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于石《访叶灵渊》云：“忽得幽人居，一室静且安。中有插架书，外有负郭田。种秫可酿酒，枕书时醉眠。”在诗中，负郭之田与好友、幽居之室、架格书、美酒共同构成了士大夫的理想生活场景。此处的负郭田即附郭田，又称近郭田、郭外田，是指邻近城市的农田。负郭是一个相对宽泛的空间区域，外沿没有明确的边界，内沿也并不完全以城墙为限，因为宋代很多城市不筑城。廖寅认为宋代城市的服务半径大概是三十里，这也刚好是城区与城外当天可以往返的距离，称之为“半程空间”。 朱宇强试图确定唐宋洛阳城负郭之地，他以城市居民一日所能获得的日常生产、生活所需基本物资为范围，认为负郭之地大致是距离洛阳城30～50里。这些空间范围可作为一个参照，但不宜限定死，因为负郭之地的范围受到地形地貌、城市规模、等级等因素的影响较大。早在先秦时期，负郭田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名词就已经出现，后逐渐演变为全社会追逐的稀缺资源。两宋时代，受到城市空间外拓、城市经济发展、城市人口增加以及土地大量兼并等因素的影响，负郭田的农作物种植、土地交易、耕作者、景观等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探讨这些变化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宋代农田多元形态及土地政策的认识，而且是深化理解城乡关系的有效路径之一。
一、宋代负郭田的经济作物种植
宋代是城市的大发展时期，表现在城区空间扩大、城市经济总量增加、城市人口膨胀等诸多方面，学界称之为“中世纪城市革命”。城市居民以士、工、商为主，作为消费者，其生活所需大多要由乡村供应，故乡村的农副产品是维持城市运作的重要保障。在城市所需的诸多农副产品中，粮食、药材、茶叶这类产品的保质期较长，可以长途运输，产地无严格限制，但如菜蔬、瓜果、花卉等这类保鲜期短的农产品，供应半径则受到地域限制。近城的负郭田，受到城市的影响最大，土地利用方式最先发生变化，表现在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大提高，故从这一意义上看，可以称负郭田为城市的“后勤供应基地”。下文将就蔬菜、瓜果和花卉三类典型的经济作物进行说明。
首先看蔬菜种植业。负郭田种植菜蔬的传统很悠久，魏晋时代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农业生产实践中，特别强调“地须近市”，认为农民应努力在“负郭良田”“近市良田”“近市负郭田”之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以便就近供应城市，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如《齐民要术》卷首“杂说”载：“如去城郭近，务须多种瓜、菜、茄子等，且得供家，有余出卖。只如十亩之地，灼然良沃者，选得五亩，二亩半种葱，二亩半种诸杂菜……”与粮食作物相比，菜蔬种植具有生长周期短、市场稳定、销售迅速、占地少、资金周转快、收益高等优势。两宋时代，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菜蔬需求量大增，使得负郭田的菜蔬种植业蓬勃发展起来。俞德邻《次韵陈教授见寄二首》云：“江城吾旧隐，今岁喜秋穰。一顷南山豆，千畦负郭姜。”这里的千畦负郭姜显然并非仅供自家食用，而是更多面向城市销售。在汴京，宋人陶谷记载：“汴老圃纪生，一锄芘三十口。病笃，呼子孙诫曰：‘此二十亩地，便是青铜海也。’”“老圃”即种菜老农，故纪生很有可能是汴京城外的菜农。宋代北方产粮区，3亩地才能养活1口人，纪生一家有30口人，需90亩地，而菜地1亩可养活3人，供养30人仅需10亩地。也就是说，菜园的收入约是同等面积粮田的10倍左右。今天北方农村谚语有“一亩园十亩田”之说，看来自古皆然。在临安城，负郭田上也遍植菜蔬，其中尤以“城东横塘一境种菜最美”。当地有谚语云：“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所谓“东门菜”，周必大解释为“盖东门绝无人居，弥望皆菜圃”。