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燕斐：完善外部环境和条件 不断拓展绿色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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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乡村逐渐凋敝是在很多国家都出现的历史性现象。这是因为以传统集中式、大网络能源为依托的各类基础设施和相应的各类生产要素只有聚集在一起才能有效取得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但是，近十多年来，随着分布式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储能技术、动力电池、电动车、生态农业等技术的进步，农村广袤的空间不仅因其自然风光吸引着城市人口的回归，更重要的是，农村广袤的空间所隐含的巨量能源在技术和经济上都具有开发的可行性，甚至在农村居住和生活并达到与城市一样的生活质量，而且经济成本可能更低一些。

以光伏发电为例，100平方米的农村住房屋顶，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每年可生产电力约12000度，即每月可生产电力1000度左右，可以满足家庭中央空调、冰箱、电视、电炊具等家用电器、电动车、电动农机具等消费和生产装备的需要，其总投资约为25万元，可用25年。如以每度电1元计算，每年的收益率可达4%左右，比目前大多数金融资产的收益要高。尽管随着绿色技术的进步，农村生活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是可行的，但为什么只有少数农村家庭装上了分布式光伏发电装置，多数人没有重回乡村、居住在乡村呢？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分析，并需要在此基础上推进相关重大改革。

首先，公路（主要是高速公路）收费模式阻碍了城镇人口重返乡村，不利于推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中国公路收费模式是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并在90年代后 期广泛推广的。公路收费模式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公路的大规模持续建设，为中国交通业的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也带来了物流成本和人员流动成本的剧烈上升。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明显偏高，公路收费是一个重要原因。收费的公路把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隔离开来，迫使人们在城市就业的同时，不得不在城市居住下来。假设一个农民工在城市工业园区就业，如果住在农村，每天来回100公里，那么每个工作日的高速公路费约为100元，每月的高速费将在2500元左右。在目前的工资水平下，农民工是承受不起的，因此他们不得不住在城市里。取消公路收费应该从何着手呢？可以考虑由中央政府发行长期国债收购各地建设的收费公路，以低成本的长期国债置换地方平台用于融资建设收费公路的高成本的专项债、银行贷款和其他社会融资，这将节约大量财务费用。以全国收费公路债务余额约10万亿元、平均利率3%计算，用10期长期国债置换，每年可节省财务费用1500亿元。此外，原有的地方交通平台公司除了保留其公路维护功能外，可去除其他管理职能，这样人力成本、管理费用也可以大大节省。取消公路收费后，各地的收费站也可拆除，这将减少交通事故，加快通行，节约大量社会成本。那么，用于收购收费公路的国债资金如何偿还呢？可以考虑适当增加燃油费和适当提高电力终端价格来筹集还债资金，算总账，肯定能比目前的公路收费模式节约大量成本。本质上，公路联通全国，是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应由全国来统筹负担，这是符合道理的，因为由国家财政来负担相关支出和费用，成本最低，效率最高。

其次，不完善的农村养老保障和生育激励政策的不完善也不利于乡村全面振兴。 中国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约1.7亿，人均社会保障收入每月约200元。应当说，这个社会养老保障水平是很低的。它带来的经济后果是，除了春节、中秋、国庆、清明这些大假日，由于大部分年轻人在城市就业和生活，平时农村的现金消费是很低的。这就使得农村的经济活动除了农业劳动外都不具备规模效益，进而使得除了农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包括各类服务业都很难发展起来。如果农村的社保收入从目前的月均约200元提高到500元，即财政每年约增加5000亿—6000亿元支出，农村的经济活动将能大大地活跃起来，增加大量的就业机会。此外，2024年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出台生育激励政策。如果2025年能出台，假设每生育一个小孩，每年补贴10000元，直到孩子6岁上学，共补贴60000元，也将大大鼓励作为生育主力军的农村年轻人生育，既能活跃农村经济，又能减缓全国的老龄化少子化步伐。对生活在一、二线城市的年轻人来说，6年60000元钱也许算不上大钱，产生的激励作用有限，但对大多数农村年轻人来说，这个激励是足够大的。再次，农村各种权利的安排与城市的人为分割也不利于乡村全面振兴。户籍制度、养老和医保制度以及其他社会公共福利安排和公共支出将农村人与城里人人为的分割开来。除此之外，农村财产的权利也是不完整的。土地所有权不能自由交易，宅基地和其上的住房只能限于村民之间的交易。这种人为的分割当然是历史形成的，是由国情决定的，但客观上也限制了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流向农村的资金，除了国家财政支出外，只能是农民自筹的资金或其从金融机构借贷的资金，城市的剩余储蓄资金不能流向农村进行投资，农村的财产也不能得到公允的估价和收益实现。按照有关改革精神，在不损害农民住宅权益的前提下，城市资金可以通过租赁、入股、合作方式进入农村，如共建乡村旅游设施，或城里人获得相应的在农村居住的权利。城市资金的流入将会促进农村居住环境、建筑和住宅的节能化和宜住性改造，为绿色金融拓展空间。

