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658 倪玉珍 | 圣西门的新宗教：实业社会的道德守护者

目 录

🔹 反思大革命：宗教话语的兴盛

🔹 圣西门关于宗教的论述：从牛顿宗教到新基督教

🔹 实业社会的精神权力：维护社会团结

🔹 结语：涂尔干对圣西门宗教思想的传承与批判

在西方学界，圣西门（1760-1825年）被不少学者誉为“社会科学”的创始人。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倡导用实证和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圣西门，同时也是“新宗教”的倡导者。在1802年写成的《一位日内瓦居民致同时代人的信》中，圣西门表示，创立牛顿宗教以取代衰朽的基督教神学体系，是使欧洲结束革命和战乱的关键。创立新宗教的想法，在圣西门此后的著作中时隐时现，至19世纪20年代，它再次成为其著作中引人注目的主题。圣西门在其逝世前不久出版的《新基督教》中，呼吁欧洲人接受新基督教，他声称这是最完善的基督教，它的目标是组织社会，使所有人都“为改进最穷苦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生活而工作”。关于圣西门思想的宗教面向，西方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在国内学界，尽管关于圣西门的著作和论文并不少见，但到目前为止，圣西门思想的宗教面向并未得到重视。本文将从圣西门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圣西门关于宗教的论述的演变入手，结合西方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对圣西门的宗教思想加以评析。

在19世纪上半叶法国思想家的政治著作中，宗教话语占据重要位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法国学者马南揭示出一个不无矛盾的事实：西方现代早期的思想家们期待将宗教从政治中剥离，建立一个世俗而中立的政治权力。在法国，经历了启蒙和大革命的打击之后，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大大衰落，然而关于宗教的政治话语却变得相当兴盛。勒弗尔也指出，19世纪初的一代法国思想家的思考“同时是政治的、哲学的和宗教的”。他并且指出，这一现象与现代民主在法国诞生时遭遇的危机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上半叶宗教话语的兴盛不仅局限于主张恢复神权政治的极端保守派，持各种政治立场的思想家们都在谈论如何复兴传统基督教或重建新宗教。与不遗余力地攻击教会甚至嘲讽宗教的伏尔泰不同，后革命时代的自由派思想家们大都表现出对宗教的好感和敬意：斯塔尔夫人在她主持的沙龙里传播德国的虔敬主义；贡斯当在晚年的著作中流露出深沉的宗教情感；托克维尔重视宗教在维持美国的自由民主制方面所起的作用；基佐在担任公共教育大臣和首相期间致力于复兴传统的基督教。在社会主义者一边，圣西门倡导的“新基督教”经由其弟子们的继承与改造，呈现为不同形态的宗教思想及实践，其中包括圣西门学派创立的圣西门教会，以及曾担任圣西门秘书的孔德晚年致力于创立的“人道教”。

应当如何理解19世纪上半叶宗教话语在法国的兴盛？托克维尔曾生动地描绘过法国人如何从18世纪普遍不信宗教的状态转向对宗教的尊重。他指出，18世纪的“人们怀着一股怒火攻击基督教，而未试图以另一种宗教取而代之。人们热情而不懈地力图把曾充斥灵魂的信仰扫除掉，却使灵魂空空荡荡。”然而，到19世纪初，由于“各阶级在革命这所严峻学校中获得的经验，尊重宗教已逐步重新获得威望。”