由于此门附近是大片菜地，还出现了“菜市门”“菜市塘”等地名。宋代拥有“负郭菜园”的城市，绝不限于都城。在抚州城负郭地区，赵蕃看到的景象是“不惟稻陇有佳色，菜畦苗叶相与昌。园丁采撷入城市，不用涤濯临沧浪。”水稻与蔬菜的田园风光交相辉映，而这些蔬菜要“采撷入城市”。在福州，城西负郭一带多产茄子，且种类多样，有紫茄、重茄、青水茄、白茄等品种。台州章安县，城门外的黄杜盛产干姜，品质颇佳。 鄂州崇阳县，县官张泳见有人自市场买菜而归，问之乃田家子，于是呵斥道：“若自有地，岂地不足以艺蔬耶？顾从邑而市之，真游惰者。”并笞而遣之。 这位懒惰的“田家子”所买之菜显然来自负郭地区。而如果城市与负郭地区正常的供应渠道受阻，则会影响到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如北宋末年，金兵南侵，为了军事防卫，汴京城“诸门尽闭”，导致“市无薪菜”。
其次看瓜果种植业。在负郭地区，瓜果种植是仅次于菜蔬的第二大经济作物种植业，其收益也较传统粮食种植业更高，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载“凡橘一亩比田一亩利数倍”，此说非虚。在汴京城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在此。……其岁时果瓜蔬茹新上，市并茄瓠之类新出。每对可直三五十千。诸閤分争以贵价取之”。可见瓜果与菜蔬相似，不仅交易量大，而且价格较为昂贵。瓜果贵在新鲜，故负郭田占据地利优势。在临安，东北艮山门外有一地名为月塘，“嘉熙间，潮水冲决不存，今复涨沙，就筑为塘，地宜瓜。有周姓者擅其利，土人呼月塘周家算筒瓜”。这些品质颇佳的瓜大致也是面向临安城销售。在地方城市，情况类似。如衢州，杨万里在《衢州近城果园》一诗中描写道：“未到衢州五里时，果林一望蔽江湄。黄柑绿橘深红柿，树树无风缒脱枝。”作者极目而望，城外负郭田上果林弥望，种类众多。在湖州，负郭地区有沈德和尚书园，“依南城，近百余亩，果树甚多，林檎尤盛”；又有章参政嘉林园，占地数十亩，“城之外别业可二顷，桑林、果树甚盛”；叶氏石林园，产杨梅，“盛夏之际，十余里间，朱实离离，不减闽中荔枝也”。这些园宅虽然带有私属性质，然近数十乃至百余亩的种植面积不太可能是仅供自家观赏之用，所产瓜果应是面向城市销售。在昆山县，城西三里处出产著名的杨庄瓜，“花尖俱小，而味极甘”，供应县城。在福清县，城北称为下洋的地方多产瓜，其小者谓之一楃青，是当地的名品。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最后看花卉种植业。宋代时，种花、赏花、簪花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全民化的活动。这种风尚在城市中尤胜。如在洛阳，每当鲜花盛开时节，都人“抵暮游花市，以筠笼卖花，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这种风尚大大刺激了负郭地区的花卉种植业。与菜蔬、瓜果类似，花卉也较传统粮食种植业更加有利可图。蔡戡《重九日陪诸公游花田》云：“瑞叶嘉禾亦旅生，琼田十顷足丰盈”，并自注释云：“土人卖花所得，不减力耕。”都城对花卉的需求量最大，因此在负郭地区形成了专门的种植区。在汴京，据孟元老言：“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间地。次第春容满野，暖律喧晴，万花争出。”这片区域集中于都城“左近”，每到春季，百花盛开。在临安，每到端午时节，“城内外家家供养，都插菖蒲、石榴、蜀葵花、栀子花之类，一早卖一万贯花钱不啻。何以见得？钱塘有百万人家，一家买一百钱花，便可见也”。仅端午节一天，全城花卉的销售额就可达一万贯之巨，足见需求量之大。临安城外规模最大的花卉供应基地是东西马塍，《咸淳临安志》载：“东西马塍，在余杭门外，土细宜花卉，园人工于种接，都城之花皆取焉。”宋诗多有描写马塍的诗文，如方岳《湖上》八首之二云：“今岁春风特地寒，百花无赖已摧残。马塍晓雨如尘细，处处筠篮卖牡丹。” 在地方城市，如苏州，“城东西卖（菊）花者，所植弥望，人家亦各自种圃者。……至秋则一干所出数百千朵，婆娑团栾如车盖薰笼矣”；广州，“城西九里曰花田，尽栽茉莉及素馨”；彭州，“（花户）皆以接花为业，大家好事者皆竭其力以养花，而天彭之花遂冠两川。今惟三井李氏、刘村毋氏、城中苏氏、城西李氏花特盛。……至花户连畛相望，莫得其姓氏也”。可见，地方城市负郭田的花卉种植业同样繁荣。
