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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系列文章：
谈谈共同体[1]：无中生有的概念？ - 地图、地理与区域 - 知乎专栏
谈谈共同体[2]：互联网与史书 - 地图、地理与区域 - 知乎专栏
谈谈共同体[3]：农村共同体的瓦解与复兴 - 地图、地理与区域 - 知乎专栏
谈谈共同体[4]：城市，身边的共同体生活 - 地图、地理与区域 - 知乎专栏
我们已经步入了城市时代，一切社会问题终将都是城市问题。
城市怎么看似乎都不会符合滕尼斯笔下的共同体特征。这的确也不是一个共同体，当我们进入一个城市社会时，城市即社会，社会即城市。维系城市居民的工具只得依赖契约、法律。发自内心的本质意志无法主导城市的人际关系，当一个城市有500万、1000万、2000万人时，这样的一个空间就不能再把它想象成一个单纯的空间，里面充斥着利益集团、组织、个体、权力机构，他们出于利益而非感情结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了一个城市社会。
单位制及其解体
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宣布从同年下半年开始全面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也就是说住房商品化，靠市场来解决。这个通知宣告了实行多年的单位制逐步瓦解并开始终结。单位制构成了建国之后中国城市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单元。有人说，单位制割裂了城市，把城市分为一个个独立的区块，阻碍了城市规模和集聚效应的发挥。不过在我看来，单位制恰是中国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市场阶段一个重要的过渡。
单位制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生产和生活的一体化，主要体现是单位员工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居住。同时，一些单位还会提供澡堂、食堂、商店、学校等公共服务，也就是一个相对于城市的小社会，这和农村多像！那个年代一个城市居民的身份认同和农村一样非常简单，那就是某某单位的人。单位制太符合了滕尼斯的共同体特征了。对于一个刚刚建立起工业社会的国家来说，中国保留了传统乡土社会的许多特征，而乡土社会也就是那种共同的生活、共同的意志主导下的共同体生活。单位制的存在使得中国没有在发展工业的同时一下子进入到城市时代，而是形成了一个过渡阶段。现代和传统真正激烈的碰撞恰恰发生在单位制开始瓦解的80、90年代，不仅是农民进城，也包括单位制保护下城市居民被活生生丢进市场浪潮中的那些场景。下岗就是最典型的一种居民脱离单位制的方式，《钢的琴》、铁西区，已经成为城市贫民面对新时代那种无奈和痛楚的象征和符号了。有人说三十年前的中国城市居民比现在淳朴多了，其实也很好理解，那个年代共同的单位生活塑造了城市居民的共同体生活，一方面数量众多的普通工人、企事业单位办事员内心没有那些复杂的利益、算计，另一方面许多人一辈子生活在单位制下，没有每天和外界打交道的经历，自然也培养不出来那种时刻提防的心理。
城市帮派与体制外社会
单位制的解体，催生了大量体制外的人口，他们在寻求经济收入的过程中也在找寻归属感和认同感。这也导致了体制外的群体开始出现。东北是单位制解体冲击最大的地区之一，这里国企众多，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许多国企转成股份制或者干脆解体，大波的工人下岗。而东北国有经济崩溃之后，民营的经济体系又没能完整的建立起来，无法解决众多的下岗工人。失业成为了常态。许多人适应了按部就班的工作状态，自然难以适应没有安全感、归属感的生活。而小生意终究难以解决大就业。许多城市居民在没有稳定工作，尤其是缺乏归属感的情况下，加入了黑社会帮派。东北地区前几年黑社会猖獗，一方面因为民风彪悍，另一方面也因为当地失业人口在缺乏归属感情况下追求认同和群体意识的过程。加上经济萧条，警察等“明势力”力量不够或不作为，导致帮派这种“暗势力”成为维护城市基层秩序的一个部分，成为一种长期的存在。现实中，城市帮派始终是城市中共同体性质最强的群体之一。
除了那些城市本来的居民由于某种原因脱离体制而建立帮派以外，城市中，另一大帮派势力就是外地人所建立。清华大学博士汪建华在东莞做了为期一年的研究，在最后的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自农民工进城伊始，在行业、企业中的“老乡聚集”现象就非常普遍，有时，农民工还在特定的城中村形成地缘群体社区。相关的地缘网络和社区，是农民工寻求人脉资源、情感支持、社会生活、地方文化认同甚至公共服务的重要渠道。”从村庄、小乡镇里走出来的年轻人，“怯怯地进入大城市里，却被霓虹车流晃晕了眼”。同乡会、行业商会、甚至犯罪团伙，或是网络游戏公会，只要是能给予庇护和归属感的，都能吸引那些初至陌生城市的年轻人。