由托克维尔的观察可以看出，大革命是促成法国人对宗教的态度发生转变的重要因素。大革命的宗教政策延续了18世纪的反宗教人士将社会生活理性化的倾向。1789年，革命政府颁布了没收一切教会财产的法令。1790年的《教士公民组织法》废除旧教区，按新的行政区划设立新教区，并规定主教由公民选举产生，同年颁布的《教士宣誓法》又要求所有教士宣誓效忠宪法。雅各宾派执政期间，一部分激进的反宗教人士发起了“去基督教化运动”，设立“理性崇拜”。革命政府并未遵循政教分离的原则，而是试图用政治法令来主导宗教生活，使教会服务于国家的政治目的。然而，大革命的宗教政策引发了法国社会的严重分裂。著名的旺代内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拒绝宣誓的“抗拒派”教士和支持他们的民众的不满。当雅各宾派实行“恐怖政治”，推行理性化的革命政权逐渐将自身神圣化，显露出“救赎政治”的非理性特征时，一部分政治精英和民众开始对理性化和世俗化产生了深深的幻灭感。由此就不难理解，曾经是百科全书派信徒的自由主义者贡斯当，在经历了革命的暴风骤雨之后这样感叹道：“当宗教的观念离开人们的灵魂时，他们离失去自由就不远了，信仰宗教的民族可能成为奴隶，然而没有任何一个不信教的民族能够是自由的。”

大革命不仅促成了后革命时代的思想家对“理性主义”的反思，还使他们对一个“利己主义”盛行的、趋向于分崩离析的社会感到忧虑。大革命初期，有着不同利益和情感的政治力量之间曾经达致短暂的和谐。然而，就在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之际，象征着民族统一的“联盟节”举行时，法国的社会机体已经出现严重分裂。这种分裂在随后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愈演愈烈。亲历过大革命的斯塔尔夫人曾这样描绘过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心状况：

自由派基佐在总结大革命的教训时，也谈到了法国人“不明智的利己主义”。他指出，法国的各个阶级相互分离、彼此倾轧，不愿做出适当的妥协，以便相互联合，使彼此变得自由和强大，而是用一种绝对的精神追求自己的利益，执着于自己的情感，毫不考虑其它的因素和事实，正是这样的利己主义，把他们投入了不断相互恶斗的漩涡。斯塔尔夫人和基佐对“利己主义”的忧虑，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绝非个例，而是当时绝大部分思想家的共识。

自启蒙时代以来，一些开明人士相信人类可以无需教会或上帝的指引，仅凭人类不断完善的理性达致幸福。他们也相信个体在追求自我利益时，可以做出理性选择并在竞争中达致和谐。然而大革命的残酷现实打碎了许多人的幻想。经历革命的暴风骤雨之后，一些思想家开始反思革命，这其中就包括对宗教问题的反思。

1801年，拿破仑与教皇签订《教务专约》，缓和了大革命以来国家与教会的紧张关系。伴随着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法国思想界的宗教情感逐渐复苏。1802年，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的真谛》出版，这标志着思想界的重要转向：自启蒙时代以来在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得到反思，基督教在欧洲文明中的地位获得重估。然而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毕竟使法国的基督教大伤元气：启蒙哲人对天主教会甚至是宗教本身的长期猛烈批判促成了怀疑主义的盛行、基督教会的组织和人员在大革命中遭到折损，整整一代人疏离了教会组织的宗教生活。这些事实足以解释为何法国的19世纪初既是“宗教觉醒”的时代，也是伏尔泰的著作被阅读得最多的时代。在巴黎的知识精英中，“伏尔泰之子”仍居多数，这意味着对宗教信仰持轻视或无所谓的态度，或者由于考虑到宗教有益于维护社会秩序而视其为民众所需、但自己并不信教。就连引领了“宗教觉醒”潮流的夏多布里昂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基督徒：他在自然的奇观中寻找上帝存在的证据，他用炽热的语言诉说灵魂对无限的渴望，但他在“流着泪”皈依了宗教之后，却几乎从来不上教堂。身为保守派的夏多布里昂尚且如此，那么，像圣西门这样的进步派思想家对宗教的理解就更是不同于传统基督教了。不过，和同时代人一样，圣西门也试图从宗教问题入手，来寻求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案。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圣西门的一生波澜起伏，其思想也几经转折。圣西门的著述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着重探讨科学和哲学问题的阶段（1802－1813年），第二个是着重探讨政治与社会问题的阶段（1814－1825年）。尽管圣西门的著述在不同阶段侧重点不同，但他对宗教问题的关切贯穿始终。

