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看脸”的时代，年轻人反而更自由了？

又到一年新人求职季，见了不少朝气蓬勃的职场新人。这几年来给我印象最深的，倒不是他们的技能、愿景或薪资要求，而是某种与自信结合在一起的自我形象。

差不多十年前我就意识到，和2000左右毕业的大学生相比，新的年轻一代在初涉职场后能更快进入角色，有些实习生已然像个成熟的白领了，不像我们那时，许多人甚至在工作一两年后都还保留着浓重的学生气。

▲ 2015年的电视剧《加油吧实习生》中，赵丽颖饰演一名实习生，有娱乐媒体称，“虽然是新晋的职场菜鸟，不过赵丽颖的着装打扮却青春靓丽，可以成为新入职场白领提供很好的穿衣典范。”

最显而易见的就是他们更注重个人外在的形象，女生们聚在一起讨论的常常是“颜值”和“美美美”。

“看脸”两字似乎已经从调侃变成了新的主流意识。同事也笑说：“那是因为你们这些面试官也看脸呀，新人怎么能不注意点形象？”

也许在2000年之前度过自己中学时光的人，多多少少都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里——四周没有人谈论外表，说的都是“鸟美在羽毛，人美在心灵”，所谓“心灵美才是真的美”，那是一种有着禁欲主义倾向的贬抑外表的时代。

1984年生的小说家邓安庆有次和我说，他甚至觉得那时“都到了很刻意回避的程度，讲别人家小孩都不提‘好看不好看’，会有意略过外表。”结果现在，他写小说也想不起来写人物外表，会被问为什么全篇一个外貌描写都没有。

▲ 1980年代，日本摄影师秋山亮二用相机记录了温柔纯真的中国童年，并出版影集《你好小朋友》。 © 秋山亮二

确实是这样，那时人们普遍觉得，表扬孩子要赞许其品质，而不应去夸外貌；男生如果赞美一个女孩子漂亮，甚至会被恚怒地回骂一句“流氓！”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长得好看似乎没多大意义。我是直到上大学之后，才终于承认，女孩子长得美确实不无好处；毕业进入职场后，在那些毫无顾忌地谈论男色的女同事影响下，又迟迟意识到，原来男性长得帅也比我原先以为的更有利。

在我早先接受的教育里，偏重外貌固然受鄙视，而男人如果关注自我形象，那就更显得与男性气质格格不入了。但在社会日渐富裕化之后，随着消费主义和城市新风尚的兴起，社会意识逐渐发生了变化。

大体在2000年之后，时尚杂志、空前丰富的商品和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广告一起，推动中国城市形成新的潮流人群。审美不再如以前那样以传统的朴素干净、或前卫先锋为美，而塑造出了一种运用商品和消费潮流来理性管控自我形象的群体。他们是广告画面中最受欢迎的形象，自信、明朗，是一个懂得利用时尚来使自己焕发新形象、并由此获得社会赞许和成功的中产者。

▲ 商场童装区域的布置和广告。 © PanterAQ

就这样，他们重新界定了社会上对“成功人士”形象的看法，暗示时尚物品对这身份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准入装备，更有助于他们迈向新的成功。与此同时，人们也逐渐接受了一些新的生存法则——仪态、形象对在社会中向上攀升十分重要；必要的化妆是职业精神的体现，是对他人的尊重，甚至还是家庭关系完满的保障；各种男性护肤品的出现，又使“型男”一词成为必要，为了鼓励消费而重塑了这一群体的社会声望。