从次，僵化的工业化时代的工作日制度也制约了乡村全面振兴。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工业化时代到来之前人们的作息制度。早九晚五，在狭窄聚集的空间里共同劳作是工业化时代人们的作息制度。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自动化、智能化机器的普遍应用，以生产线上共同劳动和协作为特点的制造业需要的从业人员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在服务行业就业。此外，数字化、线上化技术的发展和普遍运用，使过去需要聚集在一起共同办公的服务业人员现在可以线下分散办公、线上随时协作。目前普遍流行的工作日制度已经落后于数字化、线上化时代的需要。如果适当调整，根据行业特点，允许居家办公、弹性上班，一周只需一、两天集中办公，可以预见，大量的服务业劳动人口将会选择居住和生活在乡村。乡村烟火气多了，为乡村人口服务的各种工作岗位将会大量涌现，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将会转变为数字化时代的逆城市化，乡村全面振兴将指日可待。

最后，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多、特色农业深度不够也制约了乡村全面振兴。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国家将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包括分类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持续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公共充换电设施。在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方面，国家将大力发展绿色、特色农产品种养，推进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推进乡村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提升乡村旅游特色化、精品化、规范化水平等。这些政策的实施将有力地促进乡村振兴，拓展绿色金融的服务广度和深度。

总之，乡村振兴是一篇大文章。做好这篇大文章将为绿色金融发展开辟广阔道路。要着眼于美丽中国建设的宏伟愿景和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长期需要，既要有革命性的、突破性的思路，又要有扎扎实实、稳中求进、久久为功的具体政策和实施方式。

为了实现“双碳”目标，据估计，2060年之前，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将由70%的可再生能源、15%的核能、15%的化石能源（配有碳捕集和利用功能）组成；2030年之前，可再生能源占比将从目前的20%提高到25%。目前的能源生产方式和消费结构与在其上的产业结构及生活方式显然很难满足长远目标的需要，加快转型势在必行。

首先，必须调整和重塑产业的空间布局，以更好适应各地的能源禀赋结构 。当前，我国的能源和制造业结构的突出特点是，能源生产主要在西部和北方，能源消费主要在东部和南方，西电东送、北煤南运是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空间不匹配的生动写照。随着可再生能源比重的上升，这种能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东西矛盾、南北矛盾将更加突出，因为西部地区地势高、日照长，光电资源丰富，但随机性、波动性强，并不适合于长途运输。目前，我国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占总发电量的比重约为15%—16%，主要通过上网消化，已经趋于中心化的大电网的上网极限。由于电网传输的技术限制，如交流电远途传输需要保持转动惯量的稳定，要增加光伏和风能发电的上网量，就必须相应增加化石能源的发电上网量。也就是说，在目前的能源和电网结构下，要增加可再生电源上网量，就必须增加化石能源量，但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中的占比不会发生变化。

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在于发展与中心化电网相分离的分布式能源，当地生产当地消化。这就需要产业空间布局的调整和重塑。位于我国西北部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富集太阳能资源和陆上风电资源，可以发展高载能行业，如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高碳行业应尽可能从东部转移调整至这些地区。在西北地区建设和壮大以高载能行业为依托的工业园区，同时配套建设以分布式的光伏发电、风力发电为主的电力基地，当地发电，当地消化，或就地转化为绿氢、绿氨后在当地消化。在光伏发电、风力发电不足的情况下，由中心化电网提供园区所需的电量作为补充。在东部沿海地区，转移不出去的高碳行业，主要依赖海上风电、核电和具备碳捕获功能的化石能源。同时，在东中西地区，围绕生活用电的需要，应积极发展以吸纳分布式光伏发电、风力发电为主，辅之于电化学储能和其他储能方式的微电网、虚拟电网。其中，电动汽车作为可移动的储能源将发挥很大的作用。

其次，必须建立起有利于调整和重塑产业的空间布局的利益调节机制。 一是调整好中心化电网与分布式电源的利益关系。中心化电网主要靠向发电方收取电力过网费来获得收益。分布式电源越发展，过网电力越少，则中心化电网所受损失越大，越没有动力作为随时可用但用量有限的候补电力，补充用电方的需要。解决发电源与电网利益冲突的方式有很多。其中一种方式是价格机制，如适当提高过网费，以弥补中心化电网企业的利益损失。另一种方式就是鼓励双方相互投资，分享收益和风险。中心化电网企业可投资电源企业，对冲过网电量和收益下降的风险。电源企业也可以参股中心化电网企业，对冲发电上网不足和收益下降的风险。二是调整好东中西部的利益关系。做大经济蛋糕是地方政府的主要关切所在，也是当地人口的利益所在。将高载能、高碳行业尽可能转移到西北部，必将打破原有的东中西利益格局，这就需要在税收收入上缴、转移支付方面做出适当的调整。同时，可以考虑通过差异化的碳总量约束政策，促进高碳产业转移至西部，而不是转移至境外。