在《一位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圣西门批评了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他们比信众更少学识，任由世俗权力为所欲为。他以上帝启示的名义，批评“自古以来的宗教没有一个是根据上帝的意志建立起来的”。这是否意味着人类可以无需宗教呢？并非如此。因为“宗教是使人类得以普遍组织起来的惟一政治制度”，因而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抛弃宗教，而在于“创建一个优越于自古以来所有宗教的新宗教”。圣西门呼吁所有人到牛顿的墓前捐献，每个捐献者提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理学家、文学家、画家和音乐家各三名。得票最多的21位“天才”学者将组成“牛顿会议”，即新的教会，它将代表上帝教牧地球上的居民。牛顿会议下设不同层级的分会，各级分会都要设立纪念堂，内设牛顿纪念冢。上帝向圣西门启示的宗教戒律是“一切人都应当劳动”，用自己的力量为人类造福。牛顿会议将负责组织人类的劳动。圣西门强调，学者掌握的精神权力必须独立于有产者掌握的世俗权力，而捐献者给予学者的尊重和金钱将保证这种独立性。学者的独立将促进科学的繁荣，从而造福人类。

有学者认为，圣西门提出的关于牛顿宗教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设想，不宜视为他关于新宗教的具体规划，而应视为一个寓言式的文本，圣西门主要想借助它表达两个原则：一，要革新欧洲社会，必须让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学者取代教士掌握精神权力；二，精神权力应独立于世俗权力。

1807至1813年，圣西门致力于写作关于科学与哲学的论著。在这些著作中，他区分了神学体系和他想要确立的新体系：前者建立在臆测性的知识基础上，后者建立在实证知识基础上。在圣西门看来，培根和笛卡尔的努力是具有开创性的：他们摆脱了神学的想像，宣布了一个重要原则：“人只能相信理性认定和经验证实的事物”。到了18世纪，牛顿的崇拜者们，即以法国的百科全书派为首的启蒙哲人向神学体系发起了猛烈进攻。百科全书派对神学体系的攻击，导致了人们对宗教普遍的冷淡和轻视。圣西门认为百科全书派的批判是有历史功绩的，因为当时的神学体系已经衰朽，但百科全书派过于偏颇，没能看到基督教在漫长的人类文明进程中曾经做出的巨大贡献，只是看到了它的弊端。这就导致他们意识不到革新和改造一神论的必要性。百科全书派的哲人缺乏培根、笛卡尔等人的审慎，后者承认自己是有神论者，这不仅因为他们不愿冒犯公共舆论，还因为他们“做事有条不紊，不愿在新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之前，完全抛弃旧体系。”而百科全书派只是致力于批判和瓦解旧体系，却没有建立新体系。他们使人们在“新房子”建成之前就离开了“老房子”。圣西门认为轻视宗教的态度是有害的，因为“宗教永远是社会组织的基础”，而无神论者则是一些“反社会的疯子”。在写给侄子的信中，圣西门告诫他两点：一，要永远对宗教保持敬意；二，要成为宗教的热忱革新者。

圣西门表明自己的抱负不同于百科全书派：他将致力于寻求科学家的合作，以万有引力定律这个“上帝支配宇宙的规律”为中心，综合人类既有的实证知识，制订一部《新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的简明摘要将作为新宗教的教理问答书，它将成为“把社会的一切阶级团结在一起的知识纽带”。圣西门认为，在18世纪，制订新百科全书的时机尚未成熟，因为在当时，生理学还没有成为实证科学。各门科学起初都是建立在臆测性知识的基础上，后来才成为实证的，即建立在观察的事实基础上。天文学最先变成实证的，因为它研究的现象涉及的关系最少也最简单，生理学与人的关系最近，涉及的现象也最复杂，因而最晚成为实证的。只有当个别科学全部变成实证的，一般科学或者说哲学作为所有实证知识的综合，才能变成实证的。