宋人张方平言：“货殖百物产于山泽田野，售之于城郭，而聚于仓库。……夫平居无事之时，使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这展现了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商货流通。其实城乡之间的“交相生养”在负郭之地表现得最为明显，负郭田上的经济作物种植不仅是这一地区耕作方式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且是对城市发展变化的积极“响应”，并为宋代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宋代负郭田的交易与经营
在宋人的认识里，负郭田多被认为是“良田”“美田”。如陈造《殖轩记》载：“士之居乡，能去彼取此，君子乐予之。吾友胡君元善，有田郡东西，以为旨甘之奉，资生之具，负郭者尤其良也。”书中明确指出负郭之田乃郡内最优。城市发展初期多是依托大型农业聚落，土壤肥沃、地形平坦、交通优越、灌溉便利且不易遭受洪涝之灾的地区更易聚集大量农业人口，故负郭之地往往是州县之内开发最成熟的地区，其土地自然也最为膏腴。李复奏《论虚名实弊》云：“以臣今亲见，所谓庶民之家者论之。臣居有邻人，承其父业，负郭有美田十余顷，衣食富足，不能力穑笃治，为人所怵。喜多田之豪名，罄索家资，又营远山之瘠田数十顷，欲人称其田之多也。远田无所得，常以负郭资之，岁久，因远而困，此求虚名而受实弊也。”作者以负郭田与远田的收益差异作为例子，劝说君主放弃虚名，追求实际利益。在李复看来，负郭对应的是美田，远山对应的是瘠田，这种对应关系虽有夸大之嫌，但仍有其合理性。对于城内田主来说，土地负郭也意味着可以就近管理。农学家陈旉指出：“要之，民居去田近，则色色利便，易以集事。俚谚有之曰：‘近家无瘦地，遥田不富人。’岂不信然？”展现了地近之优势。
如众所知，宋代推行宽松的土地政策，这不仅造成土地大量集中于权富之家，而且出现土地交易频繁的情况。辛弃疾言“千年田换八百主”，刘克庄亦有“庄田置后频易主”之句。不过州县之内不同地块的兼并情况应存在差异，负郭田因其膏腴、邻城邑、便于管理等优势，成为人们竞相购买的对象。如赵崇嶓《偶成》云：“负郭二顷田，贸易办丧祭。丧祭幸已周，啼饥坐终岁。长贫固非病，时运矧复尔。” 为了办好丧祭之事，百姓不得不将宝贵的负郭之田卖掉，最终导致生活困难。又，戴嵩年《跋漳浦李大忠微叔所藏书画尾》云：“岭表归来饭不足，负郭有田多未赎。何当卖剑成此谋，耕遍雨余春雨绿。” 由岭南归故土后，其仍念念不忘赎回负郭田。竞相购买必然导致负郭田价格昂贵且饱和度较高，甚至出现有价无市的情况。如南康军的萧景苏，想购买负郭田而不得，只得退而求其次，“得林地数十亩以供薪爨”。
宋代的土地买卖虽然有一套较为严密的交易程序，但交易过程中难免出现产权不明的情况，由此导致诉讼不断。负郭田因其珍贵性，出现产权不明和诉讼的可能性更大。如丞相王曾“少时谒郡僚，有争负郭田者，封畛既泯，质剂且亡，未能断决”，后郡将“验其税籍”，才判定了是非曲直。负郭田的归属之所以出现争端，乃是因为“界至不明”，而官员长期难以断决则是因“契书不存”，后在王曾的建议下，以税籍作为凭证，才作出公平的判决。豪强之家依靠权势，强行夺取负郭田，也是导致诉讼不断的原因之一。如士人孙次龙死后三十年，其子孙应龙“强善克家，乃改卜。得负郭田，惟兑食竭訾以庚之，又为豪右所夺，刑狱使者归其田，始克葬”。综上可知，土地交易虽然是宋代的普遍情况，但不同的地块应存在差异，负郭田因其膏腴、邻城邑的优势，人们对其的争夺更为激烈，故如交易频繁、诉讼不断、价格高昂等特点在负郭田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负郭田如此珍贵，不易获得，故成为各阶层竞相购买的对象。仅就负郭田与城市人群之关系而言，购买主体既有城市居民，又有城内的寺庙、学校、养济院、义庄，甚至官府。他们或为“子孙计”，以保障家族发展的经济基础；或为解决官员的生计问题；或为维持机构正常运转，共同繁荣了负郭田的交易市场。