2010年，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流动人口的总规模在过去10年中增长了115.9%，由2000年的7900.8 万人激增至2010年的1.7亿人，年均增长8.0%，几乎和经济增长保持一致。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值也由 6.4%提高到12.7% ，近乎翻倍。而根据2011年国家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流动人口中农业户口比重为85.9%，大多数流动人口都是农村出来的。而流动人口的去向主要是城市地区。农民进入城市，形成了21世纪初期中国城镇化的浪潮。许多城市的人口增长依赖于外来人口的增加。而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并不是顺利的进入并落户，而是形成了一种叫做半城镇化的状态：在城市定居和务工，但是无法获得城市的户口，无法享受城市所能提供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如在农村那一部分所说，农民在农村是一种共同体的生活，然而，他们大规模进入城市之后，无法被城市市民群体所接受，而他们的离开也破坏了原本农村业已形成的共同体。成为两边不扎根的“候鸟群体”。农民在共同体生活下形成的习俗和习惯，让他们难以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而这样他们就只得进入一个能够提供原来共同体性质的群体，来寻求归属感和庇护。加入同乡会、行业商会、帮派、网络游戏公会便成为一种重要的方式。在空间上，非正式的城中村成为了他们的立足之地。农民的心理、习俗难以融入城市，那么他们就自然而然地会被城市市民所排斥，许多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也无法由城市正规体制来提供，那么非体制的群体就成为了他们寻求帮助的对象。不光在中国，拉丁美洲、东南亚等“过度城镇化”的大都市都有着复杂的帮派网络，更不用说早些年发展起来的美国、日本、韩国等。《教父》里面，柯里昂就是一个作为纽约城中西西里人寻求保护的对象而存在，“教父”这个身份就告诉西西里人，他会保护大家的安全，柯里昂也成为纽约西西里人的精神领袖。旧上海时期，青帮、斧头帮等等都是组织起入沪农民、船工的群体，在内部大家严格按照成文和不成文的“规矩”办事，一致对外，由老大来行使整个帮派的共同意志。新时期这上亿的流动人口，短时间内大量的涌入沿海城市，恐怕帮派的数量不会少吧。
帮派是城市生活中一个隐秘却存在着的群体，而现实生活中，企业、政府、NGO组织、学校都是城市生活的有机体。大学也算是一个共同体，因为这里有共同的生活、共同的记忆，有着校长、学生代表等行使共同意志的个人存在。而城市中的大多数人在脱离了单位制后，已经难以在形成新的共同体认同了。因为工作、生活的分离，使得企业、社区都难以把人给组织起来。每个人身份认同变得非常多样，某某公司工作、住在某某小区、某某学校毕业、某某爱好、某某星座、某某俱乐部会员，一个城市居民的身份太多了。而每一个都不足以压倒其他身份成为每个人认同的标签。
社区治理
这些给当代城市治理带来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社区的组织，后单位制时代，社区居民变得非常多元，每个人也不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参与社区的治理，许多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交给了物业公司去做，而社区意识又没有在中国城市居民中大范围的树立起来，物业费之争、业主抗议在各地便层出不穷了。
开发商主导的住宅开发也忽视了社区共同体建设，生活在一起的居民需要合作来完成很多事情，比如物业监督、交通线路调整等，但是很显然，商品房小区做不到这一点，老死不相往来是这些社区的典型特征。居民基本上不可能为了物业、交通线路等去联合起来，成立业主委员会来与开发商、物业公司以及政府进行博弈，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这样的社区只是一个大型居住区，谈不上是一个社区。不过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发现，许多社区的事一定得住在一起的人协作完成，自己的力量是弱小的，好在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大型社区的居民不用挨家挨户去敲门串联，直接在网上就能协调商量好，然后派出代表统一对外。而过去做做样子的业主委员会也派上了用场，可以通过这一组织架构来帮助居民协调统一去完成物业监督、交通线路调整等对外协商工作。最近的例子就是北京的天通苑与回龙观，这两个超大型社区都拥有30到50万的人口，过去也是典型的居住区，居民之间基本没有联系，但是随着两个社区的逐渐扩大，交通、基础设施、商业的供应远远不足或供给不合理，单个居民可能难以改变现状，但是在许多社区居民一起努力下，情况就不一样了。政府在进行交通线路调整、管网改造时都会考虑居民的感受，并与业主委员会进行商量和协调。天通苑、回龙观只是代表，全国这样的社区还有很多。随着社区在社会服务中地位的提升，可以预见以后很多城市社区会逐渐增强自己的力量，社区作为一个整体在城市中会加强话语权。城市居民也会更多的参与到社区中来，许多社区形成新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在城市中占据了一块无争议的地域空间、拥有很强的话语权，这样的共同体虽然不是那种凝聚力极强、很紧密的类型，但是在一些涉及到大多数业主利益的方面，社区将会表现出非常强大的博弈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