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西樵山人等，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官授工部主事。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后为保皇派首领。书法取法《石门铭》《爨龙颜》，参以《经石峪》《金刚经》《云峰山石刻》等。论书提倡“尊魏卑唐”和“尊碑抑帖”学说，所著《广艺舟双楫》是继阮元、包世臣之后，从理论上全面系统总结碑学的一部著作，大力推崇汉魏六朝碑学，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深远影响。
康有为的碑学创作
康有为以复古为创新，独尊魏碑而自创新格。
如果说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等碑派书法是秦汉“古意”追寻的话，康有为则是借北魏托古改制寻求个体风格的大师。
其艺术成就在于独创“康体”。
“康体”博大深郁，新理异态，具有礼乐之美的精神内涵，为其人格之写照。
关于“康体”的形成，《海藏书法抉微》称“南海之书，得之陈搏”。
商承祚则认为出于《唐碑千秋亭记》。
《霎岳楼笔淡》“南海书结想在六朝中，脱化成一面目，大抵主于《石门铭》而以《经石峪》《六十人造像》及《云峰山石刻》诸种参之”。
沙孟海认为出于《石门铭》《经石峪》《六十人造像》及云峰山石种，时取法邓石如、张裕钊，伊秉绶诸家。
叶昌炽云，大小二篆生八分，分书生隶，今之所谓楷书，古人谓之隶书也。
两晋六朝，由分变隶之时。
北之郛休，南之谷朗，波磔遒敛，已骎骎入隶室。
北朝碑正书者，无不兼带分书笔法，盖变之未尽。
”康有为对于六朝碑刻的取法与缘督庐主人相同：
吾爱古碑，莫如《谷朗》《郛休》《爨宝子》《枳阳府君》《灵庙碑》《鞠彦云》，以其由隶变楷，足考源流也。
爱精丽之碑，莫若《爨龙颜》《灵庙碑阴》《晖福寺》《石门铭》《郑文公》《张猛龙》，以其为隶楷之极则也。
康氏看重的是堪考源流的隶楷之变的用笔法则，而以上诸碑，波磔向背仍然保留汉人遗法，可以考证古人用笔法则。
细考康氏书迹，往往会发现其取法诸碑之痕迹。
其《翻刊书镜题辞》曰：
“或誉我书类扬风，或称我书比长史。
自我仙才自不法，散僧入圣亦何似。
沈子培尚书皆吾书于张长史，宋芝栋侍御谓吾似杨少师”。
由此可以看出时人对康氏的评价和康氏的自许。
康氏对“康体”的诠释是：
集南帖北碑之大成，更合篆隶钟鼎一炉而冶之。
萧娴喻其书具有“重、拙、大”三美，赏其书如登南京灵谷塔“眼前十里深松，海声浩荡：
青山如壁，横插半空：
随处都有着六朝遗迹，势有一种虎踞龙盘之气。
”（萧娴《康有为的书法和书论》）马国权在《康有为书法试评》中谓其书法成功除去执笔基本上是按照他的书学理论去摸索，而且其诗北碑南帖谁兼之，更铸周秦孕汉碑。
昧昧千秋谁作者，小生有意在于斯。
“不仅可以看到他取精用宏和渊源所自：
而且也启发启示了我们，要求书法的变化创新。
”（马国权《康有为书法试评））“康体”裁铸古今，创为一体，新理异态，能移人情，是其主体人格精神完美的体现。
一、书法分期
康有为是在碑学兴盛的背景下开始接受传统书法教育的。
自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祖父康赞修教其书法日课，至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撰写《广艺舟双楫》前，为康有为书学的启蒙期。
祖父康赞修为其书法启蒙老师。
康有为十ー岁丧父，乃随时任教谕的祖父就学于连州官含，含怕 袴 枣，暇辄弄笔。
临习《乐毅论》、欧阳询、赵孟頫，课之颇严。
但家无佳拓，久之不能工。
可以想象，在以书取士的年代，很难说康氏屡试不售的真正原因是“性不好八股”。
年十九乡试不售，恨学业无成，始从朱次琦学习执笔。
又转益于陈兰甫，进而临写《圭峰》《 虞 恭公》《玄秘塔》《颜家庙》诸碑，乃少解结构。
同时涉猎《书谱》《阁帖》、张芝、索靖、皇象章草。
但流观诸帖，又隳苏、米窝臼中。
于是，矫以《宣示》《戎辂》《直荐季》诸帖，以取其拙厚。
其间，还用力说文，兼作篆隶朱次琦还指出篆书应学习邓石如，为康氏接受碑学作了必要的积累。
光绪五年（一八七九）二十二岁的康有为由张鼎华获得“帖尽翻刻、不如学碑”的碑学启蒙。
光绪八年五月（一八八二）科考失利，即是他书法生涯的第一次重大专折。
虽然塞翁失马，却不仅借此遍揽京师文物胜迹，还购卖了邓石如书迹、碑刻数百本，境界大开，从容玩索，下笔颇远于俗，于是翻然知帖学之非。
返乡途中游历了扬州、镇江，观焦山《瘗鹤铭》石刻，摩挲醉心；
