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打黑刑警遭遇“刑讯逼供”

▲虞城县公安局一名副局长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认为即便其手下的刑警们涉嫌刑讯逼供，也该由检察院或者纪委调查，而不该由公安内部成立的专案组来查。（东方IC/图）

在办理一起涉黑案件时，因被指控涉嫌刑讯逼供，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多名老刑警声称，他们经历了一段非常遭遇：有人被刑拘关进了看守所，有人在接受调查时遭遇刑讯逼供，有人被网上通缉，有人被免职，有人试图自杀以证清白。

为了让这群老刑警承认刑讯逼供，部分警察展开调查，但也被指涉嫌刑讯逼供。

2016年10月13日，两名五大三粗的老警察在南方周末记者面前失声痛哭。

他们中，一个是现任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马琳，另一个是现任虞城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大队长马鹏飞。

让他们难以抑制情绪的，是一段过去五年多的非常遭遇。和他们一起经历这段遭遇的，还有现任虞城县公安局派出所民警张永健、虞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靳飞、虞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教导员刘斌等十多名警察。

事情，起源于他们办理的一起涉黑案件。

2008年9月11日，时任虞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刘斌和马琳，对一起涉黑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李某进行讯问。李某透露，该案的一名重要涉案人漏网，是因为事先有人通风报信。

二人赶紧追问。李某说出了一个让他们不敢记录的名字：通风报信的人是某市公安局一名高层。

同案的另一名涉案嫌疑人刘某，也在接受讯问时交代了类似信息。

负责记录的马琳有点犹豫，问话的刘斌也有点担心。两人一商量，决定请示当时的打黑专案组负责人刘玉舟。刘玉舟曾任商丘市虞城县公安局局长、梁园公安分局局长，当时职务是商丘市公安局打黑专案组负责人、副处级侦查员。

刘玉舟让马琳和刘斌如实记录。

“他说如果我们不如实记录，嫌疑人以后到检察院后再交代出来，我们就是渎职犯罪。”马琳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刘玉舟事后撰写的举报材料也称，2008年9月23日上午，他拿着讯问笔录与商丘市公安局一名当时指挥打黑的副局长，一起找到时任商丘市公安局局长许大刚，汇报发现公安内部多名高层警员与涉黑人员有染。许大刚要求销毁讯问笔录，将涉及内部人员的材料一律“净化掉”，不许移交检察院。刘玉舟没有同意。

2010年5月，商丘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以刘玉舟涉嫌窝藏、包庇罪将其刑拘。2011年11月，河南省叶县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刑讯逼供罪等六宗罪名判处刘玉舟有期徒刑17年，至今刘玉舟仍在服刑中。

就在刘玉舟被刑拘前后，这个专案组开始调查2008年参与这起涉黑案件侦破的其他警员们，指控他们在此案中涉嫌刑讯逼供。

“这个专案组认为，刘玉舟指使我们，为了诬告陷害局领导刑讯逼供李某、刘某等人，逼迫犯罪嫌疑人说是局领导给他们通风报信的。”曾任虞城县刑警大队副大队长的张永健说。

自此，数十名参与这起涉黑案件侦破的虞城县公安局警员，不断被新的专案组传讯问话，但警员们都自称没有对李某和刘某进行刑讯逼供，也没有人承认受到刘玉舟的指使，试图诬陷商丘市公安局高层。

2011年1月6日，时任虞城县公安局局长王雁冰通知时任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马琳、副大队长张永健、打黑中队教导员马鹏飞、刑警焦阳和魏万立去检察院自首承认刑讯逼供。当日下午，五名刑警着制服到河南省公安厅上访，自称因办理打黑案件涉及上级警员被打击报复。1月9日，五人到了公安部。

“担心给河南省造成不好的影响，我们去部里反映情况时没有穿制服，只带了警官证。”马琳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离开北京后，五人到了山东菏泽，开始写举报材料。寄出举报材料后，五人决定分散躲藏。2011年1月下旬，张永健在商丘市的躲藏处被抓获。

2016年10月14日，张永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此后一周他的遭遇，让他再也不想当刑警了。

