尔斯（Ruud Lubbers）。因为同处欧洲基督教民主政党的关系网络之中，吕贝尔斯在默克尔政治生涯早年便与之相识，他预测默克尔将顶住批评压力而坚守难民政策，因为对于一名坚定的路德宗信徒，“这事关内心深处的道德信念”。

默克尔的解读者们总是费尽心力地调和她这些看似彼此矛盾的特征。而事实上，作为一名稳健的经验主义者，默克尔在眼下有问题需要解决时，很少有耐心去描绘宏远图景。的确，她在走向权力的路途中时常翻覆自己的原则立场，但她也仍然愿意为坚守深层信仰而付出代价。环顾四周，很少有同代人能积累默克尔这样深厚的政治资本，但即使她的钦佩者也承认，虽然她长于在政治波涛中安然掌舵，却极不情愿去操弄潮流。

随着德国2021大选临近，这些政治资本现状如何，又将怎样变化？默克尔能够被称为一位伟大的总理吗？

联邦德国战后的八任总理中有三位能够担当这一荣衔。共和国新生之初，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的“援结西方”（Westbindung）战略以加入北约等方式锚定了与美国的跨大西洋同盟地位，实现法德和解并同以色列恢复关系。勃兰特（Willy Brandt）的政治遗产则是“东方政策”（Ostpolitik），即向东欧国家请求谅解，在华沙隔离区以亲自下跪的方式向犹太人道歉追悔，并寻求同苏联的“缓和”（détente）。科尔（Helmut Kohl）主持了两德统一，并放弃德国马克改用欧元，将这个重新统一的国家奠基于不断扩充的欧洲联盟之中。

毫无疑问，默克尔转变了德国的后冷战政治，将所在的党派进行自由化改造，在任内极大扩张了德国在欧洲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并为欧洲一体化贡献良多。然而，这些功业是否堪称伟大，却仍是一个待定的问题，原因或许在于，她的煌煌成就之下也掩藏着诸多败笔。

截止新冠疫情前，默克尔治下的德国从痼疾缠身的“欧洲病夫”一跃而振作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民众生活水平极大提高，失业率几乎为零，政府财政也出现了空前的盈余。的确，默克尔的经济政策有利于营商环境的建立，但同时也未能推动关键工业部门的技术改造，实体和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未能实现现代化。一系列的行业丑闻，如篡改尾气数据的“柴油门”（Dieselgate）、移动支付巨头Wirecard财务造假致使破产等事件，揭示出德国企业文化的深层缺陷以及问责制和监管的缺位。这使得德国经济在违规金融活动、组织化犯罪、极端分子和其他威权国家的竞争冲击下显得高度脆弱。

类似地，默克尔很早便以强烈呼吁积极性的全球气候政策而博得“气候总理”（climate chancellor）之名。但她在国内的气候政策却与能源政策彼此交缠冲突：2011年福岛事件后放弃核电的决定实际上强化了德国对煤炭的依赖，尽管大力补贴其他可再生能源，德国仍然很难实现其国际减排目标。

默克尔在欧洲事务方面更是毁誉交加。欧元危机期间，南欧国家抗议德国强加的紧缩性经济政策，指责这使得雅典和罗马的民粹分子增多；相反，一些勤俭的北欧与波罗的海国家却要求将爆发债务危机的希腊逐出欧元区。东欧人对默克尔欢迎难民的举动感到愤怒，拒绝参与欧盟范围内的收容计划。全欧洲的自由主义者则谴责她对波兰和匈牙利出现民主减退、威权抬头的政治逆流视若无睹。脱欧危机之下，先后数任英国首相，从卡梅伦到约翰逊，都对她拒绝为挽留英国作出让步而感到沮丧；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因默克尔对自己欧洲深度一体化的宏伟蓝图无动于衷而深为失落。

不过，在许多问题上，默克尔默不作声却很有耐心地修补着欧洲的深层裂痕。她反对无协议脱欧（no-deal Brexit），并在2020年5月转向支持欧盟8260亿美元的疫情经济刺激计划。这项计划意味着欧盟成员国首次增加在资本市场的共同债务，尽管违背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的一贯路线，但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也阻止了欧盟的瓦解。

2015年默克尔以“我们能做到”（We can do it）为口号，对大量难民开放德国边境，无疑是人道主义行动。但与此同时，这也是面对难民潮担当大国责任的唯一选择，只有德国接纳难民，邻近小国和巴尔干各国的前线压力才能缓解。而大部分留在德国的难民也成功融入社会，补充了国内早已短缺的劳动力。