首先看城市居民，购买者主要包括城市商人、地主以及官员等。这些人有的资金雄厚，有的拥有政治特权，是最有实力的购买群体。如张勰于靖康之变后南迁定居浙西，后“数航海，历交阯、勃泥诸国，其货日凑”，在依靠海运贸易富裕后“买田婺州郭外”，他放弃经商的原因是“吾向也不难自屈，惧填沟壑陨先人宗祀耳”。 看来张勰只是将经商当作跻身大地主阶层的跳板。宋代虽然商品经济繁荣，但受到“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思想的影响，商人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还是会购置土地，努力跻身地主阶层。城内经商的商人也会在城外购置土地，种植经济作物，以供应城内的销售。如荆湖南、北两路的产茶州县，“在城铺户、居民，多在城外置买些少地土种植茶株，自造茶货，更无引目收私茶，相兼转般入城，与里外铺户私相交易，或自开张铺席，影带出卖”。城市商铺户在城外买地种茶，这是一种新型的商业资本与土地结合方式，即商铺的经营者将生产与销售结合起来，他们既是负郭田主，又是城市工商业者。宋代时，城内也居住着不少地主，他们在购买土地时，也会优先考虑负郭田。如在陕西雍州，王氏世居于此，“并郭善田数百顷”。宋代的官员亦是如此，张守《送客》云：“南渡登舟即水仙，西垣有客思悠然。因君相问为官意，不买毗陵附郭田。”立誓为官不买负郭田。实际上，一些官员会以无负郭田来标榜自身之高节，恰恰是因为当时在负郭地区买田置地已成为一种官场风气。神宗继位之初曾下令：“今后诸处官员廨宇不得种植疏菜出卖，只许供家食用。”但到了熙宁七年（1074），变更政令为：“官员廨宇内外旧有空地或园池系本厅者，逐时所出地利听收。”这说明政府放宽对官员从事经营性农业活动的限制，这使得他们购买负郭土地以逐利变得名正言顺。在此背景下，大量负郭良田必定被官员购得。真宗时侍御史知杂事田锡就曾言“（大臣）不守廉隅，多置资产。……况近畿阛阓之间，悉大臣资产之地，好利忘义。”
再看寺庙、学校、养济院、义庄等。寺庙的经济来源，除了信徒香客施舍的香油钱，往往还有一些寺产收入。在城内的寺庙很多会将负郭田作为重要的寺产，如苏州长洲县的寿宁万岁院，“建院之民王氏，舍负郭之田五百八十余亩”；成都县的大中祥符禅院，有文学乡负郭水田七顷，“岁入租斛，月敛僦缗，以备蒲尼缮葺之费”。城内学校也会购置负郭学田，以保证学校的日常运作。许应龙《学田跋》载：“且久地遥多逋，土瘠易歉，又戒以择负郭膏腴市之，深图远虑。”养济院是收养鳏寡孤独穷人和乞丐之所，一般设在城市中，该机构也会购置田产以维持日常运转。以南昌县养济院为例，朱熹《江西运司养济院记》载：“凡增屋十有八间，并得故僧田六顷，又市钟陵、灌城两墅之田七十亩，岁收谷三百余斛，钱五万有奇，以充入之。盖自是以来，病而无归者多赖以全活。”钟陵乡和灌城乡为洪州南昌县的两个附郭乡。 这两则史料表明负郭良田也是城内学校和慈善机构购置田产时的最佳选择。大姓家族人口众多，为了收拢宗族，保障家族成员的生活，也常会在负郭地区购置土地，充作义田。最早付诸实践的是范仲淹，钱公辅《范文正公义田记》载：“范文正公，苏人也。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方贵显时，于其里中，买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族之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赡。”义田配合其他相应的救济举措，称之为“义庄”。南宋陈宓“市负郭常稔田若干亩，岁取其入以济乡之病而无药，死而不能葬者”，功效与义田类似。
最后看官府。官府购买土地，有的是充作官员职田。如天禧三年（1019）雄州官员李允则买近城民田八顷，“充通判、都监、幕职官职田”。有的则是用作支付募役钱，元祐中御史贾易曾上书参奏苏轼云：“先朝行免役，则以差役为良法。及陛下复行差法，轼则以免役为便民，至敢矫称先帝之意，欲用免役羡钱尽买天下附郭良田，以给役人。” 由王岩叟对苏轼的批评文字看，用免役钱购买负郭田的建议应该得到了哲宗皇帝的采纳。由于各级官府掌握着政治权力，获取负郭膏腴之田较普通民众更为便利，故这种交易很多时候带有强买性质。王岩叟在辩驳苏轼“尽发天下所积常平宽剩钱斛三千万贯硕，买田募役”之论时指出：“近郭之田，人情所惜，非甚不得已不易也。今郡县官吏迫于行法，或倍益官钱，曲为诱劝，或公持事势，直肆抑令。愚民之情，一生于贪利，一出于畏威，不复远思，容肯割卖。”可见诱劝、持势、强令等均是官府购买负郭田的常用手段。
