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
诗史交织的古代文人折腾录
白居易的《琵琶行》有文，“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琵琶女的经历确实曲折，但在白居易的视线范围之内，他肯定接触过更穷苦、更可怜的百姓。为什么唯独琵琶女这个陌生人会让他泪湿衣襟，而且还要专门为她写一首长诗？
重点在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通读全诗，我们会发现，白居易的人生轨迹，和琵琶女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刻苦求学，功成扬名，巅峰过后，繁华落尽。
对于琵琶女，白居易不是简单的同情和怜悯，而是在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诗人不禁感怀生情，这才主动“翻作《琵琶行》”，写倡女的幽愁暗恨，写自己的惆怅苦闷。将身世之感，融入字里行间，是《琵琶行》和《听颍师弹琴》《李凭箜篌引》最大的区别，也是诗文传唱不衰的秘诀。
宋之问的《度大庾岭》和《渡汉江》，这两首诗中，同样都有“不敢”二字。
“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这两首诗分别写于流放和回京途中。流放时为什么不敢恨长沙？，是担心言多必失、触怒天威？回来时又为什么不敢问来人？是害怕故人相见、耻为戴罪之身？
我们同样要结合宋之问的生平经历来看。宋之问的一生，可以说罪孽深重，毫无风骨。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不惜攀附权贵，连连变节，甚至为了加官进爵，竟然出卖收留自己的恩人，导致恩人全家被抄斩。坏事做尽，总会心虚。
正当壮年的宋之问，流放岭南，路经大庾岭，回望中原之时，心里应该有过忏悔，也有过敬畏。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咎由自取的宋之问，一心只想早日回京，哪里还敢心生怨恨。
他从泷州潜回，遇见故乡之人，很想打听家人近况，却担心罪孽深重，已经祸及至亲，迟迟不敢开口询问。恐惧，羞愧，内疚，悔恨，百感交集，五味杂陈，才让谪迁路上的宋之问，获罪却不敢恨，思乡却不敢问。
因为有了这些古人，有了这些作品，我们才有了“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的可能。但这些古代文人，离我们都十分久远，在历史的沟壑面前，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诗人本身呢？
古代文人，大多命运多舛，仕途坎坷，有的甚至布衣终老，死后都无钱安葬。于是，有人便给这群落魄书生，统一贴上“怀才不遇”的标签。不管是科举落榜，还是被贬外放，都认为是帝王之失、朝廷之过、时代之错。
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
孟浩然，唐朝诗人中“仕隐两失”的典型代表。一边自称“逸气假毫翰，清风在竹林”，向往竹林七贤般悠游自在的生活；一边又说“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埋怨天子没有识人之明，最终“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
据现存史料记载，孟浩然的一生，至少错失了三次良机：正经赶考，他未能及第；面见玄宗，他出言不逊；刺史约他进京，帮他谋取功名，他却喝得酩酊大醉，耽误了行程……
很明显，孟浩然的确“怀才”，但并非“不遇”，他的悲剧，是性格使然，与时代无关。
一首《登幽州台歌》，写尽了失意者的孤独与寂寞。年轻的陈子昂，曾深受帝王赏识。
进士及第后，武则天见他博古通今，文采斐然，便授为麟台正字，不久又改任右拾遗，并在诏书中大为褒奖，称“梓州人陈子昂，地籍英灵，文称伟晔。”
但是和玄宗优待李白一样，武则天欣赏的，也只是诗人的文章，并没有依仗他经世济时，治国安邦。正因为如此，陈子昂的诗句里，既有“不遇”的悲哀，“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日复一日，幽兰无人识；也有“知遇”的不幸，“多材信为累，叹息此珍禽”，木秀于林，才高必累身。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一生，不是简单的“怀才不遇”，还有“遇而不得”和“得而不幸”。这般错综复杂的生命体验，又岂是一两个标签能讲得清、说得明？
有些人执念太深，极度迷信“文如其人”，总认为才华超群的文人，也必然无所不能、近乎完人。真是冤枉作者了。文人不是超人，做不到十项全能。
晚唐的温庭筠，曾担任国子监博士，主持秋试。他对所有考生，都一视同仁。放榜之日，他办了一件大事，将考生的作文和成绩，同时张榜公布，告诉朝廷和百姓，本次大考是“以文判等”，而不是“看人给分”。
此举深受寒门学子欢迎，却因为无视潜规则，得罪朝中权贵，几个月后，温庭筠就被赶出了京城。以半生仕途为代价，换取一场考试的公平，温庭筠的这份胸襟，令人肃然起敬。
但谁又能想到，铁面无私的温大人，也曾经是问题青年，甚至劣迹斑斑。他连续多年在考场之上捉刀代笔，帮人作弊，最终以“扰乱科举”的罪名，被朝廷拉入黑名单，终身禁考。