“他们把我带到了临时关押点，要我按照他们要求的说，不按他们要求的说就打我。每次打我，就给我戴上头套，不让我看到究竟是谁打的。但是，他们怎么打我我都没承认自己刑讯逼供、陷害领导。”张永健说。

一周左右后，虞城县公安局副政委、纪委书记刘金林接到局长王雁冰的指示，到商丘市公安局接回张永健。

“见到张永健后，我问他有没有被打，他说没有。回到县局后，他说自己的胳膊不得劲。”10月18日，刘金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虞城县公安局一名副局长向记者回忆，对张永健被拉回县公安局的现场不太记得了，但对张永健的手伸不直印象很深，还让他去看医生做鉴定，“局里看到张永健受伤的人太多了，我只知道他受伤了，至于怎么伤的那得听他自己说”。

虞城县公安局机关的许多警察都看到了张永健当时的样子。一名时任虞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的警官向南方周末记者描述称，张永健被送回县公安局后，他赶到一楼看了，当时张脸肿着、头肿着，“局里很多同志看后都掉泪了”。商丘市公安系统一些人也都知道此事。

马鹏飞是在躲藏期间得知张永健被打的，“躲了一二十天，开始还能通过电话联系到张永健，后来突然联系不上他了，才知道张永健被抓住了”。

张永健则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有人传说他被送回虞城县公安局的时候是被抬下车的，并不准确。“我并不是被抬下车的，是自己走下车的。当时他们要扶我，我都没让他们扶。打是挨了，走路当时还是能走。”

张永健称，当时受的大多都是外伤，只有手腕因为两次被悬吊，有很长一段时间拿不住东西，曾担心残废。

刘玉舟的哥哥刘玉帆也声称，刘玉舟被刑拘后也遭到了办案人员的粗暴对待。并且，他因为他哥哥的原因也被抓了，殴打张永健的警察郭某、王某也打过他，而且殴打的程度更重。不过2016年10月17日，王某向南方周末记者称，他参与专案组办过该案，但没有殴打过张永健和刘玉帆。

不久，躲藏在外的靳飞、焦阳、魏万里等人相继回到虞城。因没有请假外出上访，张永健、马琳等被免去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职务。

2011年3月前后，张永健、靳飞、焦阳、魏万立等警察相继被刑拘，不久后被取保候审。

马琳是在躲藏了几个月后才回到虞城的。6月4日，被网上通缉的马琳选择了“投案自首”，“父母快八十了，家里乱成一锅粥”。

“他们要我承认，参与了殴打。我说没有，笔录都是实事求是记录的。他们说，你啥都不交代这能叫投案自首？你记的笔录，给领导添了大麻烦。”马琳称。

“我当时就不想活了，用头撞了审讯椅的棱角，撞了三次，最后他们打了急救中心的电话，我被送到医院缝了十多针。”

张永健、马琳、马鹏飞等数名警察均向南方周末记者反复强调，专案组要求他们指控是刘玉舟指使他们刑讯逼供刘某和李某，目的是为了陷害一名局领导与涉黑团伙有染。

马琳称，他在办案人员的软硬兼施下最后被迫承认参与了刑讯逼供，张永健也承认了。“他们当初打我，我都没承认，最后为了家里的老人孩子缴械了，但心里从来没有向他们投降。”张永健说。

虞城县公安局一名副局长向南方周末记者坦然承认，当时他没有站出来替手下的警员们主持公道。

这名副局长称，“我相信，他们在办案中可能有不规范的地方，但没有违法违纪行为。”此外，他认为即便其手下的刑警们涉嫌刑讯逼供，也该由检察院或者纪委调查，而不该由公安内部成立的专案组来查。

但多名受访警员表示，当时商丘市公安系统没有人质疑程序上的不合法。

“当时张永健被打，局里很多人都去现场看了，说给张永健拍一下伤，可都没有人敢去拿相机。”马鹏飞说。

私下里还是有人给张永健拍了照片，“有同事给我拍了照片，还用了标尺。后来，担心被知道保留了证据又被报复，我们几个一商量，把照片删了。”

