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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1993年“人文精神讨论”以来，“人文”概念就被广泛使用，不仅在学界，而且在社会诸多领域，“人文”都已经成为一个常用词，一个基础性的关键词。但是，另一方面，对于“人文”的含义，我们又往往是凭借一种直观的语感来理解的，对于这个重要的当代知识体系中的基本概念，实际上并未给予应有的理论辨析。
古汉语原有“人文”一词，《周易》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辞源》对“人文”的释义是“礼教文化”。明治维新后，日本学者借古汉语原有的“人文”一词将英语“humanism”意译为“人文主义”，被现代汉语采纳，成为汉语现代意义的“人文”一词的源头。但是，在汉语不同场合，“humanism”也译作“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例如，
朱光潜一般将“humanism”译作“人道主义”，同时也指出，就其“原始的也是较窄狭的涵义”来说，也可译“人文主义”。另外，就其“所表现的人为一切中心的精神”而言，“humanism”又可译“人本主义”。
类似的例子很多。显然，“humanism”的三种译法含义虽彼此交集，但各不相同。那么，“人文主义”区别于“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特殊内涵是什么？人文主义中的“人文”这种译法的历史依据是什么？1993年讨论的主题“人文精神”为什么不能替换成“人道精神”或“人本精神”？这些问题看似琐屑，其实涉及复杂的历史背景。因此，对“人文”的内涵进行深入的理论反思和剖析，需要在历史中追索，对概念进行词源学考察，并进行相关的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梳理。
我们知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是现代社会对人类知识和学术领域的分类。其中“人文科学”在国内学界有时也称作“人文学科”，两个称谓一般可互换使用。但在英语中，“the
humanities”
（译作“人文学科”）
与“human sciences”
（译作“人文科学”）
是两个概念，特别是“the humanities”作为学科有其历史经纬，在19世纪以前的西方学术史上，“the
humanities”有自身的特定含义，这种含义并非“human sciences”可以表达。
本文将指出，包含语法、修辞、诗学、历史和道德哲学这些科目的人文学科
（the humanities）
诞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早期，是西方思想史、学术史和教育史上十分独特的知识分类。正是这种特定意义的人文学科决定了早期人文主义或人文的含义。同时，人文学科的后续演变也内含着人文概念的变迁。
可以说，人文学科的历史为我们理解人文概念提供了一个框架，因此，追溯人文学科的历史就成为打开“人文”内涵的正确方式。
以下将分别论述。
西方意义上的人文学科
（the humanities）
产生于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与之相关的学术和教育科目，如语法、修辞、诗学等，则萌芽、成长于古希腊罗马时期，并辗转延续于中世纪。严格讲，文艺复兴之前相关各科目的发展变迁都只是西方意义上的人文学科的准备阶段，是它的前史。因此，本文将删繁就简，直接以人文学科的诞生为论述的起点，只在必要时再简略追溯前史阶段的情况。
（一）彼特拉克的奠基
意大利诗人兼学者彼特拉克
（1304—1374）
出生于佛罗伦萨，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个人文主义者，被称作“人文主义之父”，受到早期人文主义者——从薄伽丘
（1313—1375）
到阿格里科拉
（Rodolphus
Agricola,1444—1485）
——的推重。彼特拉克热爱古典文化，而异教时代的重要典籍当时多已散失，因此他致力于收集、整理、修复古代经典。“彼特拉克走遍西欧，在修道院和大教堂里寻找隐匿的手稿。他在阿维尼翁待了很长时间，当时这里是教皇驻跸之地
（1309—1377）
，是南北文化交汇场所。该城成为欧洲主要的知识中心之一，修道院和大教堂藏书室近在咫尺。”他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1333年在列日
（Liège）
搜寻到古罗马作家西塞罗的著名演讲《为阿奇亚辩护》
（Pro
Archia，公元前62年）
的抄本；他在语文学上的最重要工作是对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著作进行复原，当时影响广泛。需要说明的是，文艺复兴的知识基础是研读和阐发古典作家的著述，因此，专门从事校勘、复原古代典籍的语文学是当时最重要的学术领域。