然而，圣西门先后向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们发出的呼吁，都没有得到多少回应。制订《新百科全书》的工作不得不搁浅。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后，圣西门的关注点从哲学转向“社会生理学”，即关于政治和社会的科学。自1816年创办刊物《论实业》起，实业成为他新的关注点。圣西门一度和著名的自由派政论家迪努瓦耶等人合作，他出版的论著还得到一些著名实业家的赞助。在这一时期，圣西门对宗教问题的关切并未消失，只是他现在更经常提及的是确立“实证道德体系”，而不是新宗教。他依然时常提及制订《新百科全书》的计划，不过很显然，此时圣西门并没有多少时间来推进这项工作。

1821年的《论实业体系》看起来像是一个转折点。在这部著作的卷首题词中，出现了圣保罗的一句话：“上帝说，你们当互助互爱。”这预示了《新基督教》的出现。圣西门对“利己主义”的忧虑加重了，他认为后者阻碍了新体系的确立。他带着赞赏的口吻提到了两位“18世纪杰出的思想家”——孟德斯鸠和卢梭，因为他们批评“侮辱和嘲笑宗教观念的轻率行为”，而宗教观念恰恰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圣西门告诫人们切勿将教士制度与宗教本身相混淆，他再次强调社会不可能没有“共同的道德观念”而存在，后者需要一个哲学学说作为基础，是联结社会各部分的纽带。他呼吁实业家为学者提供保障，使其不受统治者摆布，组织哲学学说，进而组建实业科学体系。在《实业家问答》中，圣西门再次表明其事业的目标：“建立一个社会组织，它保障所有无产者有工作，全体社会成员得到实证教育和可以发展其才智的享乐”。在此，圣西门的思想已经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色彩。

1825年，《新基督教》发表。在这部对话体著作中，圣西门以“革新者”的名义与一位“保守者”展开对话。圣西门声称自己“信仰上帝”，相信基督教为上帝所创造。不过他随后就批评目前的天主教为“异端”：教会将信徒完全置于僧侣的控制之下，不允许信徒运用自己的理性；教士不关注现世的幸福，不具备改善穷苦阶级境况所需的科学和实业知识；宗教裁判所和耶稣会违背了基督教“温存、善良、慈悲”的精神，不是靠说服和论证，而是采用暴力手段打击异己。圣西门赞扬了路德与天主教会的不屈斗争，但他同样称路德所创的新教为“异端”：路德没有把基督教改造得与当时的文明状况相符，这意味着如同基督教初创时期一样，只是在精神领域承认基督教的神圣原则，却没有把它运用到社会组织中。路德承认“凯撒”在世俗领域的统治权，这意味着他仍然认可世俗领域受弱肉强食的原则支配。

那么，什么是圣西门所说的基督教的神圣原则呢？这就是“人人都应当兄弟相待”。圣西门认为，基督教的神圣部分就在这个原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在基督教诞生的时期，人类的知识和生产水平都十分低下，军事阶级在社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人们的心灵普遍没有博爱的情感，当时少数高尚的人士具有的也只是爱国主义情感。在这种文明状况下，使徒们不得不承认凯撒的权力，基督教神圣的博爱原则只能存在于社会组织之外，局限于精神领域。不过，伴随着十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实业和道德的进步，将基督教的神圣原则当作“一切社会机构的基础和宗旨”的时机已经到来。根据上帝赐给人类的这一原则，“每个社会都应当为改进最穷苦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生活而工作；应当把社会组织得最容易走向这一伟大目标”。

《新基督教》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圣西门原计划在后续的对话中具体阐明新基督教的道德、宗教仪式和教理。不过他尚未完成计划就病逝了。他也没能详细阐明在新的实业科学体系中，由学者掌握的精神权力应当如何与世俗权力保持既合作又相互独立的关系。不过，圣西门已经提出了一些关键原则并开启了重要的思想路向，他的弟子和追随者们将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行。

据圣西门的弟子罗德里格回忆，圣西门曾在临终前和他谈及《新基督教》：“我们的最后一部著作将是最不易被人理解的。人们通常认为人不会有宗教方面的热情，这是很大的误解。天主教体系与现代的科学和实业体系相对立，因而它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已经发生了。它的衰落提醒人们，一个新信仰将以它的热忱，填补批判在人们灵魂中留下的空虚……”

