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阿奎那的遗骨匣
阿奎那的自由思想结合了中世纪传统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在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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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奎那时代的思想家是自由主义历史的一个巅峰。此后，自由事业发生了很大的倒退。直到18世纪，近代欧洲对自由的理解才重新达到了他们曾经的水准。
中世纪可以划分为早期中世纪（5-10世纪）、盛期中世纪（11-13世纪）和晚期中世纪（14-15世纪）。早期中世纪是封建制度，其实质是一种复杂的多重契约体系。承担军事义务的是骑士，不承担军事义务的则是平民；贵族是地位较高的骑士，君主则是地位最高的贵族。在骑士之间，下级骑士向上级骑士效忠并承担军事义务；作为回报，上级骑士将自己的一部分土地赐予下级骑士。在骑士与平民之间，骑士向平民提供军事上的保护；作为回报，平民或成为农奴耕作骑士的土地；或成为自由民将自己收入中的一部分交付给骑士。我们与其将这样的封建制度称为专制，不如把它看作原始的宪制：封建契约规定了社会层级之间的权利与义务；无论身份的高低，其权利与义务却是对等的，不履行义务的人将被剥夺相应的权利。这正是现代法律思想的源头。
但是早期中世纪的经济严重依赖于土地，尽管农奴受到封建主的保护，但他们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职业选择。生而为农奴则终生为农奴，这极大地限制于他们的人身自由。盛期中世纪的经济有较大发展，城市逐渐走向繁荣，手工业和商业蓬勃发展，大批农奴也有机会解除基于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成为市民，社会流动性大大加强。职业群体、城乡和社会阶层之间不再有牢不可破的永久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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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讨好新兴的市民中产阶层，各方势力都想把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诉诸于人民。这时，自由虽然不是世俗权力和宗教势力所追求的目的，却成为了它们吸引人民与自己站在一起的手段。在意大利、德意志和尼德兰，开始出现城市自治，英国的议会和法国的三级会议也隆重登场。当时的天主教会，尤其是罗马教皇否认国王有无条件继承家族传承下来的王权；贵族与国王之间的誓约表明，对国王的效忠是有条件的，即君王必须服从于公法，并须公正地行动。当英格兰贵族们罢黜爱德华二世时，他们引用了“Vox populi Vox D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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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这一古老的拉丁格言。当苏格兰与英格兰发生战争时，苏格兰议会在致罗马教皇的信中写道：“是上帝的旨意，是我们誓死捍卫的本国的法律和习惯，是人民的选择，使他成为我们的王。倘若他违背自己的原则，同意让我们变成英王的臣民，我们就将他视为敌人，视为我们的权利和他本人的权利的破坏者，而另选一人代替他。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荣耀，也不是为了财富，而是为了凡是真正的人都愿意与之共存亡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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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奎那之前的天主教神学主要继承了奥古斯丁的传统，认为神拥有完全的主权，人的情感和理性都全然堕落，若非神的帮助，不可能有救赎。真正的政治权柄也应由神掌控，天堂当然是由神当权的得救之人的上帝之城，地上也应是以教皇为中心的信仰的世界；罗马教廷的权力来自神，教皇不得随自己的心意行事，而应根据圣经并依照教会传统进行统治。
尽管旧的神学几乎全然否定人的理性和感性，它却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人的价值：上帝造人，并且派遣他的独生子为了人类的救赎而牺牲。尽管人的情感、理性和判断力因为原罪而全然堕落，义人的生命尊严与权利却受圣约的担保。这促成了最早的人权乃至动物权利（因为动物也是神造的）观念的产生。由于上帝之城不同于地上之城，我们不能根据人世间的权势来判断一个人灵魂的价值。因此，中世纪的修道院和教堂自发地组织了各地的慈善工作，保护穷人免受贵族的欺凌，帮助残疾人和病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庇护流浪者不至于因饥寒交迫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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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阿奎那对当时的天主教经院哲学进行了改造，将亚里士多德主义融入其中。神的恩典不止在于救赎之中，也在于创世。人作为神的造物，虽然因为原罪而堕落，但依然具有一定的认识、实践和判断能力。在与救赎有关的事物上，人类只能完全依赖于神；但是在一般事物中，人类可以通过固有的理性和感性正确地认识和行动。因此在阿奎那看来，尘世的生活不再毫无意义，世俗的政治和法律也不再无关轻重。神的旨意既存在于教廷，也存在于常人的心智与常识之中，因此人能够并且应该参与对自身的统治。阿奎那这样陈述他的观点：“不信守义务的国王，即丧失了让人服从的权利。废黜此人并非叛乱，因为他本人即是一个人民有权推翻的叛乱者。但最好是限制他的权力，使之无从滥用。有鉴于此，全体人民皆应参与对自己的统治；宪法应当把有限的、推举出的君权同显明的贵族统治结合起来，这种混合的民主政体将允许每个阶层通过民众选举当政。在人民规定的范围之外，任何政府皆无权征税。一切政治权力皆源于民众的选举，一切法律必须由人民或其代表制定。只要我们尚受另一个人意志的支配，便没有安全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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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奎那看来，人的感性也受到神的赐福，有着内在的神圣源头。与亚里士多德一样，他也认为好的制度要符合人与事物的本性。但是与亚氏不同，阿奎那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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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制度不是实践理性的产物，而是天主的同义词，是耶稣救世的体现。因此我们理应对政治传统与法律应该深怀神圣的敬畏。我们可以根据法统而推翻现有的政府，但是法律的改变应该循序渐进，任其在历史的演变中按照神的意旨自然而然地发生。
阿奎那的政治思想有着人类情感、逻辑理性与超验神性的三重根基。在其思想人体系中，每一个人不是像零件一样才组成完美的整体，而是唯有通过每一个人本身的完善才能实现整体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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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同情心、敬畏和神圣感的美学带入关于自由的思考，确保了自由本身不会因为理性的骄横而沦落。由此可以看出，西欧封建的自由传统与基督教神学之间具有如何紧密的内在联系。但这也带来了一个危险：当科学发展、世界祛魅之时，宗教将步步退让它的领地，神学庇护下的古老自由如果不加以去超验化的重新阐释，恐怕也将随之失去打动人心的力量。
历史的进展甚至比这样的预想还要快许多。在科学兴起之前，王权的扩张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就打破了君主与贵族、世俗与宗教之间的势力平衡。自由就是权力之间的夹缝。在新兴集权君主之下，整个欧洲大陆的自由精神都走向枯竭。我们常常说的“黑暗”中世纪，其实说的是晚期中世纪的黑暗图景。幸运的是，随着《大宪章》的签订，盛期中世纪的封建精神在英格兰传承了下来。这个美丽的岛国如同一首纷扰杂乱中的悠扬古曲，将给世界注入古老的自由与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