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家言说〡洪涛：《格列佛游记》，一个现代国家寓言？

世界文学WorldLiterature · 公众号 · · 2018-08-27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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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涛，1968年生于上海，法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等。专著有：《逻各斯与空间 —— 古代希腊政治哲学研究》《本原与事变 —— 政治哲学十篇》《心术与治道》《〈格列佛游记〉与古今政治》；主编有：《历史与理性》《西方政治学说史》《经学、政治与现代中国》；译著有：柏拉图《政治家》、卢梭《论语言的起源》、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 —— 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鲍曼《寻找政治》（2006年）。任《复旦政治哲学评论》主编。

《格列佛游记》，一个现代国家寓言？

——《〈格列佛游记〉与古今政治》引言

洪涛

※ （本文为洪涛著《〈格列佛游记〉与古今政治》引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发表时，拟本题）

1945 年秋，因出版《动物农庄》名声大噪并初尝成功滋味的奥威尔，却作了一个惩罚性的自我判决——于英国北部赫布里底群岛中一个名为朱拉的荒凉小岛，租下一座废弃的屋子，以做一个“悲伤的、孤独的人”。奥威尔此举令人费解。《动物农庄》的倾向，尽管与英美战时绥靖主义政策不一致，就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知识界普遍左倾氛围而言，也不能说合时宜。但是，随着第三帝国的崩溃，苏联取而代之，成为西方主要敌人，《动物农庄》所讥刺的对象正是苏联革命，非常合乎这一即将来临的变化，该书甚至因之而被视作冷战开始的征兆。此书出版后受大众读者追捧，且为权力部门重视，并不令人吃惊。只是“成功”或“合拍”不仅未使奥威尔步入政治权力与荣耀的中心，反使他“自我放逐”于一座荒凉小岛。该岛气候严酷，于奥威尔病弱的身体而言，几乎是致命的。这究竟是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呢？据奥威尔本人的说法，朱拉岛将是最后一个受即将来临的极权政权影响、因而可被视作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奥威尔此说令人惊讶：法西斯主义不是已被击败、极权政权不是也遭覆灭了吗，奥威尔的国家——英国，在这场针对极权威胁的艰难的自由之战中，不是已经赢得最终的胜利了么？那么，他所谓“即将来临的极权统治”，究竟指的是什么：是《动物农庄》中影射的对象——还是，别有所指？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要到奥威尔《动物农庄》之后的其他作品中去寻找。在完成《动物农庄》这一政治意味“显豁”的寓言之作后，奥威尔意犹未尽。这部小说的成功似乎只是让他有了避居朱拉岛的机会，从而得以准备——他真正重要的——另一部作品：《一九八四》。然而，在《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这两部奠定其传世声望的小说之间，亦即在1946年，奥威尔还写了若干随笔和评论，其中一篇题为《政治VS.文学：对〈格列佛游记〉的考察》，发表在《论争》1946年最后一期。倘若想了解奥威尔有关极权统治的真实想法，而不是简单囿于“冷战”意识形态的解释——将这两部小说视作无论哪个阵营的思想武器，那么，思考如下问题就是必要的：何以他评论起了《格列佛游记》（下文或简称《游记》），仅仅因为斯威夫特是他所“ 最毫无保留地推崇的作家”吗？毕竟，此时的奥威尔已感来日无多，急于完成他自视最后且最重要的作品。

奥威尔及其作品《动物农庄》

《动物农庄》刚出版时，在知识界受到的批评多于赞美。批评主要针对小说的政治倾向。这些批评很可能引发了奥威尔对其文学创作与政治关系的思考。也就是在1946年，奥威尔还写了一篇题为《我为什么要写作》的文章，其中写道：“我在过去十年之中一直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这一夫子自道，或许可以让我们对奥威尔评论斯威夫特的原因，有一种推测：斯威夫特正是特别以文学方式从事政治写作和政治思考的这一现代传统的重要开创者。奥威尔《动物农庄》的出版，已使他的同时代人，诸如埃德蒙·威尔逊、库斯勒，纷纷把他的文学创作归诸斯威夫特所开创的传统。甚至艾略特，尽管对《动物农庄》中的具体观点颇有微辞，也视之为一本自《格列佛游记》以来极少数技巧纯熟且能让人保持阅读兴趣不减的寓言之作。