对圣西门的宗教论述，西方学者的理解歧异很大。一些学者，如多特里和古耶认为圣西门是百科全书派的继承者和理性主义者，他的宗教论述只是考虑到同时代人宗教情感回归而采取的政治策略，因而不值得认真对待。孔德认为圣西门晚年呼吁创立“新基督教”，是偏离科学事业、滑向神秘主义和心智衰退的表现。涂尔干则认为，关于宗教和精神权力的思考在圣西门的思想体系中有重要位置，圣西门的思想并未出现从“反宗教的理性主义”向“蔑视科学的神秘主义”的转变，而是前后连贯的，他关于宗教的思考与他探究社会科学的努力也是统一的。与多特里和古耶不同，涂尔干强调圣西门并非18世纪百科全书派的尾随者，而是19世纪欧洲思想潮流的伟大开创者。

本文认为，圣西门无疑是启蒙时代之子，他成长于18世纪下半叶，并与著名的启蒙哲人达朗贝尔等人有过交往，深受启蒙思想浸染。然而圣西门绝非仅仅是百科全书派的尾随者。回到圣西门所处的历史语境，可以清楚地看到，经历了大革命之后，19世纪初的一代法国思想家，即便是赞成革命的人，也普遍感到了自己与18世纪前辈之间在思想上的断裂。圣西门明确表达了这种断裂感：“18世纪的哲学是批判性和革命性的，19世纪的哲学将是富有创造力和组织力的。”圣西门所说的“批判”，指的是启蒙哲人对神学－封建体系的攻击。他并不反对启蒙哲人的“批判”，甚至肯定了其历史功绩。他所说的“组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实业体制，使和平的生产取代军事活动成为社会行动的目标。二是在综合各门类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确立新宗教。在他看来，完成这两项工作，欧洲才能结束危机与动荡。那么，圣西门为何既反对神学体系，又试图确立新宗教？要理解这个看似矛盾的举动，需要了解圣西门关于人类理性演进史的概述及分析。

圣西门把孔多塞视为考察人类理性演进史的先驱，不过他指出孔多塞的学说仍有臆想的成份：孔多塞把最早的人类想像为有语言能力的人。如果观察历史事实，就会发现，起初人和动物差不多，其理智只是一种本能。不过由于人相对于动物在组织方面享有优势，经过无数代人相继的劳作，逐渐产生了语言和约定俗成的符号体系。人类由此形成了抽象思考的能力，能够理解因果关系。正是在寻求现象的第一因的过程中，人类产生了神的观念。伴随着知识的积累和理性的发展，人类关于神的观念逐渐从偶像崇拜、多神论，发展到一神论。起初人类的知识中实证和臆想的成份相互混杂。天文学最早摆脱臆想的成份，与占星学分离，成为第一门实证科学。此后物理，化学，生理学等相继成为实证科学。伴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与壮大，一神论开始遭到学者的攻击，逐渐趋于瓦解。

由上述可见，圣西门对宗教的理解颇为独特。在他看来，宗教是一般科学（哲学）的应用，一般科学则是综合一切既往知识后形成的观念体系。偶像崇拜、多神论和一神论是人类理性发展到特定阶段时形成的观念体系。圣西门有时也称之为科学或哲学体系。圣西门认为，宗教和任何组织一样，都有其诞生、发展、衰亡的过程。当某种宗教和人类的知识状况相符时，它有助于文明的发展，当它落后于人类的知识状况时，就阻碍文明的发展。此时需要对其加以改造，使其与知识状况相符。圣西门因而反对孔多塞等启蒙哲人把宗教视为一种与理性相悖的、有待抛弃的迷信与谬见。

