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峰会 | 罗家德：社会治理创新中，政府可以利用复杂系统进行管理

“邓巴圈，就是个人的人脉关系圈，包括人脉关系的网络规模，以及由不同的关系产生的不同的亲进性，通过精确的数据计算，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人的人脉网络和他的社会资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用一段浅显的语言解释了“邓巴圈”这个专业词汇。

12月20号，在清华礼堂举办的腾云智库创新峰会的最后环节，罗家德作为压轴嘉宾发表主题演讲，用 “烧脑”一词形容了这场思想盛宴。

演讲中，他围绕复杂思维及中国人的邓巴圈的观点分享也同样烧脑。

以下为罗家德演讲全文，经“腾云”整理。

相信今天大家在这样的思想盛宴中间都听到了一些烧脑的新名词，比如“连接进化”，比如“产业生态系统”，比如“小步快跑，试错迭代”，另外我们还不断的听到“社群”，以及如何形成“社群”。

这些概念我们要如何综合起来进行理解？首先我先讲几个我对信息社会中复杂社会现象的一些思考。

首先，提到创新，我们最喜欢谈的就是硅谷，但是大家都知道硅谷的很多创新都不是从它自身开始的，比如Facebook就是先从波士顿哈佛开始的。但是为什么Facebook却跑到了硅谷而且那么的成功？

自然界中物体的生长衰竭都有其自身规律，比如城市，在历史长河中起起落落，甚至有的城市比如底特律，跌落之后从此再也起不来了。但是为什么硅谷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可以不断创新、不断引领产业风潮？

很多学者都研究过其中的原因，比如有的学者认为是因为它的分散决策系统，有的认为硅谷本身就是一个高度的自我组织，其中是一个个高度连接的子系统，也有学者认为原因是在硅谷所连接的复杂网络中，即有“有点黏”又“不太黏”的小世界性质，又有权力“有些集中”又“不太集中”的网络特质。

以上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良好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如何构成的，这个社会治理带来了今天我们看到的高度强健的、能够不断创新的硅谷。今天林永青谈到了曼纽尔·卡斯特的网络社会三部曲，很多人称卡斯特是21世纪的马克思，因为马克思预测了工业社会的未来，而卡斯特预测了信息社会的未来。他的很多观念在当时很流行，比如当时有很多人说城市消灭了，卡斯特说不对，城市不但不会被消灭，而且未来会有巨型城市兴起，看看今天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一体化，我们正在经历走向巨型城市的过程；再比如很多人说互联网时代来了，代表着自由、平等和分享的时代也来了，但卡斯特说认同的力量会崛起，互联网中会布满各种圈子，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微信群、朋友圈，都是圈子；还有很多人说互联网时代无远弗届的传播会使全球化更加没有障碍，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却是，一个个小圈子扣着大圈子，大圈子最后竟然带来了文明的冲突，为什么？

因为很多预言家对信息社会的了解对都没有曼纽尔 卡斯特地道，卡斯特自己也说了，他的秘密武器就是他看到了我们今天所讲的“连接”。互联网就是一个社会网，当你幻想着72亿人在互联网世界中连成一张网的时候，试想这张网的网络结构是多么的复杂。卡斯特说经济始终来自于人性，当你用这种方法看待未来社会的时候，要想想人性在这张大网中要怎么表现，这就是卡斯特预言的来源。

今天有很多人会提到《失控》，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但是我读完了以后觉得翻译有点问题，“失控”不应该是失去控制，而是“超越控制”，不再是由上而下的控制控管，而是在控制之外。这样我们对整个复杂系统和复杂社会就有了另外一种治理手段，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就是“什么是复杂思维下的治理”。

凯文·凯利认为失控的主体是一个分散的、去中心化的多元力量，同时拥有多元决策，在其中每个子系统是互相连接的，它们拥有自治功能。这就需要思考在未来的复杂系统和复杂社会中，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治理思维？这里有很多故事可以说明，比如最近很红的脑神经网络的研究，阿尔法狗、人工智能等就是在模拟一个人的脑神经网络，而脑神经网络就是由一大堆的神经元和神经突触不断自组织而形成的一个系统。

 我们研究生态系统，研究生命的演化和生命的产生，研究互联网以及互联网的连接、电力网的连接、乃至工业物联网的连接，我们还喜欢讲智能化生产、工业4.0等等这些。而我要说明的是，这些背后都代表了一个共同的东西：“复杂”，所以我们要用复杂的思维来看待很多事情，那究竟什么是复杂的思维？这些年来我自己的个人研究也是不断的从这样的观点开始。

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涌现的现象。我们可以这样讲，它其实在复杂性思想下的一种治理，它应该注意的是部分与整体如何连接、如何布局，观察“势”的发展，这样就可以让大家看到它的趋势和走向发生在什么地方、多元的力量如何达成平衡。我们还要观察它是常态还是非常态、了解不同的力量之间不断出现的正负反馈、以及如何运用四两拨千斤的能力掌握这些正负反馈，学会用很小的力量撬动扩大性机制，并预测和掌握它的转折点。

