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来到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编剧帮论坛跟大家交流。这个论坛到今年是第三年了，很不容易。因为中国有句俗语，叫事不过三。这个话可以有很多解释，一件事很难干三次，或者说一件事干三次都干不成那就别干了。等等。反正就是三这个坎儿比较难跨越。可以说，编剧帮帮主杜红军是用斧头帮的精神作风办编剧帮的事儿，而且硬把北京电影节给办了三次。这就叫干成了嘛。
今年像韩小凌老师、李潇老师、陈舒老师、吴兵老师等大咖都来了，它没有不成的理由了。当然，大家也都看到了，我也来了。我来了，想把这事弄不成就比弄成还要难得多。编剧帮这事儿成了以后，大家知道前边等着编剧帮兼斧头帮帮主杜红军的下一句俗语是什么吗？能最先说出来的我送给他一本我的新书《给青年编剧的信》。大家可以从事不过三这句俗语上猜。
对了。是三三不断。干不成就是事不过三，干成了就是三三不断。中国俗语特别有意思，失败了就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了就说有志者事竟成。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就说俗话说啊一个好汉三个帮，如果这事自己能搞定或找不到人帮就说俗话说啊靠人不如靠己。中国的中老年人，看见比自己牛逼的年轻人就说俗话说后生可畏，要是年轻人不如自己马上就说俗话说啊嘴上没毛办事不牢。
大家发现没有，在中国做事非常累，但做人非常爽，无论你成功失败，无论你坚持放弃，都有一种文化解释在那儿让你心安理得地面对任何选择。比如说，有很多人都不理解大汉奸汪精卫前后断裂的人生，他24岁刺杀满清官员，被捕后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四句是名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么大的抱负，这么快意人生的青年，最后变成了一个汉奸。你把他放在任何语境里都很难自洽，但只要放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你就能知道百炼钢很容易成为绕指柔。成则宁为玉碎不做瓦全，败则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在中国遍地都是乡愿和小人。他们可进可退，能上能下，左右逢源，八面玲珑。
一个有秩序的行业，必须要有自我纠错的能力
我前几天看到于正老师的一个采访，说自己以前的作品很娱，娱乐的娱，从现在开始要做的作品要很正。大家知道哪个正吧？就是不正之风的正，也是于正的正。这俩正是一个正。你看，人家想娱乐就娱乐，想于正就于正，自由穿越，无缝衔接。
前两年于正老师在微博上还发表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言论，说他不是不能写高端的作品，但他知道观众是低端的，所以他就做低端的作品来服务观众。我真是很佩服于正老师，我是从那天起才知道文艺作品的创作跟开汽车一样可以随意挂档。可以挂高档写高端作品，也可以挂低档写低端作品。我这人有很多缺点，但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爱学习，我就去学习了一下于正老师的作品，想学习在文艺创作中如何换档挂档。于是我惊讶地发现于正老师出作品的速度很快，也确实不断在挂档，但挂的一直是倒档。
根据简单的物理常识我们可以知道，如果你选的方向是错误的，你走得越快就错得越远。希望于正老师检查一下自己的档位，到底挂对没有。同时我也佩服前仆后继层出不穷的跟于正老师的合作者，包括资本，包括播出平台。无耻卑鄙的人我见多了，但在文艺创作领域，这么无耻卑鄙的环境还真是让我目瞪口呆。一个被法院判定的抄袭犯，非常痛快地交了赔偿款，但拒不道歉，竟没有任何后果。前有敬明，后有于正。敬明不明，于正不正。就这么一个破坏行业的人，行业里多少无耻的人还在跟他合作。是的，今天我要宣布：在于正向琼瑶老师道歉以前，所有跟于正合作的资本、平台、机构、个人都是卑鄙无耻的。
最惊悚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位老导演，在跟于正合作的发布会上称于正是青年才俊。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青年才俊这个词算是挂了。以后谁还好意思承认自己是青年才俊呢？一个人，一个行业，乃至一个民族，犯错不要紧，也是正常的，但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有秩序的行业，一个优秀的民族，必须要有自我纠错的能力。只要郭敬明、于正拒不道歉但还被追捧，这个行业就是可耻的。