《陶陵鼎》上的篆书，令其心酷爱之。
由观摹 搨 本到抚摩实物，讲金石之学，书法观念开始了由帖学向碑学的转换。
篆书《挽同邑崔编修舜球诗横幅》取法邓石如，康有为二十九岁（一八八六年）时为悼念同乡崔舜球（字德雄、号 夔 典）编修所作，是目前所见康氏最早之篆书。
康氏在光绪八年（一八八二）翻然知帖学之非，书法观念实现由帖入碑的转变后，一段时间内专写邓石如篆书，后来认为难以超越，于是便数年弃笔不作。
近乃始有悟入处，但以《石鼓》为大宗，钟鼎辅之。
《琅琊》为小宗，西汉分辅之。
驰思于万物之表，结体于
八分以上。
合篆、隶陶铸为之，奇态异变，杂沓笔端。
《广艺舟双楫》撰写始于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冬，由此作隶笔为篆的用笔特征看，当时上述所谓悟入之时，但未臻成熟。
康氏崇魏碑以改制，平生绝少作篆，虽然在其卅年后作跋时竟叹不复自识也，抛之若古人，但此作也足证于篆书所下之功夫。
同时需要注目的还有此作的行书落款，人云康书亦出自《六十人造像》，尝遍考其迹而不得，今见是作行草长款，时间当在《广
艺舟双楫》前后，为其由帖而碑转化之早期。
诚如《广艺舟双楫》所言吾为《郑文公》而人以为似吴兴，吾作魏隋人书，乃反似《九成》《皇甫》《樊府君》，人亦以为学唐人碑耳。
亦欲变而不知其变者。
言康氏受六十人造像》影响即在其碑帖转变而未定型。
《我史》载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康有为重游广西，越明年二月于桂林成立圣学会。
期间康有为在广西时应弟子龙泽厚之请，为其父龙朝言作的《清故诰授奉政大夫五品衔山西崞县知县前翰林庶吉士龙君墓志铭》，乃其早期楷书，属帖学传统时期风格。
将此作与小楷《殿试状》同观，似受《九成宫》《开成石经》影响更为明显，属干禄之体，并无特色可言。
自光绪十四年（一八八九）撰成《广艺舟双楫》，至宣统元年（一九 O 九）作行草《乙酉腊感怀写寄宪庵弟诗札》，为康有为书学历程中碑帖转换的第二个阶段。
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五月康有为再度人京应试，结识了改变他人生的另一位关键性人物沈曾植（字子培）。
一八八八年，当他因上书失败陷入孤寂苦闷，便是在沈曾植这位厥友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的劝慰下捐弃其故，洗心藏密，致力于碑刻研究的。
换句话说，假使没有沈曾植，康有为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怕是一定要改写的。
这期间他与沈子培、黄仲弢等日夕过从，析碑写字，相与抵掌论学。
《广艺舟双楫．取隋》
记录了他们鉴定《苏慈碑》的情形。
由是乃知隶楷变化之由，派别分合之故，世代迁流之异，在其书法创作上真正实现帖碑转化的过程中，沈增植带给他启发多。
沈氏早年师帖，兼取法《二爨）、汉碑，用笔服膺包世臣，转折多用方笔。
康氏以朱九江法执笔，取法《瘗鹤铭》《石门铭》《郑文公》等，转折多用圆笔。
此实则沈康二人笔法的根本差异，从他们《临爨龙颜碑》遗墨可以看出，由于笔法的不同即便是临摹同一碑刻其风格也差异很大。
笔法的体悟是康氏创作上实现碑帖转化的根本标志。
还有黄仲弢也是对康氏起过关键作用的人物。
他不仅介绍与沈曾植相识，在其上书其间积极为其奔走，还给他引荐盛昱、潘祖荫等京城大臧家，盛氏“频馆其家”，令康有为尽观金石鼎彝之藏，大开眼界。
篆书《素洞题字》取法邓石如“洞”字本《石鼓》，署款体势、结字略具《石门铭》意趣，与篆书《挽崔编修舜球诗横幅》相比，此作篆势婉劲，题款风格更为成熟。
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开万木草堂讲学，宣传唯新，培养人才。
并选任等子助篡《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变法打造理论工具。
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七月给事中余联沅弹 劾 康氏“惑世诬民”，请焚《新学伪经考》，并禁粤士从学。
经沈曾植、盛
伯熙、黄仲弢等极力弃走救助方幸免于难，但清廷仍下令将《新学伪经考》自行毁版， 粵 城滂不可闻。
遭此打击康氏于十一月应弟子龙泽厚之邀赴桂林避居讲学，并借机成立圣学会，创办《广仁报》，开设广仁学堂，使维新思想得以在广西传播。
叠彩山景风阁下康有为题写的康岩、素洞刻石，即其讲学时的遗踪，行草《夜灯独秀峰作诗轴》为康氏“戊戌”前遗墨，虽然结字受《瘗鹤铭》《石门铭》影响，受用涨墨技法，