不过，即便批判旧神学与确立新宗教并不矛盾，圣西门对创立新宗教怀有的热忱仍需加以解释。这种热忱贯穿其著作的始终，因而不宜简单地视为政治策略。要理解这一问题，有必要了解圣西门的一个重要观点：观念体系，或者说知识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他曾明确表示：宗教、政治、道德、教育是观念体系的应用。这意味着革新观念体系是革新社会的前提。诚然，圣西门并未把观念体系视为历史发展的惟一动力，例如他曾表示科学革命与政治革命是交替出现，互为因果的。尤其自1816年后，圣西门关注的重心由创立新观念体系转向建设实业体制，并且声称“一切为了实业”、“政治学就是政治经济学”。一些学者，如安萨尔据此认为这一时期的圣西门抛弃了早年对观念因素的强调，转而倚重社会经济因素。

不过，仔细阅读圣西门的著作就会发现，尽管1816年之后的圣西门确实存在某种“转向”，但他并未抛弃对观念体系的重视。例如他在《论实业》中写道：“要改变制度，首先要改变观念。一切社会体制都建立在一种哲学体系之上。”在另一处，圣西门又写道：一些人想要回到旧君主制，另一些人则想像只要摧毁君主制，自由体制就将完全确立起来。这两种人都忽略了人类理性的进程。由于制度只是哲学的产物，在新的哲学体系完成并普及为民众的知识之前，轻率地进行猛烈的政治革命是徒劳无功的。正如在法国，杀死了国王，还会出现罗伯斯庇尔。自1820年代起，宗教问题在圣西门著作中的重要性越发突显。由此看来，涂尔干关于圣西门将观念体系置于首要位置的判断不无根据。正是从这一判断出发，涂尔干阐述了圣西门思想的统一性：宗教并非圣西门思想体系中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加物。创立新观念体系，或者说新宗教是圣西门思想的起点和归宿。他之所以从探索“哲学”转向研究“社会科学”，是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当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生理学”成为实证和科学的，一切科学知识的综合，或者说新观念体系的确立才有可能。

圣西门：《一位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

如果说，创立新宗教在圣西门的思想体系中确实十分重要，那么，新宗教在何种意义上有助于解决圣西门最深切关注的问题——重组欧洲社会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圣西门对欧洲文明史的考察，因为他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正是建立在这个考察基础之上的。

圣西门对欧洲文明史的考察从一神论取代多神论这个重要时刻开始。在他看来，基督教的诞生曾极大地推动欧洲文明的进步。与尊崇古代的启蒙哲人不同，圣西门认为古代的多神教使人类分裂为一个个相互敌对的小社会。每个城邦都把城邦之外的人视为异类。与多神教的观念体系相对应的，是实证和科学知识的发展尚处于幼稚阶段。这意味着人类征服自然的手段十分匮乏，生产力低下，此时的社会以军事活动为其行动的主要目标，人们靠相互的战争和掠夺来谋取生存资源。基督教的诞生，既是此前人类知识积累的结果，又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它宣扬对惟一上帝的信仰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教义，这就提供了一种精神纽带，它有助于组织更大规模的社会，将更多人统一到共同的大家庭中。

8至9世纪，查理曼大帝以基督教为精神纽带组织欧洲社会。11至12世纪，一个包括西欧主要民族的欧洲大社会真正组织起来了。它的突出特征是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的分立。前者掌握在教士手中，后者掌握在军事阶级手中。基督教充当欧洲人共同的道德法典，罗马教皇掌握着最高精神权力，他抑制各民族的世俗权力的野心，负责协调各民族的利益冲突。15世纪之前，两种权力保持平衡，任何一方都没能吞并另一方，欧洲内部因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在各民族内部，教士起到了协调个别利益之间的冲突的作用。尽管世俗领域的主导原则是掌握武力的强者对弱者的支配，但精神领域的平等与慈善原则使这种支配柔化了，教士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下层阶级。教士与军事阶级之间的斗争则有利于实业发展。不过，由于教士的因循守旧，他们逐渐由最有知识的团体变成最不开明的团体。相反，世俗人士不断在科学和实业领域取得进步。11至12世纪，实证科学经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市镇的解放使实业得以发展。不再享有知识优势却依然掌握精神权力的教士开始遭到来自各方的攻击。16世纪初路德宗教改革之后，教士的权力进一步衰落，为维护自身的保存，教士沦为依附王权的团体，不再保护弱者，而是要求他们顺服世俗权力。16世纪末，最初针对精神权力的斗争进展到了同时反对世俗权力的阶段。启蒙哲人对旧体系进行了比路德更为大胆猛烈的攻击。法国大革命是新生的社会力量对旧体系成功的最后一击。维系旧体系的精神和世俗纽带土崩瓦解了。