最后，要做好调整和重塑产业的空间布局的长期规划。 我国的能源和制造业的空间布局是长期、自然演化形成的。这种自然演化是温室气体排放的负外部性没有在市场机制上有效反映的结果。随着碳总量约束的到来和收紧，市场机制必然会反映这种产业空间布局重新调整的需要。产业空间布局的长期规划必须尽可能地前瞻性地预判这种变化，通过跟踪和引导重大低碳技术发展、高碳行业的技术规范和标准、重大产能项目的立项、审批和后评估等促进产业空间布局的优化调整。

受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影响，我国的能源资源价格管制程度较高，一直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以电力价格为例，我国用电终端的价格大约为每度电0.5—0.6元，美国约为0.9—1元，欧盟约为1.5元，我国终端用电价格显著低于发达国家。实际上，中国大量的贸易出口产品，以能源隐性补贴的方式使包括美欧在内的全球消费者受益，却把化石能源消耗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和各种污染物留在了中国。另以水价为例，南水北调的水从丹江口一路向北至北京密云，实际成本约为每吨6元。而北京消费者支付的自来水价格是每吨5元。这是南水北调沿线城市最贵的水价，尚且不能覆盖从丹江口至北京密云的水运输成本，更不用说从密云到各个家庭的水运输成本，何况其他城市。农业用水价格甚至更低，平均每吨用水价格不足1元。

价格反映资源的稀缺性，是资源配置的信号。价格信号失真，必然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和经济效率的降低。能源、其他矿产资源、水资源价格长期低于其成本，必然会产生错误的激励，导致资源的浪费性使用，降低了用户的节约动机和行为。在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潮流的时代，能源资源的价格形成至少要考虑三个成本组成部分：一是生产成本，包括采掘费用、财务费用、管理费用等；二是环境损害成本，即恢复原有生态环境的成本，对化石能源而言，至少包括矿山生态修复的成本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或碳价格；三是公正转型的成本，即能源资源耗竭后，所在企业职工和相关社区人员转向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但仍保持原有生活质量的成本。目前我国的绝大多数能源资源价格，最多只能覆盖第一类成本，即生产成本。

完善我国的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可以考虑采取几种方式。一是在现有矿产资源税的框架下，扩大矿产资源类型和范围，较大幅度提高矿产资源税率。具体可以由资源所在地省级政府实施，建立类似于主权基金的省级产业绿色转型专项基金，收取的税收存入产业绿色转型基金，主要用于投资生态修复、环境保护和公正转型。二是设立全国性普适性的碳税，由中央政府统一征收，碳排放企业缴纳，通过转移支付给省级政府，重点用于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产业绿色转型和公正转型。三是完善碳排放权市场、水权市场、排污权市场，在权利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对初始权利进行拍卖，获得的收入用于建立和积累中央或地方的绿色转型基金，重点用于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产业绿色转型和公正转型。当然，也可以将这几种方式综合运用。

不管采取何种方式，最终都会导致燃料、电力、水价格的上升，微观上会增加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宏观上会促进能源资源的节约性使用，刺激能效水效提升等相关技术改造投资，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对于因能源资源性价格上涨而受影响的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国家财政可以给予适当的补贴，如降低小微企业的税负、提高低保人群的低保标准、提高养老金领取标准特别是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领取标准等，算总账国家和地方财政是不会亏的。这里特别需要谈到的是，我国电力终端消费价格的结构性缺陷问题，即家庭用电价格低于工商用电价格。从电力运输的角度，用户越分散，使用量越小，电网投资越大，单位电量的网络传输成本将越高，所以大多数国家的家庭用电价格都高于工商用电价格，只有我国例外。这就导致我国电力行业所谓的电价“交叉补贴”问题，即工商企业通过缴纳高于其实际成本的电费，补贴电费低于实际成本的家庭用户。其影响之一是，我国企业安装分布式光伏发电装置的积极性特别高，但可用的厂房屋顶光照资源有限；而家庭用户的积极性不高，但可用的住房屋顶光照资源丰富。中外正好相反。因此，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必须消除这种“交叉补贴”问题，激发出中国家庭用户特别是农村家庭用户安装分布式光伏发电装置的积极性，而广大的乡村正是可再生能源发展潜力最大的地方。

作者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一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