气息浑厚，但总体上仍然具有明显帖意，为其碑帖的转变。
一九〇七年，英人斯坦因于敦煌拙获大量汉代简牍，并于藏经洞掠去大批隋唐写经。
两年后，日本大谷考察队又在新疆罗布泊发现《李柏文书》等残纸、木简。
由此古人数千年笔法尽显天下，也给书法研究、创作带来空前的影响。
一九一一年五月，康氏于日本须磨跋梁启超藏《敦煌石室唐人写经》，叹其逋峭尚存北齐笔意，震动极大。
北宋黄伯思曾以政和初人于陕西发地得一瓮，皆汉时讨羌戎驰檄文书。
体皆章草，遂悟传之所谓章草上章用之，不因章帝好之因谓章草。
面对唐人真迹，比对屡经翻刻而失其真的唐碑，康氏颇有感悟。
一九一二年四月所书《临米海岳天马赋手卷》是康氏反观传统、陶铸碑帖的佐证。
此作以碑派笔法临帖，去掉了帖学的纤浓华滋，代之以碑派的瘦
硬通神，是碑学意义上对帖学的改造。
行草《须磨致伍宪子书札》意态宕逸，杂有章草，风格与米芾《临颜真卿刘中使帖》同样具有魏晋残纸之草隶笔意。
这一时期，康有为在理论上开始反思一往崇碑抑帖之偏激，主张体兼碑帖，书法观念进一步转向兼容并取。
民国元年康有为居日本须磨双涛园时，其弟子潘若海来访，纵谈弥月，日相唱和，康氏有多幅书作相赠，从中可以看出其风格正处于转变之中。
行书《赠若海民部老弟七言联》与同期《冷香残雪外画谱水仙迟五言联》，用笔看上去有张裕钊的某些北碑特征，却更多透露出其早年颜真卿、柳公权等唐楷名家的家底。
这是康氏书法的根基，在其行草作品中更可以看出类似倾向。
碑派名家如伊秉绶、何绍基、赵之谦等，亦多是以颜为本而变化气质，形成自家面目的，康有为更在其渊薮。
他奉颜鲁公为二千年来最善学右军者，即指用笔而言。
另外“康体”的颜体元素还在于其他取法《瘗鹤铭》，而鲁公结字、体势亦往往出于齐碑，指康为颜，此亦原因。
一九一六年行书《登泰山绝顶诗轴》，至一九二O 年行草《赠公武弟游存庐落成诗轴》，是康有为书法入古出新的阶段。
一九一四年，罗振玉、王国维合著的《流沙坠简》出版，引起中国学术界巨大震，同时给书法艺术带来新的契机。
郑孝胥则称由是汉人隶法之秘，尽泄于世，不复受墨本之蔽。
其隶书则得汉简犹多。
沈曾植以为内府收王 珣 《伯远帖》墨迹，隶笔分情剧可与流沙简书相证发。
且很快将汉人的简犊笔法移稼于章草创作，遂开碑帖结合的章草一宗。
沈氏与康氏“隶笔分情”“分笔作草”竟若一辙。
康有为后来在《跋广武将军碑》
有言：
“惟碑为符秦建元四年，去王右军兰亭仅十二年，故字多隶体，实开灵庙碑之先，渊茂且过之。
与好大王碑并驻争先。
此榻有碑额碑阴，尤为完美。
字似流沙坠简，古逸至矣。
”此碑与敦煌隶书比对，其结字用笔，无不宛似。
据此可言，考古新材料对康氏确实是产生了影响：
一是促使观念转变，他据以新材料反观既往，书法立场由尊碑抑帖变为碑帖兼融，客观上导致了清代碑学的终结；
二是艺术自觉，创作取法新的古人墨迹材料以碑帖融洽，促使艺术多元化风气的形成。
所谓帖非指传统意义上的“帖学”，而是“欲书先引八分、章草于隶字中，发人意气”，相对于铭石书而言的简牍、写经这些可以洞悉古人笔法精髓的新的墨迹材料。
康有为还嗜古成癖。
早年著《广艺舟双楫》时，曾遍观京师之藏，并收集了大量古代碑刻书迹，为其实现由帖学向碑学观念转变作了充分的积累。
后来开万木草堂颇建书藏。
流亡海外期间，康氏旧嗜难改，虽生活颠沛而不忘收集各国文物。
适清宫文物散出，加之遗老们困于生计不断割爱旧藏，他与沈曾植、缪荃孙等人乐此不疲。
所藏历代书画、碑帖、图籍等各色文物，数量可观。
除《万木草堂藏画目》所载，传世的碑刻法帖书迹图画时见康氏题跋。
其博见精鉴，与古为徒，自然使康氏书法内涵深沉。
他曾在上海游存庐、青岛天游园开文物展。
供人参观，首开近代文博风气。
徐悲鸡、刘海粟、王遽常等人都是其受益者。
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八月，年届六旬的康有为登上泰山，过经石峪，观摩《金刚经》石刻，登日观峰题字。
《金刚经》带给康氏最大变化体现于其风格形成的行书《登泰山绝顶诗轴》。
如果说此前康氏的所有探索都是量的积累，那么此作的出现则是其质的改变。
换言之，行书《登泰山绝项诗轴》是“康体”成熟的标志。
同年九月，康有为再游焦山。
《瘗鹤铭》最早著录于北宋欧阳修《集古录》，往往只得其数字。
《瘗鹤铭》用笔隐通篆意，与郑道昭若合一契，突出影响着他五十九岁至六十岁之间的创作。
行书《赠 翰 臣仁兄七言联》，行书《写生入神横幅》、行书《风霜谊愈笃；
金石刻能为五言联》等作品，结体外拓内敛，貌似颜体，实为《瘗鹤铭》九一六年十二月作《祭潘若海文》、行草《丁已二月跋戊戌轮舟中与徐勤书》、行草《丁已五月纪事诗七章手卷》等，朴茂古厚，笔墨浑穆，主要由《灵庙碑阴》中来，康氏行草得此其意法尤多。