然而，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实现其目标。这个“争取自由的伟大事业”变成了一场“流血的、可怕的和惨无人道的革命”，并产生了“新的奴役形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革命的领导者——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偏离了革命的初衷：建立实业科学体系。在世俗领域，他们不是把发展实业、而是把政治斗争视为第一要务；在精神领域，他们只注重批判神学体系，却不关注建设新体系。后一个失误导致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病”——利己主义的肆虐。圣西门认为，从基督教确立到15世纪，人们重视全体利益，忽视个别利益。自15世纪以来，人类的理性放弃了总揽全局的视角，专心研究个别事实和个别利益，把对“一般事实、一般原则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研究视为空洞和无价值的。这一转变在知识和生产领域产生了重大成果，也给社会带来了害处。原本把社会的各个部分和不同的个人关联起来的共同的道德观念不复存在了。这导致了利己主义的惊人发展和社会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孤立。由于人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共识，倾向于绝对地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个别利益陷于彼此对抗。人们出于对旧体系共同的厌恶情感，短时间内聚合到一起，但很快分道扬镳。在个别利益你死我活的对抗和由此带来的混乱中，专制很快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地盘。

在整个欧洲，情形也类似。自从天主教这个使西欧各民族彼此关联起来的精神纽带变得衰弱，教士沦为世俗权力的附属物以来，各民族的世俗权力的野心失去制约，它们彼此争斗，导致欧洲出现连绵不断的战争。由于不再存在可以抑制世俗权力的独立的精神权力，以武力为基础的弱肉强食原则成为欧洲社会的主导原则。

那么，革命后的欧洲社会该如何重组，以便完成革命呢？对历史的考察，使圣西门意识到欧洲已不可能返回封建－神学体系，它应当顺应文明发展的趋势，建设实业－科学体系。圣西门看到，与旧社会纽带的瓦解相伴随的，是两种新社会力量——实业家和学者的崛起，以及新社会关联的产生。这两股力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的崛起，它们及其支持者对旧体系发动的攻击，正是大革命爆发的根源。因而要结束和完成革命，就要让在知识和财富上占优势的社会力量——学者和实业家取代已衰朽的军事阶级和教士阶级，成为引领社会的主导性力量。

与此同时，圣西门强调未来实业社会的统治权应区分为学者掌握的精神权力与实业家掌握的世俗权力，二者应相互独立，同时精神权力应致力于维护社会团结。圣西门的这一设想受到中世纪西欧独特的政教结构——精神信仰上的大一统与世俗权力的多元化的启发。他认为这种结构不应废弃，但需加以改造。这意味着世俗领域将根据“按才能分配”的原则鼓励实业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圣西门首要关注的是如何组织社会以便最大程度地发展生产。至于生产者内部，即才能较高者与缺乏才能者可能产生的冲突，并未成为他首要关注的问题。不过，受基督教遗产的影响，圣西门始终强调实业生产应当具有道德目标，有产者掌握的世俗权力应受精神权力的制约。对这一点的坚持，使他最终与同时代主张自由放任的政治经济学家分道扬镳，其学说的社会主义倾向逐渐显露出来。圣西门强调，在精神领域，具备科学才能的学者们生产实证知识，但这些知识不应是碎片化的，它们应当被综合成新观念体系。这个旧神学体系的替代物将在实业社会负责协调个别利益的冲突、制约逐利行为、以使社会的发展不致偏离其目标：改善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构成社会最大多数的贫困阶级的物质和精神状况。这个目标正是基督教的道德原则在尘世的实现：它宣扬的来世的幸福变成了现世的幸福，它宣扬的慈善转化为人类社会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