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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二十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

日本人如何看待二十年的经济停滞？中国人又如何吸取邻国的经验教训？ 《失去的二十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来自日本亲历者池田信夫最犀利、最深刻的反省。读者可以看到日本人是如何清晰解读其来龙去脉的。作者其经济学家兼媒体人的双重身份更是赋予《失去的二十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独特的洞见，他从日本的现状、历史、经济学角度出发，颠覆了世界对日本经济的很多传统看法。

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池田信夫 译者：胡文静

目录

前言

第1章

经济陷入长期停滞

经济长期下滑

出口立国模式的“猝死”

没有希望的国家

第2章失去的二十年

问题出在哪儿

如何看待20世纪90年代

第3章

经济政策的局限

财政政策的缺陷

金融政策的功与过

第4章

日式公司走向终结

公司是谁的

日式官僚社会的构造

第5章

“制造立国”的神话

“磨合优势”失灵

2IT总承包商的末路

第6章

创新和经济增长战略

股东资本主义的必要性

回避风险到迎接风险

创新是什么

创造性破坏的可能性

第7章

不平等的真相

不平等出现的原因

新的身份社会

事后的正义

第8章

闲散富裕族

内部失业人员

蚂蚁的出路

第9章

终身雇用的神话

终身雇用是日本的传统吗

日式网络的局限

雇佣的组合模式

后记

序言

日本2009年的大选结束，民主党大获全胜。时隔15年，日本实现了政权的更替。300多个议席压倒性的胜利体现了日本国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日本政治失败、经济停滞不前的强烈不满。日本国民对现状的不满情绪表达得非常充分，但这种不满将把日本经济引向何方，却仍然不清楚。

虽已过去多年，但之前那次政权更替的情景总是出现在我的眼前。1993年6月18日，即宫泽内阁不信任案通过的那天，我正在NHK，碰巧负责国会实况转播工作。自民党分裂？事出突然，大家还以为是落语中的包袱，都在等着结句。但当听到会谈破裂，召开众参两院全体会议的消息时，转播车里顿时喧闹起来。那感觉像是听到历史车轮在轰轰前进。

日本，终于要重新振作了。我当时这么想的(估计大多数国民和我一样)。最高权力近在眼前，唾手可得，小泽一郎却选择弃自民党而去。没有风险，哪来突破？受他鼓舞，细川政权建立后没多久，我也辞掉了在NHK的工作。

但是，现在看看，结论下得过早了。10个月之后，非自民联合政府倒台，继而是自民党和社会党这样奇怪的组合上场。在野党不断分化，日本仍在“失去的20年”里徘徊。而这次15年之后，新诞生的民主党政权，能否让人们长久以来的愿望变成现买呢？

现在做结论似乎为时尚早，但从民主党的宣言书中，确实看不到多么令人可喜的期待。16年前小泽宣称要建立“小政府”，而现在鸠山民主党则提出儿童补助金等措施，希望重新分配国民收入，建立“大政府”。但问题是，如今日本社会闭塞的现状和问题，通过寻求这种结果上的平等就可以得到解决吗？

从世界范围来看，日本国民的平均收入属于高水平。即使是“穷忙族”(working poor)，年收入虽然只有200万日元，却也是中国人平均工资的：5倍。但与此相对的是，日本年自杀人数已经连续11年超过3万人，这个数字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混乱期还要高。平均每10万人里就有23．7人自杀，自杀率位居世界第八，比G7中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高。所以我认为，日本当前的问题并不在于收入水平的高低，而在于日本长期的社会停滞导致人们渐渐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他们对未来深感不安，这种不安感在不断扩散。关于时代的闭塞问题，早在100年前，石川啄木就曾写道：

围绕着我们青年的空气是不流动的，纹丝不动的。强权势力遍布国内。现代社会的各类组织也在发展延伸到每一个角落——它们不断走向完善的过程也就是这种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日益显现的过程。