负郭田大量被城市居民、寺庙、义庄、官府等购买，意味着很多自耕农失去土地，不得不另谋生路。这些人一般有两条出路，第一条是离开土地进入城市谋生。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导致很多自耕农失去土地，不过城市发达的工商业为失田者提供了大量谋生机会。与县内其他地区相比，负郭地区的失田者拥有前往城市谋求工作的便利，他们进入城市成为佣工、牙人、拦头、工匠、卖艺人等，繁荣了城市市场。朱熹《晓示乡民物货减饶市税》云：“照对近城乡民全藉将些小系税之物入城货卖，办籴口食。”可见近城乡民充当了沟通城乡经济活动的角色，其中有不少是失去土地的农民。第二条出路是成为佃农。购田者在获得土地以后，很多不会亲自耕种，而是将土地出租以获取地租。李新《醉中歌》云：“负郭二顷田，敛税三四石。” 可见负郭田多是用作“敛税”之用。再如买到八顷负郭田的雄州官员李允则，“望令见佃客人佃莳，岁纳课子”。在抚州临川县，市民王明“居廛间贩易，赀蓄微丰，买城西空地为菜园，雇健仆吴六种植培灌，又以其余者俾鬻之，受傭累岁”。健仆吴六和“其余者”应都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为了生计而不得不受人雇佣，成为佃农。
当然，并非所有的负郭田都会被大户兼并，有些守业较好的自耕农仍能在兼并浪潮中存活下来，不过其经营方式会受到城市经济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从事种植业的自耕农群体逐渐发生分化，其中一部分农民会放弃粮食种植业，转而从事商品性农产品的生产，成为种植经济作物的专业户。今开封繁塔内存有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的石刻，上有“菜园王祚，施菠稜贰仟把，萝卜贰拾考老”文字。又建昌军南城县的宁六，乃“近郭南原村”村民，“素蠢朴，一意农圃”。他们应是专务于蔬菜种植业的菜农，且土地仍属自己所有。类似的专业户还有花农、果农等，如扬州，“负郭多旷土，种花之家，园舍相望。最盛于朱氏、丁氏、袁氏、徐氏、高氏、张氏，余不可胜记。畦分亩列，多者至数万根”。还有一部分村民虽然仍从事粮食生产，但经济作物种植已经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赵蕃《鬻菜者》载：“早禾未熟晚尤迟，卖菜归来始得炊。”可见此鬻菜者本是种粮户，在农闲之际才卖菜度日，以补贴家用。总之，耕作负郭田的农民深受城市经济的影响，他们中的很多人脱离土地进入城市谋生，依托城市生活又服务于城市，在土地经营方式和职业选择上也更加灵活多样。
三、负郭田与负郭别业及坟墓
在宋代士大夫的诗文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负郭田常与负郭别业一同出现。用宋人的话说，就是“圃于田间，屋于圃间”。如范纯仁《章伯望郊居》：“独爱高居远市廛，檐楹轩豁对江天。门前一曲平桥水，舍侧千畦附郭田。”屋舍之侧即是负郭田。又范仲淹《依韵酬光化李简夫屯田》：“龚黄政事聊牵强，元白邻封且唱酬。附郭田园能置否，与君乘健早归休。”田与园似是一个整体，有田则有园，有园则有田。负郭别业是士大夫努力追求的理想生活。王安石《题仪真致政孙学士归来亭》云：“彭泽陶潜归去来，素风千岁出尘埃。……更作园林负城郭，当留花月映池台。却寻五柳先生传，柴水区区但可哀。”在此诗中，作者将孙学士比作陶渊明，其在负郭地区兴建园林则被理解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似的自在行为和理想生活。无独有偶，李曾伯在青词《新居修造毕酬愿》中写道：“负郭二顷，旧守先庐，有屋一区，新谋近市，葺修竣事，祓涤输诚。伏念臣逐粟四方，转蓬数载。和渊明之赋，田园久怅于荒芜。怀子云之居，风雨尚虞于凌震。”可见他在负郭之地建造新居也是受到了陶渊明的影响。