《石门铭》为康体之本，其无论取法何碑以变其面目，总是契合王远，相互生发，且尤于小行草书中探其渊源。
一九一七年的擘窠大字《（袁督师庙横额》，取法《石门铭》《经石峪》宽博简穆，隶笔分情，笔简意远。
一九一七年因张勋复辟避幽的“美森院”，是“康体”的摇篮。
康有为在半年时间内潜心临池，创作了大量力作。
这一时期所书《临爨龙颜碑》《临魏元君墓志》既是他“师古”的例证，也是他变化行迹入古出新的依据，也是“康体”正书风格形成的关键。
康有为五十九岁至六十岁初作《旧拓瘗鹤铭跋》谓：
“溯自晋唐以降，楷书之传世者不啻汗牛充栋。
但大字之妙，莫过于瘗鹤铭。
因其魄力雄伟，如龙奔江海，虎震山岳。
历代书家之临此者，惟东坡得其神，山谷得其形，此不足道也。
”行书《赠翰臣仁兄七言联》取法《瘗鹤铭》。
其重要意义在于此联的题款论书：
“自宋后千年皆帖学，至近百年始讲北碑。
然张廉卿集北碑之大成，邓完白写南碑汉隶而无帖，包慎伯全南帖而无碑，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治之载。
鄙人不敏，欲兼之”。
同时，他还指出张裕钊、邓石如、包世臣几位碑派名家或是有碑而无帖，或是多帖而少碑，均属“偏擅”。
而其本人则欲碑帖兼融，陶冶篆隶，并独创“千年来
未有之体”。
杨守敬《学书迩言 · 评碑》：
“云峰郑道昭诸碑，遒劲奇伟，与南朝瘗鹤铭，异曲同工。
”视其用笔方圆并重，虽亦取诸《云峰》，但用笔不类。
而结字内敛外拓，横画舒长顿笔，“侍”字 趯 笔顿锋带过而不上挑，钧为《瘗鹤铭》典型特征。
“石” “月” “相”字法尤为切近。
《广艺舟双楫·余论》则称鲁公书如《宋开府碑》之高浑绝俗，（八关斋）之气体雍容，昔人以为似《瘗鹤铭》者，诚为绝作。
颜真卿亦曾汲取《瘗鹤铭》，所以“青”“ 蒨 ”二字也貌似鲁公：
“侍”“竹”二字又形同张裕钊，实是《瘗鹤铭》。
整体风格未尽同一，谓为晚年显然不妥。
此年康氏再登焦山其间为海上“愚园”主人富商甘 翰 臣题所藏石涛《余杭山色图》，此联当为同时之作，脉路清晰，定在六十岁之前所作可谓不谬。
而且，所用印章亦为六十岁前常用印。
与《郑文公）比，《瘗鹤铭》“妍态多而古法少”，康氏六十以后的主要取法《经石峪》《爨龙颜》《石门铭》《云峰刻石》诸碑，逐渐蜕去带有颜体意味的《瘗鹤铭》之影响。
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康有为沈与增植赴京参与“张勋复辟”，旋即失败，乃与沈曾植一同避入美国使馆去寻求底护。
与康氏《美森院中作》内容相同的作品，笔者共见到不止十件，分别写给吴昌硕、犬养毅、康同壁、蓝公武等亲朋故旧。
行书《丁已六月避地美森院作诗轴》受《瘗鹤铭》《石门铭》影响，加之康氏此情此景，整幅作品呈现出一种孤寂与清冷的格调。
诗云“庭萌南柯方梦觉，几摊大藏读楞伽。
吾生自有安心法。
所遇皆欣即是家。
”这种独特风格在康氏书作中比较易于辨识，因谓之“美森院体”。
康有为的篆书作品罕见。
一九一八篆书《严公神道碑额》（见王家葵《近代书林品藻录》），乃康氏为陕西藏书家严遨所作。
康氏早年用力《说文》，尝作篆隶，于《石鼓文》《琅哪台》《峄山碑》、李阳冰用力甚深，后又于邓石如领悟笔法，认为完白山人之得处在于隶笔为篆，以为邓氏篆法之揭秘，而其倡导的碑学北碑外独有汉篆，在于汉某体备方圆，与他主张的八分笔法相合。
分笔作草，体兼篆隶，篆法为其主要笔法元素，此作有《开母庙石阙》意趣，章法类似。
茂密浑劲，与其理论相合。
自一九二二年行楷《鲍照飞白书势铭八屏 》， 至一九二七年草书《上溥仪谢思摺》，为康有为书学碑帖融洽的成熟时期。
康有为论书最重“本汉”，好言隶意分笔，认为书法盛极于汉末，朴质高韵，新意异态，诡形殊制，融为一炉，故绝于后世。
南北朝碑皆有汉分意，颜真卿、杨凝式以汉分入草，殊形异态：
甚至王 義 之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也是取法汉人。
康氏晚年篆韵隶意草情冶于一炉，碑帖融洽，创作了许多精篇佳作 。
《广艺舟双楫》谓作榜书“多参康笔，亦复高绝”，至其晚岁，归罗万有，意象深沉，“每作一字用须数种意”，能移人情，乃为书之至极。
这一点，康氏不仅超越了包世臣、张裕钊等碑派前贤，也高于同时代的沈增植、吴昌硕诸家。
一九二四年冯玉样发动“北京政变”，逐溥仪出宫，为康民平生最伤心事。
此年再刊印《康南海先生鬻书例》，书风变化明显，纯用篆籀笔法，署款全用草法，“康有为”三字相连。
五月买下青岛德国旧提督楼扩为住宅，名天游园，在此留下许多佳作。
一九二五年《与梁随觉书》催办卖字告白，《康南海先生鬻书例》文后附记：