1347—1353年间爆发的黑死病，又称“大瘟疫”，夺走了欧洲30%—60%人口的生命，是彼特拉克遭遇的一场历史性灾变。薄伽丘在大瘟疫后期创作的《十日谈》对其惨烈情形有过许多描写。无先兆的持续的大面积死亡，颠覆了正常生活，中世纪晚期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基督教信仰亦发生动摇。在正常生活中构成生命支撑的制度、习俗、观念不能不分崩离析，人们直面死亡，生命意识凸显的同时，无力感、孤独感、绝望感倍增。1348年，彼特拉克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对于人来说，没有什么是安宁的，没有什么是安稳的，没有什么是安全的。这是命运的横暴。这是死神的陷阱。这是稍纵即逝的人世间的魔咒。我们四面受困，苦痛不堪。
虽然正值中世纪晚期，但彼特拉克表达的已经是一种类似于“现代性”的体验：一切都是“短暂、易逝、偶然”，“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研究者指出：“彼特拉克必须承受的两种最强烈的情绪是悲伤和恐惧：为死去的友朋感到悲伤，为自己及那些还活着的人们感到恐惧。彼特拉克通过研究古人而发现的治愈力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要从这两种情感的角度来理解。
彼特拉克对那些后来被称作‘人文学科’
（the
humanities）
的研究的贡献与死亡问题息息相关。
”于是，彼特拉克回归古典时代，向古罗马经典，向那些古典人物汲取精神力量。他在另一封信中说：
没有什么能像那些著名人物的范例那样打动我了。因为它帮助灵魂升华，检验灵魂在逆境中是否坚实、高尚、不可征服和牢不可破，或者它是否在自欺欺人。除非通过经验——这是生活最可靠的导师，当然没有比将我的灵魂与那些它最希望与之相似的人物进行比较更好的方式了。
回归古典，搜求、校勘、研读和阐发古典文献，“通过研究他人的生活，特别是古罗马人的生活，来形成、塑造、锻铸内在自我的理想”，以古典理想替代经院主义的基督教神学，这是彼特拉克开辟的道路，由此引领了几代人文主义者，最终创立了“人文学科”。
所以，在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意义上，可以说彼特拉克标志着中世纪的终结。
（二）“studia humanitatis”的重建
彼特拉克开创性地研读阐发古代经典，以塑造自身的品格，但他并没有为这一新的学术实践命名。他的追随者萨卢塔蒂
（Coluccio
Salutati，1331—1406）
是一位长期担任佛罗伦萨执政官的学者和政治家，1369年他从西塞罗的《为阿奇亚辩护》中选取了“studia
humanitatis”这个短语，重新启用，以宽泛地指代古典文化的造诣。他的学生布鲁尼
（Leonardo
Bruni，1370—1444）
也是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和政治家，15世纪20年代他将“studia humanitatis”界定为一套教育方案。
西塞罗的概念“studia humanitatis”本意为“关于人道的学问”
（the
studies of humanity）
，与另一概念“artes liberales”
（“自由技艺”）
同义。
所谓“自由技艺”是指适合于罗马自由民的教育，区别于作为职业教育的机械技艺，如农艺、制衣、冶金、烹饪、商贸等。“studia
humanitatis”或“自由技艺”包括诗歌、文学、几何、音乐、辩证法、自然科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等科目，可以培养罗马自由民的“人道品质”
（humanitas）
，在西塞罗看来，“humanitas是兼具道德和智力的美德”。
在西塞罗之后，古罗马作家像维特鲁威、塞内卡、昆体良等也都提出过各自版本的“自由技艺”的科目，尽管在细节上存在分歧，但都是一种综合性的教育方案。
向前追溯，这些科目大多创立于古希腊，并且到希腊化时期
（公元前323—31年）
已形成“一套通用的教育课程”，称为“enkyklios
paideia”，相当于现代所谓“通识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同时也是英文“encyclopedia”
（
百科全书）
的词源。向后延伸，
这些科目在中世纪萎缩成所谓“自由七艺”
（the
seven liberal arts）
，包括作为“语词技艺”的“三艺”
（trivium）
，即语法、修辞和辩证法，以及作为“数学技艺”的“四艺”
（quadrivium）
，即音乐、算术、几何和天文学。
这里的辩证法是西方的传统含义，指辩论的逻辑和方法；而把音乐作为数学科目则是西方历史上的悠久传统，因为人们认为“音乐是一门研究数与音之关系的学科”。在中世纪的精英教育中，“自由七艺”囊括了除神学知识以外的全部世俗知识，古希腊罗马的知识遗产只得到了很有限的传承。
从古代的“studia humanitatis”到中世纪的“自由七艺”，按照后来的知识分类，都综合了文、理科目，从而迥异于文艺复兴早期重新界定的“studia
humanitatis”。例如，在布鲁尼看来，“studia humanitatis构成了一套专门的、以文学为主的课程；其中没有逻辑、数学、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的位置。正是以这种形式，人文学科
（the
humanities）