那么，奥威尔是否打算让他的关于斯威夫特的评论，成为业已完成的《动物农庄》的“注脚”，或即将着手的《一九八四》的“序言”？的确，斯威夫特容易使人联想起奥威尔被归属且他自己也认同的这一传统：在不同程度上拒绝现代哲学式理论体系的建构，倾向于以想象的方式触及时代的核心问题，以政治和文学作为其活动领域的椭圆形的两个焦点。但是，不能否认，奥威尔和斯威夫特在文风上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奥威尔的作品一直被认为缺乏“文学”式想象力而近于写实性新闻小说。即便被归属于寓言作品的《动物农庄》，也缺乏《格列佛游记》式的真正的喜剧性：后者直接承继了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传统，前者却并非如此。至于重要性远胜于《动物农庄》的《一九八四》，与斯威夫特式小说距离更远，它犹如一部纪实作品，毫无讽刺意味：只是严肃认真地记叙大洋国如何改造这位“最后之人”——温斯顿，以实现其理想、亦即完成旨在使人能够全然为权力摆布的人性改造。《一九八四》与其说是斯威夫特式的，不如说是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式的：呈现出一种“科学”式的严肃，无褒贬，不夸张。读者对《一九八四》中“大洋国”的反感，只是属于他们自己——源于读者自身固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想象力，而非源于奥威尔；而且，可以合理推测，也一定不乏将“大洋国”的治理术视作施政指南的严肃读者，正如不乏将《君主论》视作施政指南的读者一样。

《一九八四》

在风格上，斯威夫特和奥威尔似乎构成对立的两极：前者缺乏“平常的智慧”，却“具有一种超凡的想象力”；不同于在小说中从不自诩真实性而真实性却显而易见的奥威尔，斯威夫特在书中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声明其叙事之“忠实可靠”和“千真万确”，尽管没有比这种严肃声明，甚至没有比小说详载的年、月、日的确切时间，更让人意识到小说叙事的想象性和虚构性。

萨义德在有关奥威尔的评论中曾提及后者对现代政治的“愈益觉醒”，或许，这才是使奥威尔在1946年回想起斯威夫特的一个真正重要的原因。在亲历了战乱频仍、巨大希望和失望交织的20世纪上半世纪——在西班牙内战中，被右翼军人击中咽喉险些丧命，又从左翼分子手中死里逃生；在“二战”中参与了英国BBC的战时宣传，尤其在1945年2-5月作为战地记者赴欧陆目睹德国遭受的毁灭性破坏及德法平民的困厄生活——之后，奥威尔对囊括“左”、“右”不同色谱的现代政治，有了清醒、甚至绝望的认识。他有关《格列佛游记》的评论，是否源于这种“觉醒”而使之与斯威夫特有了某种同调之感呢——奥威尔在文中曾提及“斯威夫特的政治忠诚与其最终绝望之间的内部联系”？斯威夫特曾长期卷入英国革命后政治，最终离开政治中心伦敦，返回爱尔兰。从《格列佛游记》这部小说来看，他似乎比同时代人、甚至众多能有后见之明的人都更早、更好地觉察了现代政治的本质。这部小说起笔于1721年，英国革命胜利之后的第三十二个年头；小说主人公格列佛，迫于 “生意渐渐萧条”，上船做外科医生，远航东、西印度群岛的探险生涯的起始时间，在1690年，即 “ 光荣革命”次年。这些时间点似乎暗示了斯威夫特对革命后英国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