“以伪冒太多，今除碑榜全楷外，下款书名三字中必用一二行草，上下或书天游化人号，月月
一易，容后布告，以社伪冒，若名全楷者伪也”。
行书《赠香渠仁兄五言联》融合《郑文公碑》《石门铭》，为康有为楹联的典型。
一九二三年年秋康有为登华山，至云台观访寻南宋道人陈抟（希夷）“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石刻。
石刻文字横排，结字取法《石门铭》，笔势外露。
笔者还见到一副同样内容的对联，曾熙跋曰：
“此希夷先生临石门册子，其集为楹语当在明之季叶。
其书风骨之高，此十字足以尽之。
海内流传展转摹刻，乃失笔法，道人因以重值访购得之后为长素先生假去，道人殁，始索还。
仍以墓田丙舍需款，让之彝午世友。
海内但知此书显于道人、有知于长素先生，斯得之矣。
癸亥中秋后农 辳 熙注。
”据此，《海藏书法抉微》称“南海之书，得之陈搏”。
祝嘉也曾购到翻刻本，称其：
“结体用笔，逼真《石门铭》”，诩为“康氏殆未见过。
”笔者共见到康氏四幅相同内容对联，考其创作时间大致是：
其一当作于一九一七年，很难看出《石门铭》或陈抟的影响；
载于日本《书道全集》的约作于一九二一年，结字欹侧笔势开张，全法《石门铭》，与陈抟有异曲之妙；
而署款一九二二年的字势趋于平正，而用笔最肆，已融入《郑文公》；
作于一九二三年的那幅，则融合《石门铭》《郑文公》，奇正有致，意象苍深，纯为自运。
熊秉明先生以日本《书道全集》中对联与陈抟对比，认为康氏着意地排布了开张豪肆的气势，但远不及陈书的出奇而又自然。
但是如果将这几件作品一同比观则不难看出，康氏并没有囿于一家。
以《石门铭》集成联语与康氏所书比较可见，康氏在字法、笔法、体势上实际是融入了《郑文公碑》，甚至隶法，而陈抟则规模《石门铭》，且失之峰芒。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的金石碑刻跋语，尚未有人进行过全面的收集和整理。
这是因为一方面康氏题跋碑帖的墨迹比较分散，碑版拓本往往收藏在海内外不同的藏家或文博单位，难以进行整合：
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康有为既然以政治家、著名学者和书家名世，人们更重视有关他的历史文献手迹或大幅书作，对于附录于碑帖之后的短篇跋语往往不甚重视。
康有为题跋碑帖的这部分内容，能够反映他在金石学和书法艺术方面的观念；
也是康有为年轻时期发表《广艺舟双楫》之后的，在碑学书法方面的研究的积累和补充。
以下从民国以来的出版物中，摘取康有为题古代碑帖的跋语数则，以见康氏在这方面的成就之一斑。
《跋旧拓瘗鹤铭》：
溯自晋唐以降，楷书之传世者不啻汗牛充栋。
但大字之妙，莫过于瘗鹤铭。
因其魄力雄伟，如龙奔江海，虎震山岳。
历代书家之临此者，惟东坡得其神，山谷得其形，此不足道也。
此碑自断掷江中之后，后世水以前拓为善本。
此为刘文清公旧藏，都共九十八字，并有石庵相国之跋。
又考王兰泉《金石粹编》所收只八十九字，此本计增九字之多，且精满神足，跃然纸墨之间，如与近世焦山僧人鹤洲拓本质证，无异相隔天渊，洵士林难得之至宝，亦水前精拓之惟一最佳本也。
今归求古斋主人所得，闻将付印，洛阳纸贵可预卜也。
南海康有为记。
以风格看，这件作品当是康有为在五十九岁至六十岁上半年所书。
《跋欧阳询化度寺邕禅师塔铭碑》：
欧阳询《化度寺碑》为其平生第一杰作，即古人所谓“草里惊蛇、云间发电”者云。
考之《金石粹编》，称此帖至宋已无全文，字数多寡亦不可考。
，而该书所收只六百八十二字，且又不堪卒读。
又据《金石考评》云：
余过文 徴 明氏停云馆，闻有宋拓《化度寺》，索以观，手幕以归，亦无李百药字。
翁氏金石，富甲海内，而相校少至一倍以外。
此帖除中间所泐十余字外，计有一千零四十ー字之多：
且字势既劲挺秀整，
文句又一气贯通。
若非唐拓旧本，安有如此之完全精本哉？
有欧阳玄、文启祥二跋。
是帖于元时流入东瀛，于清季末叶复入中国，嗣辗转归碧悟山庄所得，将影印流传。
夫墨运轮回，显晦有时。
如比希世之宝，远逮千载，始克大放光明，岂非艺苑之佳瑞，鸡林
之奇遇哉？
观率更书者，当以此为正鹤也。
甲子三月康有为记。
《跋符秦建元四年产碑》：
北碑近新出土者，以此为古雅第一。
《关中金石志》名为广武将军则非也，乃广武将军曾孙产耳。
惟碑为符秦建元四年，去王右军《兰亭》仅十二年，故字多隶体，实开灵庙碑之先，渊茂且过之。
与《好大王碑》并驱争先。
此拓有碑额碑阴，尤为完美。
字似流沙坠简，古逸至异。
吾拟名此碑为秦建元四年产碑，此碑在陕亦为关中楷隶冠。
扶万弟珍藏此面修金石时易此名也。
癸亥冬天游化人康有为。