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认可和界定”。需要说明的是，文艺复兴早期的“studia humanitatis”以文学为主，由多个科目组成，按照后来的研究者归纳，包括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
这个重新界定的“studia
humanitatis”明确排除了数学和自然科学，使西塞罗原本包含文、理科目的旧的“studia humanitatis”在内容上发生了明显的窄化。
新的“studia humanitatis”由此诞生，它借用西塞罗的旧名称，赋予新内涵，成为“‘古典教育’的同义词，即研习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语言和文化”。这个重建的“studia
humanitatis”概念先被译成法文“les humanités”，18世纪由法文译成英文“the
humanities”，即人文学科。
文理分途或“studia humanitatis”内涵的窄化，体现了古今意识的一大变迁：在古代，人与自然是统一体，西塞罗说：“人类生来就是为了沉思和效法宇宙；他决不是完美的，但他是完美者的一小部分”。对于古人来说，个人是理性、永恒、和谐的宇宙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人与宇宙的统一，部分对整体的参与，在所有‘自由技艺’
（liberal
arts）
的统一性中，在所有适合自由人的学科的统一性中，找到了其心智的对应物”。古代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对宇宙的沉思和效法，就是人与宇宙的统一。但是，
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来说，个体离开了外间世界，回到了自我，“个体成为了整体”。古老的统一性解体了，因此，人性的培养就只是个体、自我、心灵的陶冶和提升。
我们知道，欧洲历史分期中有所谓“早期现代”
（early
modern）
，大体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末。作为早期现代的一种教育和学术实践，人文学科在意大利诞生后就向整个欧洲传播，例如1456年进入海德堡大学，1462年进入莱比锡大学，15世纪末“在整个欧洲的大学课程中得以确立”。但只是到16世纪晚期，“人文学科才得到充分发展”。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故乡，佛罗伦萨也可以说是这一阶段世界史的一个起点。文艺复兴“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是佛罗伦萨人，萨卢塔蒂、布鲁尼、达·芬奇、马基雅维利，直到伽利略，都是佛罗伦萨人。特定的历史机缘使这里成为人才和知识的汇聚之地。人文学科诞生在佛罗伦萨并非偶然。
（三）“人文”的含义
随着人文学科的诞生，一个新造的拉丁文词“humanista”——更常用的是意大利文“umanista”，即“人文主义者”，在15世纪出现，“用来称谓新的人文学科的教师”。这个词是后来西方诸语言中的“人文主义者”的源头。而且“人文主义”也是从该词派生出来的，只是时间要晚得多，直到1808年德国教育理论家尼特哈默尔
（F.J.Niethammer）
才第一次使用“Humanismus”
（
人文主义）
一词，“用于指文艺复兴对古典学术和古典教育的强调”。
可以说，“人文主义”尽管是晚出的概念，但它的本义正是前述人文学科所包含的主张：通过研读和阐发古代经典，培养和塑造合乎“人道”的理想品格。需要强调的是，古代经典的研习，包括古典拉丁文的熟练掌握，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不可或缺的内涵。因此，像马基雅维利
（1469—1527）
主要用意大利方言而非古典拉丁文写作，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在当时居然“不被看作‘人文主义者’”。
这种对特定的“文”的倚重和强调，是文艺复兴时期的“humanism”的重要特征。因此“人文主义”可以说是一种相当准确和传神的译名，这种译法有着扎实的思想史和学术史依据。
至于“人文”，应该说是“人文主义”的某种简写，但在1993年的“人文精神讨论”中，它所表达的已经是“人文主义”原义的一种引申义，即倡导一种以文学等文化形式为载体的理想和价值。
例如，在“人文精神讨论”的开篇之作中，讨论的主要发起人王晓明就把“文学的危机”作为讨论的起点：“今天，文学的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由于文学是人文精神的具体表现，因此，“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这是有洞察力的判断。作者指出了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关联，只是未能在理论上展开和深化。尽管如此，讨论所针对的问题是明确的，这就是1992年后急剧的市场化改革。
面对市场化改革中“物欲”的挤压，倡导和维护“人文精神”是文学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