我还是摆不平我自己
今天的主题是类型，我为什么先谈文化语境和人呢，是因为不管什么类型，故事行业始终都是一个由人来表现人的行业。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故事；有什么样的讲故事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有什么样的现实，就会有什么样的类型。但最后这句话不能反过来讲，不能讲有什么样的类型，就会有什么样的现实。中国影视界关于类型的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把类型和现实的关系给搞反了。
所以今天我的目的不是摆平于正，而是要把类型和现实的关系给摆正。于正我是摆不平的，有一天我想了一下，想想世界上有什么是我能摆平的，最后发现只有一个人我能摆平，就是我自己。但后来我又发现，就是我自己我也摆不平。因为有好多领导啊朋友啊，都不断提醒我，说方金你能别那么愤怒吗？中国影视的大方向是好的，中国的小鲜肉大部分是敬业的，能说点好听的吗？还有很多人问我，你说的98％的小鲜肉不敬业的数据是怎么统计出来的，你这是不是假数据啊？说实话，我真是火冒三丈。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一天的点击能超过十五亿没有人去质询，反而来质询我的98％，收视率多么令人发指的假没有人去打假，反而来责问我的98％？大家知道一天的点击率超过十五亿是什么概念吗？根据统计学常识我们可以得知，如果这个数据是真的，那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决不是十四亿多一点，而应该是二三十亿。难道人口普查部门向中央隐瞒了我们的人口总数？建议中央有关部门查一查。
所以在此向所有关心98%小鲜肉不敬业这个数据的朋友们和敌人们宣布，在点击率和收视率造假情况没有改善的前提下我将无限时不公布我的数据统计过程和统计方法。耍流氓谁不会啊。另外在此也告知那些小鲜肉的粉丝，不要天真地以为你们家爱豆在那2％里面，你要这么想就太二了。同时也要敬告那些威胁我的脑残粉们，说他们家小鲜肉不演我的戏，在我的戏里，只有演员和表演艺术家，绝没有小鲜肉的位置。
最近小鲜肉这事弄得沸沸扬扬，连我老家的我爹我娘都在田间地头听说了这事儿，给我打来电话，说你不是在北京干编剧吗，怎么干成卧底了？现在听说全社会都在抓特务啊，得罪那么多人干什么，危险的事儿不要干。我本来今天想说点好听的，但想来想去，我还是摆不平自己，还是得说实话。
所以前几天我在青年作家李尚龙《你要么出众要么出局》的新书发布会上做了一个演讲，叫《出众与出局》，那是一个非常棒的演讲，因为我宣布我从影视界出局了，网上有，大家可以找来看看。今天青年作家李尚龙也来到了现场。尚龙真是青年才俊啊！跟于正老师一个级别的。李尚龙是中国的畅销书作家，我是中国的滞销书作家。所以今天提问的都会送一本《给青年编剧的信》，卖不出去，只好靠送了。当然，这是编剧帮送的。感谢编剧帮。
能否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是一个人价值所在
编剧帮这个论坛筹备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外边办事，杜红军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参加今年的这个论坛。我说今年的议题是什么，红军说是类型电影创作谈。我说我想想。我说我想想的意思就是不想参加，因为这个话题太大了，在争分夺秒的论坛上很难谈出什么。那天我办完事儿回家，一进小区就看见迎面挂上了一条横幅，几个大字迎风招展，写着“致小区的文明居民们：请文明养狗”。我一看就知道，又有人不文明养狗了。我当时就想到了红军说的这个类型创作的议题，为什么最近几年各个论坛，各个研讨会都爱讨论电影的类型问题呢？就跟我们那小区一样，没有文明养狗，就必须倡议文明养狗，属于缺什么吆喝什么。我就给红军打了个电话说我来。先吆喝起来再说，因为类型是中国电影的软肋。
刚才我说了，要搞清类型，就要搞清现实与类型的关系。现实在前，类型在后。现实由什么构成？由人。拍电影，首先要观察人。
我有个好朋友，是位作家，叫刘震云。大家应该看过他的书或者电影。有一年，德歌德学院的院长阿克曼邀请刘震云老师去德国住了两个月，有一段时间住在莱茵河畔。刘震云老师爱散步，歌德学院就安排了陪刘老师散步的人。有一天陪刘老师散步的是三个德国朋友，两女一男。刘老师走着走着，突然顺嘴问了德国的朋友们一句话：莱茵河有多深？这三个德国朋友一愣，抓耳挠腮，被问住了。甚至他们三个人开了一个会，然后由一位女士跟刘老师说：对不起，刘震云先生， 您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答。