康氏晚年作书，主张行笔之法须迟急曲直，藏出起伏，曲尽其妙，当时海上曾熙、李瑞清等人模仿金文翻铸效果，尽作曲屈，以为新奇。
康氏作书颤笔多施诸横画波磔，提笔悬腕，本易宕逸波发，加之年老生理因素，因生造作之嫌。
此实属老迈又刻意求工之作也。
二、碑派典型
（一）数意兼包的康体正体。
“康体”茂密雄深，气象宽博，最能体现其碑派风貌。
笔法本于汉分，魏碑为体，篆隶为用，以茂密为宗：
体势融合汉魏，中宫紧结，右舒宕，以雄深为宗：
风格胎息六朝，气格雍容，意态奇逸，以高美为宗。
主要取法《瘗
鹤铭》《枳杨神道》《六十人造像》《经石峪》《爨龙颜碑》《高灵庙碑》《元君墓志》《石门铭》《云峰石刻》《 郙 阁颂》诸碑。
增损古法。
裁成今体。
正书《祭潘若海文》取法《高灵庙碑阴》，朴厚古茂，奇姿百出，方圆兼备，体在隶楷之间。
《广艺舟双楫》将其碑阴列为神品第二，置《爨龙颜碑》后，《石门铭》前。
评其“如浑金璞玉，宝采难名”。
侵蚀漫漶，存字无几，显得古茂，与《爨龙颜碑》尤近，可以考见变体源流。
康氏五十九岁至六十岁八月于美森院临《爨龙颜碑》之前，一段时间书法风格受《灵庙碑阴》影响明显。
正书《祭潘若海文》字法用笔颇得《高灵庙碑》隶楷变体之理，不仅能妙合古人，且能变其面目，入古出新。
其中“国”“相”“之”“中”等字与碑阴似，足见康氏善取。
正书《袁督师庙记横幅》意法茂密，取法《爨龙颜碑》、《高灵庙碑阴》，为康氏正体早期典型。
一九一七年四月，康氏门人张柏桢出资于北京修建袁崇焕庙，请其书写庙记、门联、庙额，以昭后世。
《广艺舟双楫，体系》谓“《爨龙颜》与《灵庙碑阴》同体，浑金璞玉，皆师元常。
”康氏年初作正书《祭潘若海文》取法《高灵庙碑阴》，风格古逸；
八月在美森院临写《爨龙颜碑》，作正书《袁督师庙记横幅》《清一品太夫
人南海康氏显妣劳太夫人墓表》，取法古茂，体势变欹侧为平正，结字方扁，转折用方，笔意兼有《爨龙颜碑》《高灵庙碑阴》二者之妙。
《爨龙颜碑》如昆刀刻玉，结字个性极强、不仅难适康氏笔性，同时出不利于自家面目的形成，因而此类风格的正书没
能成为康氏正体的主流。
《临爨龙颜碑》《临魏元君墓志》为康民难得一见的“师古”实证。
比 対 原碑、二者均着意领悟原碑的方折用第，即康民所言“方笔无笔不断之法”，与沈曾植《临爨龙颜碑》相比，沈氏逆入倒行，以方为主，媚而得势；
康氏中峰涩进，专注字型，亦方亦圆、且他碑体势羼入，而《临元使君墓志》则明显得法。
《临爨龙额碑》后他创作了《清一品太夫人南海康氏显妣劳太夫人墓表》《明袁督师届记》《题袁督师庙横幅》
《自坏长城慨今古永留毅魄壮山河七言联》和《弢 菴太保七十赐诗轴》等作品这类作品，深得《爨龙颜碑》及《高灵庙碑阴》浑美古逸的气息，方圆兼备，开张醇厚，耐人品读。
显然，康氏很快便发现《爨龙颜碑》过于高古的面目不尽适宣自家个性发挥，而《魏故元使君墓志铭》清劲方正，体在《石门铭》与《郑文公碑》之间，凭此碑的方正体势较正了《爨龙颜碑》的欹侧，变古厚茂密为健宕逸，从而形成了康氏正体艺术风格。
其正书《康氏家庙碑》《徐侍郎致靖碑文》，便是其入古出新的范例。
正书《康氏家庙碑》笔致清隽，为康氏正体成熟标志。
楷书《康氏家庙碑》与《临元使君墓志铭》恰如楷书《袁督师庙记横幅》之与《临爨龙颜碑》；
换言之，《魏故元使君墓志》乃《康氏家庙碑》的蓝本。
当是美森院中偶然所得，此碑兼有《石门铭》之宕逸及《郑文公》之端正，清隽不失古趣。
较之原碑，《康氏家庙碑》《临元使君墓志铭》着意结字、入笔、转折、及方笔的体悟，籍以变化气质，初步形成“康体”端庄平正，中宫紧结，劲健奇宕的清新面目。
《元使君墓志铭》对于康氏正体的意义不见诸文献，如果说《临爨龙颜碑》使其从《般若碑》《瘗鹤铭》的某些唐楷元素中脱化出来进而形成魏碑面目，那么《临元使君墓志铭》则使其由古人气质变为自家风范。
同为师碑，前者注重入古，后者刻意出新。
康同环女婚李云光在《康南海先生书学异闻记》中谓康氏学碑只是仔细欣赏，绝不执笔临摹，可见不是确论。
行楷《感皇思诗横幅》专法《郑文公碑》，乃其通会佳作。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逊帝溥仪大婚，此作为康氏呈献 獻 宣统皇帝溥仪赐 御 书“天游堂匾额”的“谢恩诗”，山东云峰山北朝刻石以其规模之大，法度之精，堪称魏碑正体。
康氏称为“圆笔极轨”，晚岁多取法于此，并专写《郑文公碑》。
此作行笔宕婉，结字与《郑文公碑》相同，足见用功之深。
行楷《癸亥五月登泰山经石峪十一屏》，融《经石峪》《郑文公》，兼包数意。
《经石峪》笔意与《郑文公》略同，草情篆韵，诸法皆备。
康有为“平生《经石峪》为师”，主要是取其博大浑穆，中正平直，篆法隶韵。
此作字法胎息《石门铭》《郑之公碑》。
结字布白得自《经石峪》， 趯 法笔势乃宗《郑文公》，简穆宕逸神契《石门铭》。