由于特定的“文”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着崇高而特殊的位置，因此这里的“人文”显然不能替换成“人道”或“人本”。
反过来，也是如此。“人文精神”对应的英文是“humanism”或“humanistic
spirit”。而围绕“humanism”，1993年之前还有一场规模更大的论辩，即1979—1983年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由于涉及对“人文”含义的理解，有必要略做回顾。
这场讨论的起点是前引朱光潜文章《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
（1979）
，讨论的背景则是此前几十年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对广大人群的伤害。因此，这里的“人道主义”既是一种哲学和社会理论，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对过去历史的反省、声讨和悲悯。一方面，很多作者采用“人→异化→人性的复归”这一历史解释模型，使其立场更倾向人本主义的理念；另一方面，
这场讨论大体与新时期初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同步，具有伦理关怀和情感释放的作用，包含“humanitarianism”的性质。“humanitarianism”也译“人道主义”，主要指面对不同的人一视同仁地给予同情和怜悯，包括对不幸和灾难中的人施以仁爱和救助。
这场讨论结束时，胡乔木的长文《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指出，人道主义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刚好对应于前述两方面的区分。由于包含较多“humanitarianism”的成分，因此这场讨论中的“人道主义”概念显然既区别于“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同样也不能替换为“人本主义”。
因此，简要地说，人文精神概念源自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源自人文学科，而人文学科的内涵也在发生变迁。
（一）从古典主义到民族主义
如前所述，从文艺复兴开始，人文学科就成为“古典教育”的同义词。同时，以文艺复兴为起点，西方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古典主义时期，包括学术文化领域，都要以“古典”——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为圭臬。
以文学研究为例。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提出：“悲剧是对一个完整划一，且具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一个完整的事物由起始、中段和结尾组成。”这个“行动的完整性”被16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扩展为“时间、地点、行动的统一性”：故事不超过一昼夜，发生在同一地点，保持单一情节，这就是所谓“三一律”，又称“Aristotelian
unities”
（亚
里士多德统一性）
。“三一律”在西欧产生了长久影响，尤其是在17世纪的法国，强调理性和秩序的古典趣味同绝对君主制的威权政治及其文化风尚相吻合，使得“三一律”盛极一时，不容违犯。甚至高乃依的《熙德》
（1637）
这部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经典之作，也因为“没有严格遵守‘三一律’而受到责难”，法兰西学士院
（L’Académie française）
为此专门刊印小册子给予批评。
古典主义可以说是早期人文主义的体制化。它成为标准和尺度，“所有人文活动，从历史学到音乐学，都是按照古典的范型铸造的”。
人文学科的内在精神原本是对经院主义神学的反叛，但随着早期现代的展开——从大航海、跨洋贸易到科学革命和各民族语言的兴起，古典主义又成为新的藩篱和桎梏。于是，厚今派
（Modernes）
与崇古派
（Anciens）
之间的“古今之争”打开了新的一页。
“古今之争”分两个阶段，从17世纪末持续到18世纪初。大约1680年，厚今派作家用法语而非拉丁语撰写凡尔赛宫纪念性建筑的铭文和油画作品的题签，民族语言与古典语言的冲突引发了争论。厚今派以夏尔·贝洛
（Charles
Perrault，1628—1703）
为主将，赢得了大多数舆论的支持。崇古派以布瓦洛
（1636—1711）
为代表，这位“三一律”的总结者，在创作中一向主张“遵循理性”和“模仿古人”，原本就是法国古典主义的理论教父。论争的问题表面看大多是肤浅、琐屑的，但其背后的涵义严肃而深刻：是继续效法古人，以古御今，还是厚今薄古，面向未来。因此，厚今派的胜出体现的是历史的意志，它标志着古典主义圭臬的动摇，预示着新时代的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