刘老师也是一愣，难道对方误会自己是卧底？到德国来探听莱茵河的情报？莱茵河也不算军事机密啊？女士又接着解释：为什么你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答呢，因为莱茵河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的水位是不一样的，我们无法回答你一个标准答案，这需要回去查。刘震云老师一是觉得很震撼，二是觉得很拧巴。因为这个问题如果是在刘震云老师的老家河南新乡王楼镇老庄村，你问村前那条河水有多深，马上就会有人说：两米五！或者说：三米四！再不济也会说：咦！深得很呐！前年还淹死过人！我们中国人非常善于把一件事儿说成另一件事儿。
对于问题的提出，和答案的谨慎，德国人和中国人是非常不一样的态度。今天我们的主持人韩小凌老师前几天还在朋友圈吐槽，说为什么北京电影节每场论坛都会有一些特别奇葩的提问。这些提问都不像是提问，都像是找机会做自我阐述。能不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是一个人的价值所在。
我经常看见有记者在夜幕下追着刚下飞机的明星问，请问您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对这座城市是什么印象？他刚下飞机，雾霾重重，他能有什么印象？但更奇葩的是还真有明星回答：来到这座城市好高兴啊好开心啊好快乐啊，这儿的人们非常善良，城市非常美，我很喜欢这里。从这肤浅的一问一答里，我们可以非常深刻地读懂中国。
刘震云关于莱茵河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到了晚上，德国的朋友跟刘震云老师道别的时候，问：刘震云先生，您今天过得愉快吗？刘震云老师是非常聪明的，他立即学会了德国思维，他说：你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你一个统一答案，因为我今天早晨、中午和晚上的心情是很不一样的。这就是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带来的不同类型的人，不同类型的思维。
划分观众类型是愚蠢的，寻找作品类型才是正道
人由人性和地域性构成。人性是普遍的，但地域性是差异巨大的。这就是我想强调的类型并非是普遍的，它与现实相对应。东北地广人稀，说话需要放出声音，所以流行歌手多出自东北。那英孙楠等等等等成批成批地出。湖南是山地，上下关系，说话需要把声音送上去。所以民歌手多出自山地。宋祖英张也雷佳陈思思等等等等。到了草原，一望无际，走老半天也见不到人，就出了长调，长调是唱给自己听的。
我们山东多丘陵地带，声音送不出去，所以山东很少出歌手。我们擅长什么呢？拉呱儿，就是说话。所以我们山东出了一位特别会说话的人，叫孔子。他的著作叫《论语》，论语的意思就是如何有条理地说话。
一个好的故事，或者一部好的电影，一定是从地域性出发，最后直抵人性的深处。在这中间，有一个规律性的形式，保证讲故事的高效性，我们称之为类型。咱们中国的影视界其实不关注作品类型，他们关注观众类型。他们爱细分观众，总爱说你这部戏南方的观众比喜欢，过不了长江，那《权力的游戏》为什么越过了太平洋呢？难道咱们的长江比太平样还牛逼？
我还见到好多假影视工作者，他们总是这么策划影视剧，给影视剧设计几条线，这条是吸引中老年观众的，那条是吸引下岗工人的，这条是吸引年轻人的。这不叫拍电影，这叫用地沟油和一滴香做的乱炖。划分观众类型是愚蠢的，寻找作品类型才是正道。
类型是对创作规律性的提炼，但它不是机械的——它时刻在发生变化，以对应生活的变化；它也不是万能的 —— 即便一个创作者多么熟悉类型，类型也不能保证他成功。熟悉类型的意义在于不犯或少犯基本错误。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展开论述。
目前，在中国拍科幻电影是非常科幻的事情
我在最后的这点时间里说一下中国电影目前不会成功的两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就是科幻电影。我的推断是二三十年之内，中国的科幻电影不会成功。科幻电影的类型基础是什么呢？是科学。在一个科学意识匮乏、科学成果不丰的一个国家说拍科幻电影是非常科幻的事情。
2010年，宁浩工作室找我改编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乡村教师》，我当时就跟他们说：我改不了。因为我们的文化土壤目前还长不出科幻电影这个类型。今年听说宁浩要拍了，改成了《疯狂的外星人》，可能是离科幻远了一点，想延续他的疯狂系列的喜闹剧风格。如果是正面碰科幻，必败无疑。剑走偏锋走喜闹剧行不行呢？我觉得也是险棋。