雍容和厚，气息深沉。
（二）能移人情的康体行草。
“康体”行草，天马行空，纯以神行，最能体现其神精意。
笔法本于汉分，方圆并用，篆意隶韵，以精深为宗：
体势结息六朝，正欹交用，形肆意敛，以奇宕为宗：
风格新理异态，质沉意密，能移人情，以深郁为宗，其主要融治《高灵庙碑阴》《爨龙颜碑》《石门铭》《经石峪》《郑文公碑》诸碑，兼取简牍章草，借鉴颜真卿、杨凝式、倪元璐、伊 秉绶 诸家。
碑帖融治，机杼独出。
康有为认为六朝笔法所以迥绝后世，在于结体之密，用笔之厚，其行草意法皆出于此。
行草《袁督师庙记横幅》，与行草《丁已五月纪事诗七章诗卷》以及为徐勤作的行书《丁已美森馆幽居诗卷》同属一种，融《爨龙颜碑》《高灵庙碑阴》，结字茂密，用笔醇厚，在康体行草中别具面目，为“丁已”时期典型风格。
草书《己未正月题大同书诗四屏》碑帖融洽，笔畅神融，新理异态。
其横划平出，显然受碑影响：
结字又多章草遗意，可谓碑帖合融，能移人情。
草书《赠宾侯仁兄诗轴》笔墨淋满，意象撼人，是康氏精神之写照。
张怀 瓘 云：
深识书者，推观神采，不见字形”，是之谓也。
《万木草堂诗集 · 补遗》：
“辛酉六月（一九二一年），避暑焦山大观台，批杷树下石床夜听惊涛，坐忘人世，留诗寺僧六恒，保护枇杷树也。
白浪参天去不回，青山卷地扑将来。
槛前梧竹多幽意，卧听惊涛尽夜雷。
”与此作意境仿佛。
康有为自一九二三年赁得天游园至一九二七年于此病逝，多每年必数次来憩。
观海登山，临风啸咏。
青岛之山海逞其怀、适其意，陶然其性，更于此留下大量诗书杰作。
草书（乙丑重还青岛喜赋诗轴》墨气淋离。
重游青岛的欣喜之情，跃然纸上。
草书《卢轮塞下曲四屏》章法奇特，波澜壮阔，为其精心佳作。
草势尚险，此作章法独出心裁：
四句诗每句一行一屏，屏屏护环。
第四屏“千”字横画发波作势，竖笔如汉简纵毫直下，独占数字空间，令人屏息。
刘熙载谓：
“草书尤重筋节，若笔无转换，一直 瑠 下，则筋节亡矣。
”其用笔若《裴将军》“藏分法于奋斫之内”，气魄力能抗鼎；
笔法直如倪元璐，峻落逆入，于矫变飞动中势疾意留，虚实随势相生。
草书尤重笔力，康有为于行草推崇颜真卿、杨凝式，以《裴将军诗》《夏热帖》视之，茂密雄强，分笔草势，往往会意
（三）词俱佳的康体简犊。
康有为的尺犊、简札，纵横奇宕。
从心所欲，为其书法大观园中之奇葩。
清季碑盛帖废。
革法衰颓。
不仅京中名家不擅简犊，甚至像邓石如、张裕钊这样的大师级人物。
其简犊亦弊实无可取之处。
此碑实由偏碑学所致。
尊碑抑帖的康氏并没全盘否定帖学之际功用。
他指出今日临碑是因其可以学习古人笔法，而帖则屡翻失真：
然而帖学便于人事，瑰姿媚态。
尤适宜于简札。
康氏尺犊、简札从取法和用笔上大致可分前中后三个时期。
前期为帖学时期，中期为由帖而碑转变期，后期为碑帖交融期。
其用笔则分前后两个时期，前者偏于提按弊在运指：
后者重在使转得于运腕。
前者为帖学，或称今体之楷法，后为碑派，或称古体的分法。
所谓会心处正不在远，康氏尺牍，可为绳墨。
一九一七年五月，康有为与沈曾植一同赴京参与张勋复辟。
歴 十ー日乃败，遭到北洋政府通缉，遂与沈曾植一道避居美使馆之美森院，并有诗唱和。
行书《赠乙庵尚书四章求和正诗札》作于美森院风格、结字受《高灵庙庙阴》《爨龙颜碑》影响。
康氏也有些和友朋之间谈碑论帖的书札，如一九一七年六十岁时《致况 蘷 生书二札》，即谈《高灵灵庙碑》他在《广艺舟双楫》中更将《爨龙颜碑》奉为三件神品第一。
《与奏云书札》则谈书法，《与小川札》则谈购碑事、题画事，《与沈乙老札》则论画，性情流露，词翰俱佳。
行草《致莫鹤呜书札》，信中谈论学习书法的内容，有助于对康氏晚年书法观念的认识。
此作笔致清隽，为其书札佳作。
行草《癸亥六月亭林云台观寻陈希夷迹诗札》分笔作草，波发鼓宕，似有取法楼兰简牍、残纸。
“淳古”“初”“游存”诸字作章草，笔老意古，为其晚年诗札中的精品 · 康氏六十七岁所作草书《甲子五月致恭王殿下书札》也有代表性。
爱新觉罗 · 溥伟，清朝末代恭亲王，号锡晋斋主，为奕诉嫡孙，主张复辟派首领。
一九一二年避居青岛 · 第一次世界大战日军占领青岛，妄图借用日本势力复辟。
一九一七年复辟失败康有为幽居美国使馆半年，于腊月至青岛拜会溥伟。
一九二二年溥伟移居大连，将其家什赠给康有为青岛天游园安居。
此作乃其感惠询知之作。
一九二七年康有为七十岁时草书《与梁随觉书札》也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活动梁随觉（一八八〇到一九六九），字婉络，广东人。
一八九七年与康成婚，为其“二太”。
戊戌政变失败后随康周游列国。
梁氏通于文墨，主持家务。
生女同复、同环，子同吉（早天）、同 筏 。