马鹏飞、马琳等人称，此后数年他们都不敢议论此事，大多数时候见面也只是点个头，在电话里也不敢说这些事情。

2016年8月2日，河南省纪委发布消息，商丘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许大刚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得知消息，靳飞给张永健打电话告诉他，许大刚被抓了。张永健说，“我在电话里对靳飞说，你可不能在电话里这么说。靳飞说，这一回是真的。”

多名当事警察包括上述公安局领导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如果许大刚不落马，他们不可能接受采访，马琳回忆起当时的遭遇说，“快6年了，晚上经常做噩梦。”

“因为他们曾向上面反映过，也没有什么效果，后来也就都灰心了，没有再去反映。”上述副局长说。

让警察们有些尴尬的是，虞城县公安局曾因刑讯逼供被媒体曝过光。2012年1月11日，《南方都市报》曾以《被“告破”的命案》为题报道称：2009年10月21日，河南省虞城县发生一起抢劫命案。2010年1月3日，在河南省公安厅“命案必破”最后期限前，该案宣布告破。两名被指杀人的青年家属则称，当时的命案告破，只是警方在“命案必破”的压力下，刑讯逼供制造的一起假案。其中一名青年称自己遭到了虞城县办案人员的“六大酷刑”。

河南叶县检察院指控称，担任虞城县公安局局长期间的刘玉舟曾两次刑讯逼供嫌疑人，虽然刘玉舟辩称其没有参与刑讯逼供，作为局长仅负领导责任，但最终在刘玉舟的17年刑期中，有2年刑期是因为刑讯逼供罪判处的。

经虞城县公安局多名当地警员证实遭刑讯逼供的张永健，也承认曾在其他案件中在有一定证据的情况下打过犯罪嫌疑人，“比如在犯罪嫌疑人家里查到了赃物，他还不承认，你能不打他？”

2011年初，五名警察涉嫌刑讯逼供一案被移交到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检察院，当年11月17日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张永健、马琳身为司法人员，在工作中对犯罪嫌疑人使用肉刑逼取口供，其行为构成刑讯逼供罪，其实施的刑讯逼供行为，与其领导安排、指挥及自身立功心切的急功近利心理有一定关系，但能够主动投案自首可依法从轻，免予刑事处罚。

该局一名副局长介绍，张永健、马琳、马鹏飞、靳飞当时都是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都是很优秀的侦查员。他们表示，此次风波让他们“身心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1990年，张永健从开封警校毕业参警。因表现优秀，曾与一名副局长一起被送到沈阳警官学院脱产培训两年。

“当时，我对办案子非常有热情，还经常看看业务书。”遭遇风波前，张永健刚刚被提拔为实职副科。他说，“我当时对自己的规划是，将来去一个局干个副局长。”风波之后，他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

因未请假外出被处分，张永健被免掉了副大队长的职务，成为一名普通警察。恢复工作后，他请过一年多病假，后来主动申请去了一个偏远的农村派出所，“我儿子知道我以前是专门负责破案的，后来问我怎么要调到派出所去，我只好说派出所很好，可以给人办户口。”

“这事以后，我从来不上商丘市公安局的网站，不想看到许大刚等市局领导的照片。”张永健说。

张永健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并不想追究打他的警察的责任，但他被逼承认了没做过的事情，心里一直很委屈。

当时一起被免职的马琳，事发前先后五次立功，后来调入禁毒大队，成为一个普通警察。2015年，马琳再次被提拔担任禁毒大队副大队长，而一些和他差不多资历的警察职务早就比他高了。

马鹏飞，风波发生时任刑警大队四中队中队长，被撤职后也去了禁毒大队，表现突出，前不久被提拔为巡特警大队大队长。马鹏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虽然自己觉得是工作努力才被提拔的，但公安系统内部有人传，他们几个人后来又被提拔，是许大刚害怕他们继续去告状的安抚措施。

在看守所被刑拘过15天的靳飞，现在仍是刑警大队副大队长。他至今记得自己被讯问时对方的一句话，“就是造假材料也要把你们几个判刑”。后来，商丘市检察院没有同意批捕，靳飞回到刑警队继续当副大队长。

“这以后，办案我都不愿去看守所，不愿意去提人。一去看守所，就想起那十五天。”靳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