我必须要说明的是，关于复杂思维的治理，中国人是很有自己的思想的，为什么？因为中国人一直很懂得阴阳动态平衡，比如要“因势利导”、审势度行”，不要“逆势而为”，并且非常了解复杂系统中“势”的转变，这个“势”不是孤单的，至少是两元的，阴阳的。我们要掌握这种“势”以及它的转折点，因为如果没有在拐点的时候因势力导，这个“势”可能就会失控，而这才是真正的失控。

失控的“势”就会撞墙，撞墙就会造成系统崩溃，而如果我们今天用了过强的力量去控制这个“势”，往往又会掩杀所有自主创新的能力，最后它的系统就会死机。而当我们察觉在“势”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系统已经进入“非常态”状态，我们宁可希望用一些破坏性创造的方法把原来的系统再踢一脚，也要让整个系统顺利的转型到一个新的系统中。

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一个要点就是要掌握这样一种复杂性思维的“势”以及它的转折点。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断强调创新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复杂系统，原因就是这些不断产生的小的子系统。这是一个自组织的过程，只有在自组织中间不断出现很多自我形成的小系统，我们才有可能让这些小系统在面对外界的变化的过程中，不断的自我适应、自我组织、自我调整、自我成长，最后找到自我创新之路。而在寻找自我创新之路的过程中，我们终于能看到，我们能够把这个创新做出良好的传播，然后使整个系统采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跟腾讯的合作中，第一个就是关系的研究，非常感谢腾讯跟我们的数据分享，让我们能够拿到大数据，继而能够做一个人的邓巴圈，也即一个人的人脉关系圈的研究。

邓巴是个来自西方的概念，它主要指一个人的熟人网络大概不能超过150人，但是一个人的人脉圈子，包括他认识的人所连结的网络却可能更多，在美国这个数字是600多人，这样的网络可以由最熟到最不熟分成五个层级。所以我们做邓巴圈的人脉网络的研究的时候，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它的网络规模，第二个就是不同的关系产生的不同的“亲近性”。大家可以看到，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关系十分重视，所以我们对邓巴圈子以及人情、关系、面子这些研究，都非常发达。

不同于西方的五层圈划分法，中国人把这种行为模式分成四个圈层，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跟腾讯大数据的，看到邓巴圈在中国是什么样的呈现。这个计算的过程大概可以这样理解，比如你在微信群中，有的朋友跟你有共同的群，有的朋友只是跟你互为好友，你与所有好友联系的频率和时间都有标准差，这些都可以形成一些指标，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指标来帮你分类出你的关系网，然后用这些数据得出这个人的人脉网络，接着我们可以计算个人的人脉，以及这些人脉拥有的社会地位，计算出他拥有的社会资源，这些就是他的社会资本。

根据个人的社会资本，我们可以预测他到底是不是容易借到钱，如果你今天有一大堆很好、很有资源的好朋友，大家当然很乐意借给你钱，因为你比较不容易逃离欠债。最后我们可以用这些数据做很多比较，包括中国人的人脉圈子时间前后的比较、中国和外国的比较，我们还可以用它来寻找能人，然后形成自组织。

我们做自组织研究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谈一下今天的政府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时候，应该如何从一个由上而下的控制者，到退居二线的、懂得复杂思维的治理者。我们做这个实验的时候设立了实验点，在跟当地政府取得良好关系后，我们一起对当地一些社区自组织进行了培育。

大家可以了解，这里面最核心的概念是什么？是创新。我们希望一个公司是有创新的，一个社会是有创新的，一个硅谷是有创新的，这些创新的核心都是来自我组织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能自我成长，自我适应，但它们不是自然产生的，政府以及外来的促生者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就是进入了这样的社群，我们不指望它成为一个创新社区，我们只希望在社区营造中，他们能用自己的能力解决社区内的自我问题。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原来是相对衰败的社区，但是由我和沈教授牵头，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团队，和大栅栏社区进行非常好的连接，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先了解这个生态，所以首先，我们做了很多的社会调查，然后我们把这些社会调查做成了数据库，其次我们要了解当地有多少能人，有多少自组织，最后我们会进行社区营造的培训班，我们希望能利用为公益创投的概念来找到这些自组织，而我们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培育他们。

同样的道理，一个有创新的组织、一个有创新的硅谷，也是在培育出这些自组织之后，才有自我演化和自我创新的能力。

一旦一个社区中有几个自组织形成了大树，这个社区就活了，它就是有这样自我适应的能力和自我适应的系统，而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实际就是想了解政府在提出社会治理创新时，如何从一线退到二线，继续利用复杂系统进行良好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