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彻尊儒、朱熹谈北宋亡国

史料搬运工 · 公众号 · · 2024-09-25 17:45

正文

一些读书感想，未必对。

一

读沈刚 《晋朝的死结》 。内中说：汉武帝独尊儒术，绝非对周制的回归，“而是出于统一思想、清除黄老无为思想的需要，从而建设更为集权、专制的法家国家”。又说：两晋部分恢复了周制，“虽然士族政治严重削弱了晋朝国家的资源控制和动员能力，却具有时代的合理性。”晋朝的情况我欠缺思考，前者则严重赞同。刘彻用儒，专用公孙弘主父偃这类溜须拍马、毫无廉耻、甘做酷吏之徒。用太史公的话来说，就是专用“ 谀儒 ”。而得入《史记·儒林列传》的那些有底线有节操之儒，在刘彻时代普遍得不到实践理念的机会，甚至连表达的空间也被剥夺。

据钱穆理解，刘彻之所以独尊儒术，是因为“儒家高谈上古唐虞三代之治隆，太平之盛德，礼乐制度之美”，恰可满足皇帝自我成就的巨大野心，契合了“人主奇伟非常之意”。此说亦极是。黄老的诉求是皇权无为，少折腾官僚也少折腾百姓，以减轻法家专制政体带来的危害；儒学的诉求是皇帝有为，要将权力机器全面开动起来以造就盛世。对掌控着不受制约的无限皇权、且坐拥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一门心思要干大事的刘彻而言，当然儒学才是真正的 “可喜之新论”。换言之，刘彻究竟用谀儒还是用纯儒并不重要。只要法家专制政体这个大前提没有改变，“儒学+法家”的组合带给底层百姓的灾难，就必定大于“黄老+法家”的组合。

二

上周末在中信书店与张明扬兄聊他的新作 《崖山》 。书很好看，主旨是蒙元崛起与南宋亡国，聊天也非常愉快。两宋亡国的历史教训很多。如军队建设以对内镇压而非对外御敌为核心目的；如放不下恢复中原复仇辽金的执念，而先后两次轻率撕毁和约。但最重要的一条教训，我觉得还是朱熹的那句话：

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所以有靖康之难。

朱熹没具体解释这话，今人已很难知道他的真实意思。如果朱熹是在说北宋因失去了民心所以亡国，那我绝不能同意他的逻辑。毕竟，对秦制政权而言，民心从来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东西。众所周知，民心必须组织化，才能拥有具体而真实的力量。而以暴力或制度来消灭民间的有组织能力者，始终是秦制政权的重要施政目标。比如汉武帝以“徙陵”的名义，每隔十年二十年在全国范围内清洗一遍所谓的“豪强”，将那些有资产有声望有组织能力者从地方上连根拔起强制迁往长安周边。再比如北宋以“衙前差役”制度和户等制度，通过向富人摊派各种沉重负担的方式来逼迫百姓分家，成为小门小户实力弱小的“原子化家庭”。在民众必须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活的时代，皇帝更在意军队和官僚集团的向心力，而不是那虚弱且抽象的民心。

在我看来，朱熹这句话还隐含着另一种更可能的逻辑：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故此朝廷能够汲取到数额极庞大的人力物力——于是神宗、徽宗这些帝王就生出了大有为的野心——所以有靖康之难。这才是北宋亡国最重要的历史教训。这个逻辑，同样适用于南宋知识人对王安石变法的反思——如果没有王安石变法，神宗就没有办法丰亨豫大；如果没有蔡京这些人对王安石变法具体举措的继承，徽宗恐怕也很难有三代盛世再现的自信。

刘彻尊儒、朱熹谈北宋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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