这是他在“大逆事件”@爆发大受打击后写给《每日新闻》的稿件中的文字，只是当时并未刊登出来。之后，幸德秋水等人被处以死刑。第二年，年仅26岁的石川啄木也离世远去。再后来，整个日本被军部引到了一条毁灭的道路上。现在这个时代，应该不会再发生同样的悲剧，但是置身闭塞时代的那种窒息感，那时的啄木和现时的我们是无异的。

2007年，自由职业者赤木智弘这样写道：“打破这种闭塞状况，为社会重新带来流动性，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战争。”在他身上我好像看到了啄木时代的青年将校急于打破闭塞状况去做“暴走族”的身影。当然赤木并非真的希望战争，但他希望靠个人自身的努力从闭塞的社会中逃脱的焦虑，同啄木是一样的。

要是在40年前，年轻人或许就选择加入学生运动了，而现在，这种激情已然失去。因为现在已经没有能让他们激情澎湃的“理想宏大的愿景”了。在现实社会中，被社会主流排除在外的年轻人，只有在网吧里，在2che的帖子上构建自己的虚幻空间。

在经济高速成长期，人人都有机会，人人都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就会有回报，但是现在这种“抢板凳”的游戏已经结束了。正式职工的凳子全被老一辈的人占据着，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只能选择一辈子当自由职业者，漂泊无依。

面对这样的情况，当前人们的观点大致分为两派：一派建议和工会联合，另一派则提议像赤木那样寻求“战争”。前者看起来好像非常有建设性，其实并不能带来什么。因为他们所要依靠联合的工会，就是那群占着椅子不愿下来的人，有时工会也许会出于同情让你临时容身，但绝不会将椅子让给你。赤木认为唯有将整个“抢板凳”游戏体制全部摧毁才能解决问题，这一观点看似要引发混乱，其实把握到了问题的本质。

或许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况并不是所谓的周期性经济萧条，而是像啄木若干年前窥到的那样，是大变动的开端。经济从发展到停滞，而后衰退，这是每一个国家的必经之路，而我们现在走到了最后一站。若能适应这样的变化，做到节制有度，倒也能质朴地生活，还顺应了绿色环保的潮流。日本是否也会像欧洲那样渐渐走向一个沉静有序但有阶层差别且阶层固化的社会呢？大部分的文明，好像都是这样步入成熟的：毅然抛掉明天会比今天更好的期待，学会知足常乐，然后意外地发现长期停滞期的生活也还算舒适安逸。不知是幸还是不幸，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已经有这种倾向了。

针对目前长期停滞的状况诊断开方本是经济学者的工作，但在日本，有关政策性的问题经济学者们是一概不参与的。或许他们认为经济学者就应该写学术论文，这类偏重经济评论的工作应当交给那些经济评论者。但经济学本来就是一门“经世济民”的实用性学科，纯粹的理论研究没有任何意义。记得凯恩斯曾把经济学者比做牙医。

经济学者和牙医唯一不同的是，他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解决经济问题。就像驾驶技术，这是需要大部分人掌握的东西，但开车的人没有必要知道车的制作过程。同理，并非要求每个人都要去写经济学论文，但总还是需要懂得经济原理的人，特别是政策的相关负责人、法律方面或是行政方面的人员。如果没有大学式的学科知识积累是会出问题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播浅显易懂的经济学知识、为政策提出合理意见，这些事情和研究学问一样重要。凯恩斯在给他恩师马歇尔写的悼文中就曾说经济学家的本职工作就是写实用手册。

所有的经济学家应当把著书立说的荣誉交给亚当·斯密。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此时此事写实用手册。在历史的不断变化中写的小册子，就算有幸获得了不朽的声名，那也不过是抓住了当时的偶然。

(《人物評伝》)

现在的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产业结构和雇用体制已然走到了死胡同，目前面临的是涉及整个经济体制的问题，若仅从金融、财政等宏观政策层面着手或是仅看成劳资纠纷问题的话，是找不到出口的。日本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停滞不前，眼看着“失去的20年”也要走到尽头，我们还看不到出路。