柏林墙倒塌三十周年纪念活动，早年的东德生活经历或许令默克尔对迁徙自由具有深刻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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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难民潮令德国在国内外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德国各州和城市尽力应对长达数月的难民潮流，市民们开始感到政府要求他们为迎接难民承担过多责任。邻近国家则反对默克尔的决定，认为这将诱使更多移民涌入欧洲。最终，欧盟花费数十亿欧元才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达成交易，使难民留在土耳其境内，德国在事实上还是对难民关闭了边境。最糟糕的是，这场危机催动了欧洲各地的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t）运动。德国另类选择党（AFD）从一个对欧洲一体化保持怀疑的无名小党崛起为一支代表愤懑、极右和仇外的重要力量，仅仅在四年之内便进入联邦议会并成为反对派领袖。基民盟内部的反叛力量也使得默克尔遭遇空前的地位危机。2017年大选默克尔虽然连任，但基民盟的大选支持率跌至二战以来最低谷（33%），为了组建联合政府，默克尔被迫史无前例地花费五月之久用于协商党派合作。

相较欧洲事务，默克尔最大的挑战还是执掌大国外交，即处理德国与其他世界大国的变动关系。作为中欧国家，德国在陆上邻近俄罗斯并向其进口能源，也依赖对中国的商品出口（中国是德国在欧洲之外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在国防方面依靠美国，这令德国的战略选择受到局限。这种限制反映在德国历史上的外交战略中，便是一种制衡敌友的本能意识，默克尔的选择也不例外。

十年前，德国确实将俄罗斯与中国视为战略伙伴，并期望以此一石二鸟，改造两国的经济与政治模式。这促进了贸易的繁荣，例如德国最大的游说集团，经济东方委员会（Ost-Ausschuss），便代表德国在俄企业影响德国贸易政策制定，大量的德国企业CEO也希望随同总理年度访华代表团前往中国，以至于有时需要三架飞机才能容纳所有代表。然而时至今日，修正路线的俄罗斯和崛起的中国却与西方形成了战略竞争的关系，竞争不仅在它们的邻近地区，在中东和非洲，也在欧洲以及德国的地理空间与网络空间之内。

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乌克兰地区采取的行动，在德国社交媒体上开展的宣传，2015年对联邦议会计算机的侵入，2019年对柏林的车臣地区政治难民的谋杀，2020年对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的企图谋杀，以及对白俄罗斯压制示威的支持，都使得德国领导人们不得不对俄德关系作出冷峻重估。默克尔强烈谴责俄罗斯对纳瓦尔尼的暗杀企图并将他送至柏林接受治疗，还支持欧盟对俄罗斯高级官员实施的新制裁。但尽管如此，默克尔仍然顶住美国特朗普和拜登两任政府的压力，并未祭出杀手锏，即停止“北溪2号”（Nord Stream 2）管道工程，这项工程意在绕过乌克兰与波兰而直接将俄罗斯天然气输往德国。类似地，德国联邦议会中也开始有更多代表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但当德国在2020年下半年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时，默克尔仍然在大西洋两岸的喧嚣反对中力排众议，推动中欧投资协定通过。

比起中俄，更令默克尔痛苦万分的是应对特朗普治下对德国充满敌意的美国。当她还是一名东德年轻人时，默克尔曾向往一场美国之旅，1993年，她用一个月时间同日后的第二任丈夫前往加州旅行。担任总理后，她成为美德跨大西洋同盟关系的坚定拥护者，甚至发声支持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奥巴马第一次和默克尔会面时还仅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但随后也同她建立了真诚的亲近关系，后来也正是奥巴马敦促她竞选第四任期以便领导欧洲抵御特朗普的危险。特朗普则似乎对欧盟、德国和默克尔都怀有无穷的敌意。2017年5月，特朗普首次参加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会后默克尔在巴伐利亚的一处啤酒营地向竞选支持者发言称，“某种程度上，我们完全仰赖外国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2018年6月9日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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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拜登的当选，默克尔报之以热情（以及明显的宽慰感）。与默克尔在美德同盟重要性问题上志同道合的国防部长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持续推动提高国防开支提高并采取更积极的军事部署姿态，但同样不争的事实是，德国长期欠缺的军事开支已然损害了其安全防御能力，与默克尔在决定是否强硬抵制俄中两国时犹豫未决一样，德军的弱势也成为了欧洲和北约安全的薄弱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