一九二七年正月初五，康有为在上海游存庐隆重庆祝七十寿辰。
溥仪专门为他书写《岳峙渊清匾额》，并赐玉如意。
梁启超为撰寿联：
“述先至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
奉觞豆于国叟，致欢忻于春酒，亲受业者盖三千焉”。
时出北伐军逼近上海，十三日康氏由上海动身赴青，十八日抵岛。
康同环珍藏的这封信封中间红框内写有“最后第三信，将绝笔”。
康有为好文物，精鉴赏，其收藏之富，由《万木草堂藏画目》可窥一斑。
康有为归国后其生活来源，除了鬻书卖文，买卖古字画亦一进项。
康有为离沪时已感不适，二十日即得病，其间作《谢思摺》，二十八日晨五时病逝。
（四）雄深和美的康体榜书。
康氏榜书集《经石峪》《云峰石刻》《石门铭》诸碑之长，晚年更羼以《 郙阁颂》，隶笔分情，尽于方圆，造诣之深，古今独步。
榜书古日署书，又称擘窠大字，自古难作。
黄庭坚诗云“大字无过瘗鹤铭”，证明宋代人未曾见到《秦山经石峪》《四山摩崖》。
乾嘉以来，随着金石学、碑学的兴起，大量荒山野龄中的古人石刻陆续被发现，对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康有为于一九二三年四月登泰山访碑，被《经石峪》所震撼，遂“平生经石峪为师”。
康氏认为榜书有执笔不同、运管不习、立身骤变、临仿难周、笔毫难精五难。
故榜书别有门户，当以六朝为法，而元明以来鲜有精榜书者，盖碑学不兴之故。
且作榜书须笔墨雍容，以安静简穆为上，雄深雅健次之。
若有道之士，微妙圆通，气韵穆穆，自然高绝。
若有意作气势，便是伧父。
榜书之分方笔圆笔皆导源于锺卫。
圆笔以《经石峪》为宗，方笔以《白驹谷》为宗。
然以《经石 峪 》为第一。
其笔意略同《郑文公》，草情篆韵，无所不备。
雄浑古穆。
康氏最擅楹联。
风格与榜书相同。
“康有为本人书迹。
题榜大字。
大气磅礴，最为绝诣。
我特别欣赏他上海园路寓宅入门处放看的《游存庐》三大字木匾，白板墨书，不加钩刻。
也不施髹漆。
圆笔宽结。
雍容提拔。
此是康老‘肉笔’，气魄从《石门铭》《金刚经》出来。
真可雄视一世。
魏齐碑版。
方 圆 笔并用。
方笔居多。
康老专用圆笔是否他一直未觉察到刻手的问题呢？
还是他有意避开石刻上的刀痕而遗貌取神独自运笔呢？
由历史条件推之，我以为属于前者，不是后者。
”（吴昌硕语）按由《金刚经》尚有多字仅双钩未刻者可知，当时书丹者用笔方圆备，刻工在双钩时对方笔、圆笔的变化
极为留意，因此可知《经石峪》的圆笔既不一概是经过大自然的改造，也非刻工的刀刻斧凿而成，也有书丹者用笔方圆变化的审美追求。
这一点，康有为早在写《广艺舟双楫》时就已明察。
行草《大庇阁横额》为康氏所早期榜书，兼有《朱君长刻石》《石门铭》之意，但更多的是馆阁旧习，尚难把握榜书要诀。
行书《袁督师庙横额》融《高灵庙碑》《郑文公碑》于一炉，端正严妙，抽厚朴茂，气象古穆苍深。
楷书《写生入神》横披作于一九一七春，是书赠徐悲鸿赴法的送行之作。
此作与《赠翰臣仁兄七言联》风格相同，有《瘗鹤铭》的笔法、结字特征。
行书《存天阁横额》，取法《石门铭》，为其晚年为其擘窠佳制。
“北碑总是王家好”，康氏以《石门铭》为神品，飞逸浑穆之宗，在题榜中运用尤多。
但遍揽康氏遗墨，除了《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五言联》直接取法《石门铭》，尚未发现临摹此碑的作品。
一九二三年在“此”字未损本《石门铭》上的题字，
为唯一他与《石门铭》渊源的实证。
此年上海艺专改建康氏为刘海粟题《存天阁横额》 · 其结字气息全由《石门铭》来，而体势则变欹为正，以追求隶意。
此作谋篇别居匠心：
“存天阁”三字参差上下，“存”字略大，“天”最小贴近前字，并与后字间离，所谓“硫可走马，密不透风”，“阁”字最大压后，真得《石门铭》“飞逸奇浑，分行疏宕”之致，颇耐玩味。
用笔方圆兼备，结字虿尾钩挑，横画引波不发，精气内敛：
捺笔意态老辣，乃其匾额难得佳作。
另外，康有为自一九一三年底归国后，即开始他的国内之游。
名山大川，神庙古刹，行迹所到，留题甚多，其中不乏匾额佳作，成为当地著名的历史文化遗迹。
如杭州《放鹤亭》、开封《汉函谷关》、庐山《黄龙寺》陕西《兰台石渠》《蛰庐》、长安《兴教寺》等，都有其所题匾额。
康氏最擅楹联，书文俱佳，意蕴精深，深具庙堂气息。
为康书之奇葩。
行书《自坏长城慨今古，水留毅魄壮山河》七言联，结字方扁，取法《高灵庙碑》《爨龙颜碑》，气息古厚，为入古出新佳作。
章草在西汉元帝时由史游《急就章）实现正体化以后，波 磜 便成为其最具典型的笔法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