政治家也好，握有实权的官僚也好，都没有意识到摆脱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才是问题根本所在。这不免让人忧心忡忡，或许日本还是无法重新振作？还要再等上一个10年？现在还有人知道葡萄牙曾经是世界的海上霸主吗？听莫扎特音乐的人们会了解当时的维也纳是整个欧洲的中心吗？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像日本这样的小国，即使有过短暂的辉煌，也终会被迅速遗忘吧。

上述这些思考我曾在博客或是杂志上发表刊登过，而这本书则是经过全面整理后作为日本经济论书重新同读者共享。书中的内容，涉及现代经济学常识时，我力求解说的简明扼要。书中不涉及过于艰深的专业性话题，有一些专用术语在每章结束后的“延伸阅读”中有详细解说。这本书若能起到“实用册子”一样的作用，让更多人了解一些经济学的常识，笔者将深感荣幸。 2009年9月

后记

日本已经是一个经济发展成熟的大国了，要想维持经济持续的高速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现在人们也未必期待它的高速发展。据多份调查数据显示，人均GDP和“幸福度”没有太大关联。日本的人均收入水平很高但是幸福度指数在世界上的排名为90位左右。较之单纯的财富增长，更多人期待的是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的公平。所以现在这个时期，不能只想着怎么去增加收入，而是应去考虑如何提高生活质量。
经济学从单纯的功利主义出发将幸福(welfare)和财富(wealth)视为等同，所以一直以来经济学的目的都是在追求资源分配的效率问题(也就是实现财富的最大化)。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行动经济学的实验已经证明更多人更看重的是公平而非效率。经济学一直将效率和公平分开讨论，但实际上这两者是一对矛盾。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日本正面临着的社会问题：不平等(身份不平等)。之前日本的年功序列体制之下实行的工资体系是企业同年轻的劳动者之间达成默认的契约：为提高年轻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向他们保证年老之后可以得到不平等(超过边际生产力)的工资以获得生活上的保障。在这里，效率和公平实现了统一：劳动者年轻的时候向公司里“存钱”，年老了从公司取钱，终其一生，达到一个平衡。这种公平是以劳动者的一生为单位的。

但是现在市场的变化周期的单位已经变成了几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想继续之前那种跨度长达几十年的契约就相当难了。再加上协约还是默认的，这意味着企业如果中途毁约，劳动者将无处申诉。所以日本的工会只有竭尽全力保障这种默认契约的延续，保障已签约的劳动者不被辞退，哪怕劳动者年事已高，已经成为公司的闲置人员。最后雇主选择了削减新进劳动者的雇用量这种做法，实际上这是将负担转嫁到年轻一代的身上。

劳动问题的特点在于其处理对象不是物化的产品而是人，所以处理这个问题时不能套用通常的市场机制。尤其是现代社会，已经告别了奴隶制时代，企业没有劳动力的所有权，所以和劳动者之间不是单纯的人身买卖关系而只能是长期的雇佣关系。但劳动力需求的变动以及技术革新的步伐越来越快，长周期的劳动力市场和短周期的最终产品市场之间这种周期单位的矛盾已经越来越尖锐。

这种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开始受到关注。就像摩尔定律揭示的那样，当信息技术的革新使得劳动力的剩余成为必然时，20世纪前半期形成的这种调节机制即工会已经无力处理了。此时进入人们眼帘的是资本市场带来的公司控制权的转移。企业收购本身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20世纪之初，像通用汽车这些垂直统合型企业也是企业收购的产物。只不过在当时，企业收购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扩大企业规模，扩大经营范围，用“看得见的手”实现市场支配的一种手法。

但是80年代以后，出现了LBO这种形式，其目的是缩小企业的规模，将资本集中于核心部门，提高资本使用效率。由于这种行为破坏了劳动者和企业之间默认的契约，所以引起了很多批评的声音，认为企业夺走了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但是迈克尔·詹森认为，为应对瞬息万变的资本主义，企业有必要打破之前的那种契约进行企业收购和卖出。