入仕无望的温庭筠，先是流落江湖，后又求职幕府，还在扬州的青楼，屡番醉酒闹事，被巡街的武侯打碎了牙齿，一时斯文扫地，“人皆鄙之”。
直到花甲之年，在宰相徐商的关照下，他才进入国子监，谋了一份差事。这样的温庭筠，可能会让你大跌眼镜。
但行为上的污点，丝毫不会影响，他对晚唐诗词的贡献。“梳洗罢，独倚望江楼”“千万恨，恨极在天涯”，这些经典名篇，一直在流传。
天才不一定是全才，文品不等于人品。如果崇拜一个古诗人，就看不见他的缺点，还不允许有任何差评，那么他的形象，只会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虚幻。
有一为现代大家，曾经在书中这样评价杜甫，就是杜甫可以称为“诗圣”，但绝对算不上“人民的诗人”。
他的理由是，杜甫的诗文，都是站在朝廷的立场，替统治者发声。
我衰易悲伤，屈指数贼围。 劝其死王命，慎莫远奋飞。
这是杜甫的《甘林》。遍地狼烟，税赋重于山。杜甫同情诗中的老者，拿出自己的粮食，帮他解了燃眉之急。但同时，他也郑重提醒：“一定要听从朝廷的命令，做一个安分守己的顺民。”
路经新安时，杜甫遇见军队抓壮丁。他上前安慰村里的老人：“别担心，孩子们的徭役都很轻，而且这是正义之师，主帅会像父兄一样，爱护他们的士兵。”
从这两首诗看，这位现代大家的评价，似乎有一定的道理。杜甫虽然同情穷苦百姓，但他将改善百姓处境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统治者的英明神武和励精图治上，不支持民众任何形式的斗争和反抗，甚至在多个场合，充当官府说客，希望大唐的百姓，永远效忠朝廷。
杜甫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他是名门之后，始终以家世为荣，以天下为己任，从小便立志“致君尧圣上，再使风俗淳”，尽管半生贫病加交，颠沛流离，先历战乱，后遭贬职，但忠君爱国之心，至死不渝。
不只是杜甫，所有的古代文人，一旦身处乱世，在同情百姓之余，更多的言行，都是在拥护天子、支持朝廷。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心系苍生、忧国忧民。这是时代的局限，与诗人无关。
即便最具民本思想的孟子和荀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也不过是以施行仁政的名义，来巩固君王的统治，与今天的民主意识，不可同日而语。
圣人尚且如此，何况这些一心想成为天子门生的读书人？当然不能用民主社会的标准，来评价封建社会的诗人。
再者，对于杜甫来说，他用尽满腔热血，追随朝廷，关注百姓，“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终年都在为民众担忧，一想到他们的苦难，心里就焦灼万分，这份赤子之心，足以感人至深。
恩格斯曾说，“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
在希腊神话中，宙斯是至高无上之神，从学术成就而言，歌德与黑格尔已经达到巅峰。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和普通的德国人，并无二致。
古诗人也是如此。他们用如椽巨笔，写就经典无数。但只有完美的作品，没有完美的个人。褪下诗人的光环，他们也是普通人，能力会有欠缺，性格会有短板，道德也可能不完美。这才是历史人物的本来模样。
其实，包括古诗人在内，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有其独特性和复杂性。对他们的评价，不能一味神化，也不能全盘抹杀，更不能简单、粗暴地贴标签、画脸谱，以致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只有将他们拉下神坛，复原为身边的普通人，以平常的眼光审视，以对等的身份交谈，像结识朋友一样，欣赏优点，包容缺点，然后，才有可能走进他们的内心，读懂他们的人生。
对于遥远时代的诗人，我们需要做到以上这些才能更加深刻的感悟他们留世的作品。作家叶楚桥洞悉到当代青年对古人生平与诗词理解的割裂感，萌生了做一本““古代文人折腾录”的想法：
当我第一次接触到《世说新语》《新旧唐书》《唐才子传》《涑水记闻》这些史书、笔记和小说时，是很震惊的，顿时有眼前一亮之感。
很明显，这些古籍当中的史书，比教材中内容更丰富、更详实，这些笔记和小说，也更生动、更有趣。当然，笔记和小说中的记载，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有演义和虚构的成分，但它可以与历史参证，可以看成是一种补充和延伸。
然后我就想到，如果把这些历史、诗文、人物和故事作为食材，只要掌勺的人用心烹饪，把握火候，掌握分寸，那一定会做成一桌料足、色香、味美的大餐，老少皆宜，回味悠长，于是《我是人间自在客》就诞生了。
这本书讲述李白、杜甫、黄庭坚等二十一位文人以诗入世的恣意人生故事。从诸子百家到明清大儒，从孔孟之道到唐诗宋词，涵盖300余篇经典诗词文赋，在诗文里探寻历史，在史册中吟咏诗词。
恣意人生，他们高居庙堂，他们诗酒江湖。他们的故事开篇是：让我来拯救天下苍生。
流金岁月，他们倚马千言，他们不通世务。他们的故事结尾：不是我不行，是这个时代不行。
他们骨子里的炽热大于世故，以诗入世，挥墨自诩：我是人间自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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