所有这些，都诱使人卸下了最后的心理负担，不必为过分注重外貌而心怀负疚感。这个历程对于之前那种清教主义的道德观来说，无疑也有几分“解放”的感觉。

回头看刚过去的二三十年，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中潜存的一个重大意识变迁——人们对欲望越来越不加掩饰，想要什么就直接说出来，理所当然。正如Bryan S. Turner在《身体与社会》中所说的，消费主义要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人格类型：“新的生活方式体现为慎重的享乐主义伦理，新的人格类型体现为自恋的人”，在此，身份认同成了“外部表演中所体现的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具有摄像功能的手机的普及，可能对这一原先被压抑的自恋情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明显作用。“自拍”(selfie)一词在英语中据说出现于2002年，到2013年被评选为英国牛津字典的年度风云单词，其使用频率是上一年的170倍。

▲ 2016年夏，上海外滩用自拍杆自拍的游客。 © 上海休闲时光

在中国，如其它事物一样，这一进程被压缩在更短的历史时期内迅速完成。手机自拍的潮流始于2011年，那一年iPhone4爆火，微信诞生，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乐于自拍，并在社交软件上分享自我形象。

这一点之所以不容忽视，是因为摄影原本就是一种“具有众多自恋式用途”的工具，而修图软件又使人们越加重视自我的视觉形象。两年前，我惊讶地得知，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女同事手机里竟装了15款美颜app。正是在这种风潮下，“颜值”一词自2014年底起开始充斥于网络媒体。

近几年来，也许是因为传统文化根基更浅的一代人开始进入主流话语，且伴随着网络语言对全社会的渗透力加强，这种“看脸”的意识有时以一种更直白(有时甚至是粗鄙)的方式表露出来。

起初往往都是戏谑性质的，不管是知乎阅读达人陈章鱼的那句“人丑就要多读书”，还是贾玲所说的“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才华”，原本都是自我调侃的玩笑，分明带着几分不正经；不过流传既广，时间久了，俨然成了被默认的主流意识，在某些语境下甚至变成了公然的歧视。我有一次甚至看到一家小店外墙的花盆上方贴着一句“你丑你偷花”，“丑”作为诅咒语看来已经起到了与以往那种“偷花死全家”相似的震慑作用。

这不仅是对以往那种关注“心灵美”的观念的反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也像是一次开倒车——人们放弃了以往的道德约束和政治正确性，公然认可外貌歧视或“颜值即正义”，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社会庸俗化和浅薄化的征兆。

说实话，早些年看到女同事们整天谈论“美美的”，我也不免腹诽“怎么现在的女孩子都这样”，不过，现在我也意识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而这变化可能也不坏。不仅是因为这种调侃本身未必那么当真，两种价值观并不一定矛盾(“看脸”的一代也未必就忽视“心灵美”)，而且这本身意味着对原先那种紧身衣式的道德观的解放，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展现。

这与近年来所谓“自恋”的现象恐怕也是一体相成——正由于个人主义逐渐确立，年轻一代的中国人才开始空前关注自我形象，而这，首先表现在一个人发现自己、肯定自己、突出自身形象，并最终实现自我价值。

▲ 新世纪后，青年亚文化日渐兴起，不同群体衍生出不同的文化。图为西南地区2016年的一场“说唱公演”，台上为组合海尔兄弟和上过央视《中国好歌曲》的谢帝。 © CDC说唱会馆

如果说以往传统价值观底下的中国人，往往都是在为他人活着，那么现在年轻的一代则是“为自己的人”，即便女生也没有“女为悦己者容”的包袱，也不需要那种理由来为自己的行为正名——他们就是为了取悦自己，而不是别人。自己，是他们花心思最多、也最喜欢的人。

虽然这也会带来新的问题，但也许只是阶段性的症结，何况这种自我解放与自我实现的趋势不会就此停止。一个理想的社会，理应当是让每个人都有充分的机会发挥出他们最大的潜力，这势必也会让社会整体上变得更美好。

相比起以前几辈人那种总是为了父母、配偶、子女而活着，直到晚年才有机会发现自我的人生，也许应该祝贺年轻的一代那么早就有这样的觉醒。“看脸”仅仅是这种自我意识觉醒的一个表征，并不值得为此而过度反应，也许未来会证明，他们只是做了父辈们没有机会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