可是日本的资本主义却恰恰相反，将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的默认契约置于优先地位，完全不考虑资本效率的问题。这一方面与交叉持股带来的股东对资本效率监督力过弱这一问题有关，更基本的原因在于日本的公司一直以来都是以劳资共同体这一形式运行的。

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种企业系列体制能灵活应对市场变动，是日本竞争优势的源泉。这种企业调整机制在应对资源价格还有需求水准出现变动这种渐变式的变化方面显得游刃有余，但对现在信息产业中国际分工的构造变化以及新兴国家制造的超低价冲击却无能为力。这时能够通过解体或是重组既存的企业，实现新旧企业更新换代的是资本市场机制。可是日本的劳资双方对这种变化都显示出极度的恐惧。

日本的经团连一直以来极力反对海外企业通过股票交换并购日本企业，并将2005年通过的公司法的修改的有效期又延长了2年。他们害怕外资进来是因为日本公司的资本效率(股票也一样)过低。用Google公司一成的股票就可以通过股票交换将整个日立集团买下来。

日本的经营者和工会串通一气在削减公司新进员工一事上达成一致，将非正式员工作为调节缓冲的工具。结果就是现在日本社会的身份不平等固定化的问题：出现了“新士农工商”等级。但是政治家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只是一个劲儿地关注眼前的问题，以“景气回复”、“缩小差距”之名，实行低效浪费的财政支出。现在重要的不是对差距已经趋向缩小的收入进行再分配的问题，而是对资源进行再分配，资源分配问题才是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所在。最关键是要把人才从衰退产业中解放出来，实现人才向成长产业的转移，另外还必须重整竞争力低下的企业，调整产业构造以适应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要求。

“二战”后日本的制造业高速发展，竞争优势明显，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承担起财富再分配这一职能的是政治，官僚机构的权力也正是来源于此。但是到了90年代，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带动日本经济发展的出口产业受到了全球化的威胁，竞争力大不如前。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还延续之前的“政治分配”，就会出现下代人为上代人买单的局面，上一代人享受了经济发展的果实之后，拍拍手走人了。现在日本社会上年轻人之间弥漫的闭塞感也正是源于他们对上一代人的不信任。

所以现在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期，必须改革这种不公正且低效率的经济构造。实行再分配需要有经济发展做资金保障。所以这里首先需要能够确保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而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在于(如本书所论证的一样)人们对于未来的不安。要消除这种不安，唤起整个社会的生机，就必须让人们重拾信心，让他们相信人人享有机会，相信付出努力就会有回报。

这里不需要巨额的财政支出，需要的是重新审视“二战”后延续至今的产业结构。要改变这种僵硬的资源分配体系，通过规制改革和制度重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作用。要意识到这种政治主导的产业结构已经过时，撤去种种既得权利，发挥市场的作用，淘汰效率低下的企业。另外现在这种效率低下且欠缺公平的福利政策是无法实现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和保障的。唯有负所得税那种透明的制度才能实现持久有效的运营。

“改变官僚主导政治”，这是改革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正如本书所说，这种国家的形态源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之初，已经渗透到日本社会深处。这不是改变法律就可以解决的简单问题，可能要花上数十年的时间。而这首先需要日本的领导者认识到这种大规模变化的必要性，可现在日本还没能摸清起跑线在哪儿。

之前黑船来袭以及战败之际，每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总会有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出现，带领着全体国民一起进行彻底的改革。可是现在，不论是90年代的小泽一郎，还是2000年的小泉纯一郎，改革推到一半后就怎么也走不下去，或许经济高速发展期间留下的财富在客观上起到了缓冲的作用。但现在经济停滞延续10年之久后，这种缓冲资源也日渐枯竭，或许从今以后社会各界就能达成一致、协力改革了。所以对于现在的日本而言缺少的不是希望，而是逼迫人们穷则思变的绝望

其他相关书籍：

《日本经济金融史三部曲》（共3册） 《日美金融战的真相》 《失去的制造业：日本制造业的败北》 《安倍经济学的妄想》日本经济 经济学 平装 – 2015年

[日]池田信夫 等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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