现在还有人提出了软科幻，软科幻也是科幻，拍带科字的电影都悬，都小心点吧，很容易被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俗语盯上。把科换掉，换成玄就不悬了。玄幻。我们的文化土壤里有玄幻的基因。一听应劫、历劫、转世、轮回大人小孩都双眼放光。除了故事本身，类型电影都还要有配套的体系。
比如说演员，马特达蒙穿上宇航服我们是相信的，艺术创作创业术语叫“心甘情愿地相信”，但这相信也有一个基础，就是美国这么多年目光一直向外，登上了月球，探索了火星，发射了旅行者一号，基本算飞出了太阳系。它有强大的这些物理事实支撑科学幻想。
我们华语演员也有很多形象好的，比如陈道明老师，比如周润发老师，即便这些形象最好的演员，你让他们穿上宇航服去火星救援或去阿凡达星球抗拆迁似乎都不太对劲儿。因为他们背后没有物理依据和科学基础。所以在此我提醒所有拍科幻电影的朋友们：你们碰上硬钉子了，小心被扎。也有很多强硬的朋友跟我说，难道我们不能探索着去拍科幻片吗？每个领域不都应该有先驱吗？
当先驱我支持，我只是不希望他们捐躯。你非要在中国弄支橄榄球队跟美国比橄榄球我也没意见，大不了就是死得很难看而已。
没有超级英雄的文化基因，就塑造不出超级英雄
第二个类型就是超级英雄类型。我想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不会出现超级英雄类型。因为我们没有诞生超级英雄的土壤。我们从小一直被教导：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一直被告诫：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行于众，人必非之；一直被提醒：清官难断家务事，管闲事落闲非；一直在新闻中听播音员强调：我们不干涉别国内政。
但超级英雄大家都知道是干什么的，他就是管别人瓦上霜的，他就是人行于众的，他就是保护妇女儿童的，他就是管闲事的。超级英雄不但中国拍不了，欧洲也拍不了，俄罗斯也拍不了，超级英雄这个类型目前只有美国能拍。因为他们正在扮演或试图扮演这个超级英雄的身份。
所以汤姆克鲁斯或斯佳丽约翰逊、小罗伯特唐尼一次次拯救全世界，观众就会“心甘情愿地相信”。所以你如果让范明老师，或林永健老师去拯救全世界，它不会有什么说服力。但是你如果让范明老师或林永健老师带领一个村子发家致富奔小康，这是恰如其分的。
最近我看有很多人抱怨说为什么美国的超级英雄可以一个人打很多人，而黄轩在《非凡任务》中的打斗大家就觉得不可信呢？这不是黄轩的表演问题，这是类型与现实的问题。我们没有超级英雄的文化基因，就塑造不出超级英雄。
本来我们有一个接近超级英雄的角色，就是孙悟空。但孙悟空只能算半个超级英雄，他在大闹天宫之后，基本变成了一个会飞的sos信号，就是遇到困难了，他能及时飞走，通知可以解决这个困难的各路领导、各级神仙。超级英雄这个类型最重要的一个规律就是：超级英雄必须自己面对并解决终极困难。
孙悟空除了通风报信搬救兵，他始终没有解决任何根本问题。就连象征他被束缚的紧箍咒最后都是别人给他取下的。这不是超级英雄，这是超级憋屈的英雄。
在中国影视变成理财产品的当下，编剧帮组织的这个关于类型创作的讨论生逢其时。从广义上来说，电影只有两种：好电影和坏电影。从狭义上来说，电影充满了类型，它分门别类地隐喻了我们分门别类的生活。但并不是世界已有的电影类型，我们都可以有。世界上已有的类型，我们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我们诞生的类型，世界上可能有，也可能没有。
类型牢牢根植于现实，有什么样的现实就有什么样的类型。
优秀的创作者，能清晰地认识自己所处的文化语境，从现实出发，寻找所对应的类型；然后从类型出发，提炼、概括和升华现实，在故事里找到人生的比喻、未知的可能。电影不该是资本的奴隶、不该是理财产品、不该是空洞的模仿、盲目的跟风。
电影当然是财富 —— 物质财富是它的附加值，精神财富才是它的核心值。电影当然也是货币 —— 但它不是理财货币，而是一种宝贵的社交货币。
在对同一部电影的观感和谈论中，人们曲径通幽，寻找知音，发现彼此，共振内心。
按照我演讲的惯例，最后给大家念一首诗，今天给大家念诗人羽微微的《蚂蚁》：
如果把那只蚂蚁放大
像只鸟儿一样大小
我们就不会那样掐死它
轻易地，毫无罪恶感地
因为痛苦的表情，能看清了
扭曲的身体，能看清了
乞求的或愤怒的眼睛，能看清了
甚至能听到呼号的声音
但现在不是，蚂蚁太小太小
小得像装不下痛苦
小得像没有装上一个真正的生命
希望中国电影能装上真正的生命。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